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令文家攻驳《左传》不侍《春秋》，古文家为强化《左传》的传经性质，努力缔构左传家的义例体系，因此《左传》凡例成为春秋学的研究关注重点。《左传》凡例由《左传》作者采辑相关史料撰成，井成为左侍家说解《春秋》大义的义例体系核心。如果从形式上追溯其产生来源，礼例是其直接渊源之一，律例则是秦汉及其以后春秋家义例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春秋》义例；《左侍》凡例；礼例；律例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6)02—0025—13
在有关中国古代经学的研究中，《春秋)义例之学一直是古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以《左传)凡例作为立论端绪，具体剖析春秋家义例之学的形成由来及其在春秋学上的影响。
一、《左传》的解经体系
《左传》诠释《春秋》的解经体系，其形成、完善经历了一个过程。《左传》自身的成书问题外，其章句解诂及义例体系，主要发端于刘歆，至杜预而大成，后又得孔颖达的疏解发挥，使《左传》的内容为之彰显大明，因此《左传》及杜注、孔疏被誉为大有功于《春秋》，因为与之相关的春秋学因此而完备，如《四库全书总目》曰：“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唐修《五经正义》，孔颖达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为之作疏，此后杜注、孔疏使《左传》取得《春秋传》的正宗独尊地位。由于《左传》在汉代已是今古文之争的重点，故《四库全书总目》之说难以杜塞今文家之口，随着今文经学在清代复兴，《左传》及杜注、孔疏重新成为攻驳的对象。首先有刘逢禄，本《左传》不传《春秋》之说，谓书法凡例皆刘歆所窜人，《左传》传授源流乃刘歆所构造，并著《左氏春秋考证》及《箴膏盲评》以申其说。他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核，才如迁固，有所不逮，则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后人所能附会。故审其离合，辨其真伪，其真者事虽不合于经，益可以见经之义例……其伪者文虽似比于经，断不足以乱经之义例……事固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者。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就是说，刘氏虽然极力推崇《左传》的史学价值，但意在借此否定其与《春秋》的关系，即一定要把《左传》说成是不传《春秋》之史书。其后皮锡瑞益张大其说而发扬之，此氏不仅攻讦《左传》，尤其集矢于杜注、孔疏。首先皮氏严辨经史之异，他说：“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以为经，而经非史也。”又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即谓《春秋》是经，《左传》是史，二者不能牵混。皮氏又明言《左传》自为一记事史书，所述本不为经而发，故汉代《左传》与《春秋》分行：“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又曰：“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为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祏、贺氏循，则是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无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驳经义者。”即以传附经、解经完全是杜预强加牵合的结果。为证明《左传》是史非经，皮氏又进一步从褒贬义例的角度伸说之：“至于断烂朝服，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一年之中，寥寥之数事，信手抄录，并无义例，则是朝报而已。不信《公》、《谷》家一字褒贬之义，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为缺文。万六千余字，而缺文百数十条，则是朝报之断烂者而已。如杜预、孔颖达之说《春秋》，实是断烂朝报，并不为诬。若不谓然，则当罪杜、孔，不当罪宋人矣。”又曰：“《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谷》，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缺文，则断烂朝服之讥，诚不免矣。”皮氏为集矢于杜、孔，谓杜、孔橇以缺文说“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因此加杜、孔以否认《春秋》褒贬义例之罪。是乃过甚之词，是立于今文经学家角度的极端偏见，是意识形态化的经学谬见，有失公允的学术心态。按褒贬义例之说三传所同，不独《公》，《谷》，故刘师培有谓“盖褒讳抑损之义，三传所同”。以《左传》为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春秋》“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就是说，左丘明作《左传》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使孔门弟子正确掌握《春秋》中的“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汉书·艺文志》亦谓：孔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即《春秋》中的“褒讳贬损”内容已形于《左传》，为避免”时难”故隐秘《左传》其书而不宜，当然其中也包含为《左传》书晚出作解释的目的。其实褒善贬恶及惩恶劝善乃是春秋时代很有影响的一种道德文化观念，这在《左传》中也有所反映，而所谓书法凡例正是为此而设。今文家无解于此，只好说是刘歆等为改造《左传》为传《春秋》之书，而窜加入《左传》之内的。所以仅仅因为“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以为缺文”一点，就要引伸出杜预、孔颖达否认褒贬义例的结论，乃是深文周纳，无法令人相信。杜预在《左传序》中说“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细审其内涵，就具有褒贬义例的性质，而决不能把“并无义例”、“不信《公》、《谷》一字褒贬之义”强加予杜预的头上。陈架在《左氏春秋义例辨》书中，认为《左传)义例抄袭(公》、《谷》二传，并详细予以考订，徐仁甫《左传疏证》也指出《左传》义例有出于《公》、《谷》二传者。无论这些是否是事实．但至少可说明三传之间在褒贬义例上的渊源影响关系，对此深于春秋学的杜预不会不明白，因此说杜预完全不信《公》、《谷》二传褒贬之义，是很难解释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