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对《浮生六记》有一段精美的评语：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千雕百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导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竞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这诗一样的语言不像是在评论一部小说，而更像是在评论一篇绝美的诗作。而这评语，正是对忆语体小说的绝佳概括。
20世纪以来，自俞平伯为《浮生六记》鼓吹之后，其同类作品《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寄心琐语》就广为人知了。虽然有些评论家不把它们列为小说，但把它们当做小说的也大有人在：《清史稿·艺文志》《八千卷楼书目》都把《影梅庵忆语》归之于小说家类，《中国丛书综录》把《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列入小说类，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收录了《影梅庵忆语》
《浮生六记》
《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把《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作为传奇小说集而收录，而《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也收录了《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如果说目录学著作本着求全的原则而收入了这类作品，那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中收录了《浮生六记》的三则资料，就证明了侯先生确实是把《浮生六记》视为小说的。此外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也都把此类作品当做小说而进行了论述。
忆语体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就是它们虽为记事，但作者之意则在抒情。虽然具有抒情特征的小说很多，但“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②(王韬《浮生六记跋》)的忆语体小说无疑是其中抒情性最强的——它们的语言几乎句句饱含深情，几乎句句令人感动，因而它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文言短篇抒情小说的巅峰之作。这类文体之所以达到了这样的抒情之境，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些明显的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叙事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能够增加它们的抒情性的。
1.第一人称叙事的特征
中国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方式，第一人称叙事则非常少见，元代的《春梦录》、明代的《痴婆子传》这些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更像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例外之作。但忆语体小说则全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与客观性很强的第三人称叙事相比，娓娓道来的第一人称叙事更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更能拉近读者跟作品的距离。也就是说，全知全觉的第三人称叙事容易给读者“隔”的感觉，它使得读者多以欣赏的眼光来旁观小说情节；而第一人称叙事把这层“隔”去掉了，使得读者能够直接化身为小说中的“我”，从而直接浸润到情节之中，为小说中人物之喜而喜，为小说中人物之悲而悲，于是小说的抒情性特征也就大大加强了。
而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也最便于抒情。例如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叙述了他与董小宛品香的情节之后，忽发感慨日：“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这种在叙述往事之时，作者突发一句或数句痛语，以表达其今日之痛心及凄凉，特别令人酸鼻。而这一打破时空的叙往日之事与抒今日之情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在忆语体小说中比比皆是。这种感慨，只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出才能感人至深。
2.回忆亡妻的特征
忆语体小说都是回忆性的文字，而对故事的回忆最易于抒情，模糊的回忆也最具有诗性。而当回忆的对象是自己昔日朝夕相处、相依相爱的亡妻时，作者的感情就不得不真，不得不深，也不得不痛了。而且这里的真必然是纯真，这里的深必然是至深，这里的痛必然是至痛。故冒辟疆在董小宛去世后说“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沈复在陈芸去世时“寸心欲碎”，此皆出之于自然。情若至此，则作者直是以此纯真深痛之情为文，而非以文来记纯真至痛之情也。
回忆之文也最有诗性。顾随《驼庵诗话》中引用了一句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话：“诗起于沉静中回味得来的情绪。”人在回忆之时，浮现于眼前脑海中的历时的往事必然都是印象最深刻的，最令人动心的；而这些往事虽然印象深刻，但此时也只是一个印象，它们当然是模糊的，但又必然是重点突出的，所以忆者所记之事，虽为真事，却必然是变形了的。但这样的变形之事，是略去其粗而取其精的，是模糊其表象而突出其感情内核的。这种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是突出事件的感情特征的处理方式，也是诗人对事件的处理方式。
