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以为，广东文学在近三十年以来，对于本土文化的表达相当薄弱，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有一度领先全国的“都市表达”，但就广泛意义的地域文化表达上，无法跟上欧阳山《三家巷》、陈残云《香飘四季》和秦牧《花城》等文学前辈的步伐，与“北上广”的经济地位落差极大，长期在全国地域文学表达方面处于弱势。就此意义上说，张欣、吴君、吴学军的几部近作，既是一次地域文化的成功表达，也是广东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我将三位作家的努力视作具有标志意义的广东本土叙述意识的苏醒与坚持。
一口气读完吴学军的长篇小说《西江夜渡》（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平添意外惊喜。作品有人物、有情节、有冲突、有地域特色。可以说，篇幅不长，却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各个元素，而且作者控制得比较好，对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比较好的把握：张弛有致、繁简有序。抒情处，分寸恰到好处；情节点，果断把握节奏。犹如，传统戏曲中小乐队里把握舞台节奏的首领，拿捏到位，把握火候——这可能是小说好读的关键所在。关于长篇小说，论述很多，一种说法我记忆深刻：好读并有益。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尤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作家吴学军做到了这个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我另外一个意外，即对佛山地域文化的本土表达。
应该看到，吴学军具有本土文化表达的自觉意识。《西江夜渡》的定位是“一部抗日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依托于佛山南海的历史文化背景，再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珠三角的抗战传奇与风土人情。”（作品扉页内容介绍）需要进一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依托”的艺术表达并非简单地方背景的交代，而是将佛山南海极富地域特色的山川地貌、民俗风情、历史渊源与当时的抗战形势、小说的情节发展，比较好地融为一体。在我对佛山的有限了解中，几乎所有知名的地方文化元素都进入了这部长篇小说：自梳女、武术馆、扒龙舟、九江双蒸、西樵大饼、双皮奶、东坡甘蔗诗、“小广州”、四大名镇，等等。其中，一些地方元素与小说的融合既自然又十分贴切地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甚至不仅从外部也从内部推动着小说的发展，成为作品刻画人物、建构背景和叙述动力的有效资源。比如，一开场，女游击队员登场亮相，三个元素交织：中山大学学生、自梳女装扮、佛山武馆徒弟，立刻形成独一份的本土特色，而且不是披上去的外衣，而是进入作品核心情节不可或缺的内涵，与小说传奇紧密相连，并为后面的情节展开埋下伏笔。比如，两次逢凶化吉的武馆同门相遇。值得称赞的还有，作家对佛山山川风貌和小说情节的融合处理。日本特高课的前截后堵，游击队的声东击西，如何在地形道路的选择中使得情节跌宕起伏，如何在叙述节奏的变化中穿插民俗风情，又如何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刻画抗战女英雄群像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作家吴学军煞费苦心，匠心独运。没有对佛山山川地势、历史渊源、本土文化的了然于胸，就不可能有一幅抗日战争时期的“佛山风情图画”，就不可能有一尊感人的广东抗战女英雄群像。
所谓广东作家，比较其他省份略有不同，大致有三类，完全本土的；青少年甚至童年迁徙来的；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的。他们的创作又可以分为三类：完全本土生长的；本土生长却向北方致敬的；外来入籍却一心向南方致敬的。不过，虽然出处不同，但广东的一个好处是：英雄不问出处，笑迎八方来客。商场如此，文坛亦是。吴学军显然属于第三类作家。作为外来的小说家，吴学军迅速进入本土，进而表达本土，在有效地吸收了影视剧情节快速推进，以及中国传统戏曲情节陡转、化繁为简的洗练笔法的基础上，成功地融进本土元素，她的努力、她的方向、她的艺术准则与价值观，我击掌肯定！因为，《西江夜渡》明确昭示：本土元素不但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标志特色，而且可以成为艺术的有机部分。明乎于此，这部长篇小说的本土叙述也就超越了作品本身，从而具有了广东文学界本土表达的特殊意义。
深圳作家小说因为深圳而值得玩味，因为深圳是一个暴发户的城市，快速增长以致欲望快车，天上飞毯以致少有传统。因此，吴君的“深圳书写”早几年就抓住了我的视线。比如，获奖作品《华强北》即为翘楚。小说曲折有致，放弃了知识者精神贵族的往往可笑的矜持和自负，看到了新城市地基上，外来客、新客家、乡下人、揭西人的精神成长与身份提升，他们如何融入城市文明，合乎潮流——这个现象，应该是深圳独有的，至少是最为鲜明和突出的，代表着中国大陆城市起步、发育、成长进程中的“秘密信息”。作家超越自恋，定点探索，敏锐感受，细致入微传达，属于相当珍贵的文学记忆和深圳本土叙述。因为独特，愈加珍贵。
根据深圳作家吴君的中篇小说《深圳西北角》改编的电影《非同小可》是深圳题材的有一篇佳篇力作，在近日第24届金鸡、百花奖展映中受到极大关注。深圳不同于其它特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员，它的特殊地位具有动一发牵全国的不可替代的影响。有观众认为，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把深圳变成一个世界级加工厂，深圳和北上广一样，正用一种神奇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的乡村。《非同小可》正是关注了那些具体的人群：从青壮年到中老年，深圳是他们的光荣还是疼痛？深圳还能容得下那些老弱病残的身体和受过屈辱的心灵吗？电影《非同小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深圳是谁的城市。城市属于农民工吗？《非同小可》同时聚焦了大转型时代乡村年轻人的向往，与都市老人们渴望回归的冲突，颇具时代特点。有专家认为，《非同小可》是近年来描写农民工情感最真实最细腻的一部作品。其实，这部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现劳务工的生活和爱情，更多的是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城市的成长，是令人心动的一部电影。此种“广东本土叙述”既鲜明突出，又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与《西江夜渡》和《非同小可》的两位“新客家”作者相比，小说家张欣可谓久居广州本土，尽管她并非真正“土著”。其新作《狐步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显示出本土叙述意识的坚持与几十年的一贯性。作品一如既往的好读，张欣的杀手锏依然是都市男女爱恨情仇，情感海洋的波涛汹涌被她瞬间转化为极其细腻极其委婉的细波微澜，但能量依旧，杀伤力依旧。“花叶千年不相见，缘尽缘生舞翩跹”。“人生中注定要遇到什么人，真的是有出场秩序的吗？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相识或者相遇，或者成为故事，或者变成沉香，以一种美丽伤痕的形式在心中隐痛地变迁。”中国传统诗词的“古典情致”始终是她的小说的美学支撑和艺术理念，并帮助她于红尘滚滚的羊城卓尔不群，清流自显。
