摘 要：清代文学家袁枚一生高举“性灵”说，《子不语》是其小说代表作，描写鬼怪异闻，长于叙事，于诙谐犀利中讲述悲欢离合，借狐鬼写世情，集中反映了袁枚“自娱戏编亦真实”的小说观。
关键词：袁枚 《子不语》 小说 自娱 真实
清代袁枚与蒋士铨、赵翼并誉为“乾隆诗文三大家”，其诗歌、散文创作及其开创的“性灵派”，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作为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袁枚亦有小说代表作，即《子不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并称为“清代三大文言笔记小说”，是袁枚“性灵说”的形象演绎，反映了独特的小说观。
一、戏编以自娱
《子不语》共1022则故事，编写过程历经近四十年。它继承志怪传统，取材庞杂，描写人鬼、人仙的纠葛，设想之奇，用意之妙，往往为他人屐齿所不到。袁枚认为小说有“以妄驱庸，以妄起惰”的作用，即通过大量“游心骇耳”之事，让人产生恐惧、惊吓，从而改变其“庸惰”的心理习惯及行为处世方式，这与历代以来对小说教化劝惩的功能定位是一脉相承的。更为重要的是，袁枚更注重小说的“自娱”功能，强调“戏编”为主的创作方法，其言：
余平生寡嗜好，凡饮酒、度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1]（P1）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自娱”和“非有所惑”。所谓“非有所惑”，是将他创作这部“语怪”书的动机区别于干宝、王琰等人。如干宝作《搜神记》，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而王琰作《冥祥记》，则是为“释氏辅教”。袁枚曾明确说过，他不喜释道二氏之说，又不信相术、风水之类。既然“非有所惑”，那又何以要志怪呢？如其所云：“譬如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侏离僸佅，则耳狭。”在袁枚看来，怪、力、乱、神之事可让人丰富见闻，拓宽视野，为原本单调平淡的生活增添刺激和乐趣。其在《随园戏墨》自序有“余自戏编《子不语》”一语。当然，“自娱”作为一种创作状态，更有利于作者张扬个性、追求主体意识、展示个人才情。袁枚亦有诗《书所见》云：
人生行乐耳，所乐亦分类。但须及时行，个人自领会。我生嗜好多，老至亦渐忘。惟有两三事，依旧欢如常。携书傍水竹，随手摩圭璋。名山扶一杖，好花进一觞。谈文述甘苦，说鬼恣荒唐。[2]（P768）
袁枚认为，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读书、游览、创作”便是其一生所乐“两三事”，而其中“说鬼恣荒唐”便是撰述《子不语》的创作，这也是他借以“自娱”的最好证明。蒲松龄曾自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通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甚夥”，[3]（P1）此段论述亦是袁枚的真实写照。他把“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当作自娱自乐的活动，《子不语》即是其“嗜怪”而广泛搜罗，“记而存之”进而成书的结果。这是作者从个人性情、爱好兴趣方面谈论何以语“子不语”的原因，反映了其自娱的小说功能观，淡化了文学政治道德说教的社会作用。
二、故事来源、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真实性
《子不语》虽是袁枚戏编以自娱的志怪之作，却也明显继承中国古代小说高度重视真实性的传统。中国古代小说真实观源于先秦时代韩非子以民间传说故事为“小说”，以“小说”的来源和传播过程作为衡量“小说”是否真实可信之标准与方法的思路。[4]（P105-110）比如，《世说新语·文学》有记载曰：“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赋》，甚有才情。”[5]（P145）然而，这样一部流行受捧的小说，而后却只因谢安批评其误载其事迹言论而被社会所废弃，后来偶尔传写《语林》的人，也必定把之前误载的谢安言论删除，以保证小说的真实可信。
袁枚在创作志怪小说《子不语》时，从故事来源、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三个方面，保证了小说的真实性。