忆语体小说都是以亡妻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这些主人公都是秀外并且慧中，都是才女又兼贤妇，都是在困境中对作者衷心不渝，因而作者们在小说中明显地把亡妻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而这样对已亡人物的美化也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性，从而也就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性。
3.故事情节的琐屑性特征
志怪小说的情节怪异，传奇小说的情节离奇，它们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大宗；忆语体小说则不然，它所记的多是日常起居，多是平常的喜愁哀乐——用陈寅恪评价《浮生六记》的话来说，只是“闺房燕呢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而已。但正是因为记载了这些琐屑之事，才使得小说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突破；而这些琐屑之事，恰好是表达“闺房燕呢之情意”的最佳素材。夫妻生活的主要场所就是家庭，而夫妻间的事也不外乎吃饭、穿衣、休息、玩乐以及互相照顾等琐屑之事。这些琐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因而它们在发生时自然是平常的，甚至是繁琐的，令当事者不以为意的；但当这些琐事的主人一旦弃世而去，这些琐事也就随之而散，这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这些琐事的未亡者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活落差，当然这落差不仅是对于事，更是对于情。这时回忆这些琐屑之事，必然一一关情；回忆亡妻的日常话语，竟也句句动心。此时把笔，则貌记琐屑之事，实寄满腔之情也——黄宗羲谓归有光所作妇女志传“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此语可移以评忆语体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方向。从题材上看，它所记之事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越来越寻常；从感情上看，它所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细，越来越真。前者就长篇白话小说而言，早期《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内容或是国家大事，或是降妖伏魔，其描写也是粗线条的，其中所表达的感情也是概念化的，不够真实具体；而后起的《金瓶梅》《红楼梦》则把内容缩小到了家庭，描写也细致得多，感情也越来越真切。就文言小说而言，从《穆天子传》中的国家大事，到唐宋小说中的爱情传奇，基本上还是粗线条的；到了中篇小说《娇红记》《钟情丽集》，其情节就
要细致多了；而到了忆语体小说，就已经细如毫发了。如沈复写新婚之夜：“头巾既揭，相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其描写之细腻如此。就感情而言，忆语体小说跟“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相似，都是以小说来寄托作者感情的巅峰之作。
题材之细小寻常与感情之真切细腻在《红楼梦》和忆语体小说中的成功结合不是偶然的。从写作手法上看，细小寻常之事更具有个性特征，也就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当然也就更能表现人物细腻真切的感情。试看《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那些韵文体的相貌描写、场面描写，它们具有程式化、概括性的特点，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于其他个体的相貌描写、其他情景的场面描写；但在《红楼梦》中这样的描写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忆语体小说也跟《红楼梦》相似。正因为它所写的是个性特征明显的琐屑之事，这些情节才是不可复制的，这些情节才能细致人微地表现特定人物的特定个性特点，才能表现出作者独特的感情特点。
这样的小说发展方向就是一个从外到内的发展方向：从外在的事功到内在的感情。因而忆语体小说和《红楼梦》相似，它们只能产生在提倡“真”文学、“情”文学的李贽的“童心说”之后，只能产生在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公安派之后。
4.叙述语言的诗意化特征
忆语体的作者多精诗通画，因而即使是寻常琐屑之事，在他们笔下也往往诗意十足，令人赞赏不已。例如《影梅庵忆语》中写董小宛得到“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的菊花之后，“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於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人，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日：‘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如此小事，在作者笔下，美人美景，相得益彰，真可称得上是“淡秀如画”了。
忆语体小说的上述特点都能够增强它们的抒情性，当然这些特点也是各有源头的。例如第一人称叙事来自于《春梦录》，回忆亡妻的特征来自于悼亡诗，以琐屑的情节来表达人物的性格以及感情的特点来自于《世说新语》，而叙述语言的诗意化特征在以前的小说中也比比皆是。虽然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堪为忆语体小说的先驱，但它们都篇幅较短，且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因而忆语体小说在中国抒情文学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注释：
①②沈复：《浮生六记》，霜枫社，1924年版，(俞序)第12页，(王跋)第1页。
③顾随：《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3页。
⑤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作者简介]
侯桂运(1969)，男，文学博士，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