步入小说创作的第一天起，张欣的文学信念可谓矢志不渝，美丽依旧——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事变幻的时代，坚持一点属于自己的本色，无论成色，时间长短即是考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文坛始终在“先锋技术”与“宏大叙事”中纠结徘徊，或淡化人物情节故事，或强化主题意义教化，中国传统小说的传统被轻视、嘲笑乃至否定。张欣在犹豫之后，依然按既定目标前行，回到自己的初心，回到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也许，身在广州：岭南文化、鸟语花香、南国都市、红尘滚滚、低调处世、务实态度、注重感官、看重现报----都赋予了张欣与内地绝大部分作家不一样的情怀和视角，她的作品因此也持有了自己多年延续的艺术本色，她是南国广州都市生活的浸染者、受惠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守护者、叙述者。从作家地理上看，并非本地土著的张欣，却比土著更深地了解并解读了本土——其实岭南向来兼收并蓄，北方来的文人、世界来的商人和传教士，都给这方水土带来福音，甚至改写某些特征，比如韩愈，比如苏东坡。韩山韩江，荔枝西湖，既彰显又改写，恰恰触及岭南本土一个文化秘密：既有吸纳的包容，又有本土的坚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的张欣也有两大贡献：彰显了这座古城的个性本色；描述了缘起改革开放而渐变的一些都市元素，从而完成“改写”的历史任务。张欣对于广州，功莫大焉；广州对于张欣，岂止人才难得？几乎是古城之幸！这样一位有全国影响的都市生活叙述者，用文学、用电视、用大众媒体，向世界宣扬这座城市三十年的变迁：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因此，我赞成这样一种评价：张欣是中国大陆都市文学的先行者。言其“先行者”角色的理由还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领先——上世纪90年代张欣小说就曾风靡一时，而在于她的作品的“都市气质”——并非都市里的乡村，也非乡下人进城。可惜，这种评价在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中远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也正是基于此种评价，我可能比一般评论者看重张欣作品的叙述特点的同时，更加看重她的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都市经验。《狐步杀》在都市经验上，同样胜人一筹。
开场的人物就是一个新的人群：城市护工。保姆已经不新鲜，护工作为一个都市新的人物群落，却有新意。小说的一大功能，我以为是对历史的补充：中国历史一向大轮廓粗线条，司马迁用人物写史的传统后来也被正史的宏大叙事所淡化，加之社会学是西方引进，兴盛时间很短，所以，文字记载的丰富性与全面性大打折扣，幸好还有小说——可以补充日常生活的质感与底层百姓的真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有一种职业的人群曾经构成特征相同的人物群落，五十年后、一代年后，时过境迁，他们或许消失，但一定很难入史，很难有传。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却可以留下痕迹、留下踪影。或许，此后我们可以寄望于社会学家的努力和新媒体的全息记录功能，但小说对人心理丰富性的挖掘和与生动性的传达，却是独家擅长的。张欣小说对都市各色人物的描写，其实也就具备了“清明上河图”的功能——全景纪实。这样一种富有质感的生活描述，也可以化解悬疑叙述的奇巧性，使之拥有更为深厚的生活基础与富有人情味的氛围滋润。所谓“俄罗斯套娃”结构，大故事套小故事，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破案悬疑，都在都市生活的整体氛围营造中得以铺张延续。鲜活的人群与生猛的生活所共同构成的南国都市，保证了张欣的故事自始至终有一个可靠却又迷人的舞台。大幕一旦拉开，好戏即刻上演。
还需要肯定的是张欣对笔下人物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把握。换言之，她的小说人物常有肉欲与灵性的冲突，《狐步杀》也不例外。柳三郎、柳森是肉欲挣扎的一路，小周、忍叔两位便衣警察是精神灵性的一路、独树一帜的属于广州这座城市的是女主角苏而已——张欣对这一女性角色投入的情感，近于塑造“广州女神”：历经劫难，守住初心，善良底色，坚韧自立。也许，在苏而已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视到那个被虚饰夸大的“广州精神”——表面波澜不惊，内心自有坚守。肉欲一路的沉沦、灵性一路的升华，恰好从两个方面衬托了“城市女神”。苏而已无疑是作品最有内涵的人物，也是寄托了作家理想的都市女性：一朵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洁白荷花。至少，在张欣的心目中如此鲜活。《狐步杀》一部九万字中篇已然包含了长篇的沧桑。比较她的前两本长篇，我以为有两个明显进步：都市时尚与作品人物勾连的更加紧密，再不是一个包装，而是人物性格环境的一个部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价值观保持了延续性，正直而善良。进步之处还在于少了几分犹豫，加了几分信心。“花叶千年不相见，缘尽缘生舞翩跹”，路还长，张欣还在前行，期待新的广州故事，期待更加强有力的本土叙述。
江 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入选新世纪本领域最有影响的35篇论文、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广东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著有《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中华服饰文化》《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