首先，从故事来源来看，《子不语》是袁枚“广才游心骇耳之事”“记而存之”，可见其小说故事皆来源于民间，而非作者凭借个人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虚构而成。小说中故事或是作者本人亲身接触，又或者是作者亲朋好友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而且大多都标明了故事发生的确切年月和地点，当事人的具体官衔、身份、社会地位。比如，《顾尧年》首言“乾隆十五年，余寓苏州江雨峰家”，[1]（P34）接着就具体叙述我在江雨峰家所见灵异事，作者在讲故事时首先交代发生时间，且是亲身经历之事。《灵璧女借尸还魂》首句点明故事时间和来源：“王砚庭知灵璧县事”，末句又补充其为“乾隆二十一年事”。[1]（P18）《观音堂》故事主人公是作者同僚，开头便是“余同官赵公讳天爵者，自言为句容令时，下乡验尸”，[1]（P17）接着就开始叙述作者同僚赵天爵在观音堂所遇奇事。《山西王二》首句便点出了故事来源：“熊翰林涤斋先生为余言”。[1]（P15）《军校妻》、《飞天夜叉》等都是关于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时身边所发生的神怪之事。再如，《波儿象》首句点名主人公身份：“江州布政司书吏王文宾昼寝，闻书室有布衣……”。[1]（P88）
其次，从小说内容来看，袁枚《子不语》亦反映了真实性。“子不语”三字源于《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6]（P71）袁枚何以要叙“子不语”之事呢？其序中有言：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然龙血、鬼车，《系词》语之。玄鸟生商，牛羊饲稷，《雅》、《颂》语之，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而内外《传》语此四者尤详……《周易》取象幽渺，诗人自记祥瑞；《左氏》恢奇多闻，垂为文章。[1]（P1）
可见，《周易·系词》、《雅》、《颂》、《左传》皆有对怪、力、乱、神的记录，“语此四语”，在中国不仅有久远的历史传统，而且确实有助于穷尽天地自然之变化，也有助于丰富文章的内涵，由此“立人道之极”，又与“圣人敬鬼神而远之”之理并行不悖。表面上看来，《子不语》所录故事尽是些神怪的悲欢离合、无稽之谈、异闻杂说，但事实上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揭露社会弊端、讽刺世态人情， 而且也不乏讴歌世人至情至善的作品。虽是“戏编”之作，却自有其严肃的思想意义和进步观念：一为“人不怕鬼，人定胜鬼”；二为“不喜佛道，不信风水”；三为“嘲讽理学，鼓吹情欲”，四为“抨击吏治，褒扬循吏”，五为“贬斥八股，批判科举”。
最后，从故事的表现形式也可以看出袁枚创作时也最大程度地向读者展现了故事的原貌。现代小说史家郭箴一先生有言：“清代作传奇及志怪书的风气又大盛，赫然占有社会势力者凡三大家：一为《聊斋志异》，以遣辞胜：一为《新齐谐》，以叙事胜；一为《阅微草堂笔记》，以说理胜。”[7]（P445）《新齐谐》即指《子不语》，其突出特色在于：以记事为主，少有记言，一般以一人一事或两人一事为主，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是在娓娓地述说着故事，很少有铺陈和形容。而且，记事时基本上都采用顺叙，偶尔加以补叙、插叙或追叙，倒叙则少见。此外，《子不语》不像《聊斋志异》在篇章之后都用“异史氏曰”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也不像《阅微草堂笔记》在篇章中出现一段“赞语”，借以抒发小说者的议论。《子不语》只是向读者展现故事的始末，至于当中所体现的意义，是褒、是贬，都留给读者去揣摩、评判。如此一来，就能充分让小说形象本身去表现生活的内涵，避免说教之嫌，而且小说形式也避免本身陷入史传形式的困境，保持故事的原貌和真实性。
综上可知，袁枚语“子不语”之怪、力、乱、神，“非有惑也”，亦是以自娱自乐、率性而为的心态来创作，肯定小说增添乐趣、丰富生活的社会功用，淡化了儒家诗教的政治道德功能，强化了文学娱乐个人的重要作用；虽是“戏编”的创作状态，却也重视故事的真实来源；借狐鬼仙怪的悲欢离合来反映世俗善恶；以客观叙述为主，少个人议论，努力向读者呈现故事的本真面貌。
注释：
[1]袁枚著，周欣校点：《子不语》，钟明奇校点：《子不语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2]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高华平：《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7]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化史丛书本），上海书店，1984年版。
（彭琴 湖北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