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诸多因素推动下而兴起的晚清翻译活动中，侦探小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被译介入中国的。侦探小说翻译的兴起与繁荣，是主客观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具体的翻译活动与方法也受到当时国内整体翻译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小说翻译中，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与主题意义的关联，并准确阐释源本与译本之间、译本与译者或文本外语境之间存在的关系。借助叙事学提出的分析方法和角度，可以对相关历史语境下的译本做客观的分析和评论，从而使小说翻译研究得以深化。
一、叙事学与小说翻译研究
叙事学是采用语言学的模式来研究文学作品的交叉学科。经典叙事学理论着眼于文本自身，关注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表达事件的各种方法，如视角的运用、倒叙或预叙等。后经典叙事学在关注叙事文本内部形式或结构的同时，也将叙事文本与相关历史文化语境纳入考察范围，认为纯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不容易得出全面而可靠的结论。经典叙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热奈特提出的结构分析模式，值得小说翻译研究者借鉴。他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叙事话语：（1）时间。有关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关系；（2）语式。有关叙述的方式，包括叙述距离、叙事视角，其作用在于调节叙述信息；（3）语态。有关叙述者和受叙者的关系。以上三个方面既是结构问题，也是技巧问题。后经典叙事学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语境中的形式。这样就把形式分析和语境、规约等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
二、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
域外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是以翻译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开始的。1896年，上海《时务报》开始刊发张坤德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共四篇。这是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开始。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被翻译过来，其中译介最多的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阿英的话在《晚清文学史》中这样描述：“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之所以出现大规模译介侦探小说的浪潮，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然而，晚清时期的译者基于叙事规约、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对叙事形式和故事内容进行改写，甚至高度改写。事实上，在小说翻译中由于叙事传统的差异和翻译本身的目的性，译文与原文在叙事形式上并非完全相同。一方面中西小说叙事传统差异过于悬殊，另一方面译者的翻译又带有很强烈的目的性，通常对原文的叙事形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或改写。
（一）侦探小说翻译中叙事视角的转换
中国传统小说大部分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叙事。故事常由一说书人担任全知叙事者，负责讲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线索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出场归宿等。这样的全知说书人简直就是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他还可以随时进入故事中，剖白其中任何一位人物的内心活动。而西方小说在叙事视角上不仅有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还经常出现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晚清译者面对如此迥异而又陌生的叙事技巧，大都经历了由改编重构到接受引入的转变。以最早《时务报》刊登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为例，译者张坤德将这四篇小说全部标识为笔记作品，有意将西方小说类比为中国的文言笔记小说，从而获取国人的认同。在张坤德的译文中，前两篇特别隐去了原作中滑震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的写作方式，改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客观记录下来。后两篇在叙事人称上遵从原文，仍为第一人称“余”叙事视角。不过译者将其出处改为译自滑震笔记。这样一来就将叙事者和作者统一为一个人，第一人称叙事成为作者的个人经历自述。译者的种种做法，都可以被看成是向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策略的靠拢和顺应。我国传统的文言小说，多继承史传传统，进行第三人称叙事。在传统的笔记小说中也存在第一人称叙事，叙事人多以事件见证人或真实参与者的身份进行。
（二）侦探小说翻译中叙事时间的调整
西方小说并不像我国传统小说那样采用直线型发展模式，而是在叙事时间呈现顺叙、倒叙与插叙等多种方式。尤其是在侦探小说里，倒叙故事能够制造悬疑的气氛，所以很受欢迎。倒叙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传统手法，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很少出现，因而译者在翻译侦探小说时，往往将原作中的倒叙改为顺叙。同样在《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原文情节如下:华生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以前同学的来信，得知这个在海军部任职的同学遭受重大变故，因听说华生和大侦探福尔摩斯交往甚密，特向他们求救。于是华生同福尔摩斯一同前去。待见到华生同学后，再由同学诉说自己丢失一份极其重要的海军密约的经过。而在《时务报》张坤德的译文中，不仅改变了原作中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同时也将原作中的叙事时间进行调整，使其完全按照案件发生经过进行讲述：先是介绍了华生同学攀息的生平，之后写他如何丢失密约，如何报案，警察如何寻查，然后才写他向华生求救。这样的改动很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中国的传统公案小说通常由凶手作案开始叙事，然后导入清官侦察、审理等情节。事件发展清晰明朗，缺少悬念。译者对叙事时间的调整丧失了原文作者精心安排的技巧性，由倒叙所带来的美感也没有得到呈现。张坤德对原文中倒叙手法弃之不顾，并非出于对这种手法的主观排斥，而是受到他对叙事视角选择的限制。在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侦探作品中，采用的是由华生回忆记述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因而小说作品多从华生肇始。原作小说中由华生收到来信开始叙事，进而再倒回追述整个案件发生的经过。然而在译文中，张坤德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叙事者不再是故事中存在的人物，所以翻译时调整为顺叙的方式，从案件的发生开始写起。应当指出的是，叙事时间的调整和叙事视角的选择相辅相成的。此后的《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两篇译文中由于保留了原作的第一人称叙事，因而也出现了倒装式的叙述手法。在《时务报》之后，随着域外侦探小说的大量译介，倒装叙述也越来越为作家和读者所熟悉，不少中国的小说作者也开始模仿西方小说的倒装叙述手法。
三、结语
翻译小说文本的某些形式特征与相关历史文化语境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译者受到叙事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源本的某些形式作相应变化。在某些特殊历史阶段，译者甚至会改变原文的叙事形式和所述内容。小说翻译批评只有联系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就小说翻译过程中叙事形式的操纵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将翻译的历史、实践、文本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客观描写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小说翻译的运作方式、规约等。
（作者简介：徐晓梅，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