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两国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上，小说这一文体都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提升过程，而中日小说文体地位提升成因又体现了极强的共性。深度剖析其内在成因的共性，非常有助于理解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别是它的社会特征。
中日小说文体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变迁过程，基本上发生在中日近现代文学史上。本文之所以在时间上冠以“近现代”，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因素：1.中日两国的近现代文学史分期方法与称谓不同，在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史，既可以称为“近代”，也可以称为“现代”，没有统一，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近代”与“现代”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可谓泾渭分明；2.日本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阶段发生在明治维新以后，而中国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过程横跨了近代与现代。所以，将中日小说文体地位提升时期定位在“近现代”，是一种涵盖上述各种背景一种比较稳妥的说法。
在剖析小说文体地位变迁成因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变迁之前的小说地位状况。
在东方汉文化圈中，“小说”一词语最早出现在中国《庄子·外物》一书中。其原文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篇文章中所用的“小说”一词，并非现今文学划分种类之一，其当时含义是“小道”，即细微琐屑之言论，非“大达”之论。从这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一词语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受到历史上正统文化的排斥和鄙视。
可以说一到近现代之前，诗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文体，居于正宗地位，而小说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处于边缘地位。人们认为它所涉及的是琐碎小事，无关紧要，甚至荒诞不经。作为一种文体，社会赋予小说的代表性评价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正统文人那里，小说只能是“小道”、“末技”，这一切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
对小说文体地位的这种负面观点，不只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是如此。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小说被认为是面向妇孺的消愁解闷的读物，而且“执笔小说非君子所为”这一观点一直占据着日本社会主流。即使到了明治初期，在普通大众眼中，所谓文学指的是汉文与和歌，而小说则被称作“戏作”，一概被纳入低级趣味的行列。例如当时积极主张文明开化的中村敬宇认为“小说藏四害”（玷品行、败闺门、害弟子、多恶病），建议立即取缔出版小说，并提出具体的禁止办法。
但是，中日历史上小说文体这种长期低俗的地位，到了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社会变革需要，中日两国的社会精英开始大力关注小说创作，努力提升其文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被视为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且取代诗文一跃成为文学各类体裁中的中心地位！在现代，一提到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小说，这种“理所当然”的结论，正是近现代小说文体地位变迁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在中日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为什么小说文体地位会出现如此的巨变？深度分析其中的内在成因及其共性，非常有助于理解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它的社会特征。
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中日近现代小说文体地位提升的内在成因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中日近现代的社会阶层变化是小说文体提升的客观前提
在中国，到了明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其萌芽首先出现在明朝中后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萌芽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不断深化。而这两者的互动形成了一个新型社会阶层——市民阶层。市民阶层某种程度上渐渐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壮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样在日本江户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城市（日语为“町”）不断扩大，市民（日语为“町人”）阶层开始形成，构成当时日本社会中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小说文体所对应的社会阶层正是这一新兴的市民阶层。不过从等级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这一新兴阶层还属于社会底层。
但是纵观人类历史，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不同等级的阶层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化的历史。中日也不例外。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把目光转向西方。于是，西方的人权思想流行中国。例如，康有为提出“至平”、“至公”、“至仁义”的大同太平理念，追求“无贵族、贱族之别，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明治政府开始推行“四民平等”政策。与政府相呼应，明治时期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等则大力倡导“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这些措施与言论首先从制度上否定了日本盛行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巨大活力。
这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种社会旧有等级观念的消亡，为小说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只有市民阶层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其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小说文体的地位提升才成为可能。小说文体地位的改变，必须有待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变革，有待于与之相适应的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进入近现代之后的中日两国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正好满足了这一先决条件，并提供了让其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中日近现代小说文学的繁荣是小说文体地位提升的内在文
化基础
在近现代，中日两国的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还有赖于其本身的文化繁荣。
一般认为，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已经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无数经典之作，如明代四大奇书、三言二拍以及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而且小说已经成为庶民百姓的大众读物。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过：“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最繁荣的时代。”
同样在日本，进入江户末期，文化领域发展十分繁荣。例如江户文学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代表市民文化的小说如“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洒落本”等成为文学主要形式，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例如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等，都成为日本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恰好在这一时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和造纸业的迅猛发展，为报纸杂志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中日小说文学热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
中国近代报刊，首先是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而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报纸是1865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其后《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等相继诞生。其中有些报刊开始刊登小说，随后，以刊登小说为主要对象的小说杂志也相继问世，例如近代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此外，许多小说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面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五四”运动，近代有小说杂志60余种。
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代表近代社会大众文化的报纸、杂志等得到快速发展并繁荣起来。
中日两国这些大众媒介的繁荣，间接为小说繁荣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构成了小说文体地位提升的文化基础。近现代西方小说文学观是中日近现代小说文体地位提升的
外来因素
近现代西方小说文学观对中日近现代小说文体的影响有两种形式：来自西方的翻译小说在中日两国的流行；西方的小说理念在中日两国的形成。
1.西方翻译小说对中日小说文体地位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翻译活动，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激发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起的，中国近代的衰弱屈辱促使国人开始反思，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而翻译是让国人了解西方的主要途径。早期翻译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书籍，而对于西方小说文学的翻译则较晚。
日本近代的翻译小说盛期较中国早一些。1877年前后是日本的西方小说翻译的鼎盛期。
西方的这种翻译作品对小说观念的转变造成的影响涉及了对小说认知的转变、小说题材及主题的转变、小说语言的转变和作者群体的转变等多个方面。这一时期，“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题材的广为开拓，都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小说的大量存在，对扭转中国士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近现代西方小说理念对中日小说文体地位的影响
在中国，深受西方影响的胡适1917年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小说文学被视为“小道”的时代，公然提出“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大张旗鼓地开始为小说“正名”。同时从改良目的出发，胡适在该文中强调要体现“情感”与“思想”。
同样在日本，1885年坪内逍遥在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下发表了《小说神髓》，提出“小说是艺术”这一理念。他认为小说“有取代诗歌、在艺术领域中争夺更大地位的优点。——只有小说这种艺术，将来是大可瞩望的。”而且坪内逍遥认为：“小说的中心乃人情，世态风俗次之。”这一观点与胡适的论调非常相似。
这样，基于西方文学理念的小说理论在中日文学界的形成，为中日小说文体的地位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近现代中日社会变革的需要是小说文体地位提升的社会因素
进入近现代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都不得不开始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离不开人民大众的参与，于是，开启民智则成为中日近现代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里所谓的“民”，自然是社会中的大众百姓。为了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需要借助一种广为大众接受的传播形式。
在中国，晚清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小说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与教育意义，西方文化中的小说流行是欧美日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军事日新、国力强盛等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开始大力倡导小说创作。
严复1897年在天津《国文报》上刊登了《本馆附印小说缘起》，首次剖析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康有为则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明确表明小说的教育作用：“仅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同样，梁启超也大力提倡小说的社会功能。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同样在日本，社会改革派也发现了小说所具有的开启民智的功能。
1882年，日本明治维新著名人物板恒退助在欧洲向维克多·雨果征询如何在日本普及自由民权思想时得到的答案是：“让民众阅读政治小说。”受此启发，板恒退助开始在日本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文学作品。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开始盛行政治小说，并于1887年前后形成鼎盛时期。
上述中日近现代历史上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变革需要，对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近现代中日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成因，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的背景是中日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基本相同。基于这一点，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直接制约、影响小说文体地位的变迁，当中日两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小说文体地位发生变化，由边缘到中心，由卑微到崇高，是历史文化演绎的一个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