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白话小说 诗词韵文 诗文融合 研究
摘 要:诗文融合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亦是一种文化一文学现象。数百年来,前辈时贤自觉或不自觉对此特征和现象评述颇多。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总结评述,将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具重要意义。
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实际上已经成为千余年来小说固定体式的标识,成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白话小说中诗文融合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白话小说的渊源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立足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形成发展的历史,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一文学现象加以研究。
最早注意古代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现象的是宋代罗烨,其《醉翁谈录》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讲论处不滞答,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的有家数,热闹处敷演的越长久……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诗曰: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钥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小说开辟》)
明代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也提及《水浒传》中的诗词韵文,其中评论道:《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者辄呕哕不足观……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此书所载四六语甚厌观,盖主为俗人说,不得不尔。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痛惜某些旧本删掉诗词,认为它们在小说中有“形容人态”和顿挫人情的特殊功能。凌漾初曾极口称赞小说中融入的诗词,他将小说中融人的诗词看得极重。以至于以为是“蒜酪”——有滋味者。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凡例》中亦以为白话小说中引入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明末清初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至有“或以呤咏夸于一时……或哿隋于楚馆秦楼。或啸傲于花天酒地”(清沪北俗子《玉燕姻缘传序》)这样的频繁地融入诗词韵文的现象。曹雪芹针对这一滥套批评道: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红楼梦》第一回)。无独有偶,晚清小说家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借月卿之口批评魏子安《花月痕》动辄吟诗时也表述了同样的意见。可以说,1919年以前的古代小说作者及评论家,虽也注意到了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语增强小说的表现力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但因为文化环境没有根本变化,基本仍肯定的较多。
有意识地研究白话小说中诗词韵文的当自鲁迅先生始。1920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针对《梁史平话》说: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他还注意到了宋元“小说”“篇首”和“入话”中的诗词。在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中,还提及白话小说中“诗话”、“词话”一体。在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中,批评魏子安《花月痕》说: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1924年,罗振玉在《敦煌零拾叙》中提及敦煌藏卷白话小说借助讲唱的传达表演手段、运用韵语的情况。他说:“残书小说凡十余种,中有七言通俗韵语,类后世唱本,或有白有唱……皆小说之最古者。”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敦煌的俗文学》中指出:“俗文和变文这两种体制显然都受外来的影响的。在印度文学——连佛教文学在内——里,像这一类的体裁是很流行的,他们的戏曲如此,小说也有些如此:经典中也常是在散文之中夹杂以古诗,或于诗歌之中,夹杂以散文。以前,我们的诗歌是决包括不了散文在内的,散文也决包括不了诗歌在内。”1930年,陈寅恪先生发表《敦煌本(维摩桔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明确指出,敦煌藏卷中的部分讲唱文学作品所采取的“韵散相间”体式是由佛典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式转化而来的。又说,该种体式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章回小说及弹词的体式。于是将该种文体径名为“演义”,这就在敦煌藏卷中的白话小说与后世长篇章回小说之间找到了一种亲缘关系。1951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毕雪甫教授发表《论中国小说的若干局限》一文,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滥用诗词,这种传统在乍兴的时候,插入的诗词或许有特定的功能,后来却只是“有诗为证”,徒能拖延高潮的到来,乃至仅为虚设,无关要旨,“实在是中国小说的局限”。如果不是有意地贬低中国文化,而是从小说研究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语的局限性的话,我们也应该能够听进外人的这些批评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语的现象。1953年3月,孙楷第先生在其《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中,对于敦煌藏卷白话小说的“韵散相间”体式作了详尽的论述。01953年11月,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许多小说是讲唱的,讲完一段就由歌伴唱一段,形容一种东西或人物的时候,也唱一段,所以中国小说的特点就有了“有诗为证”或“有词为证”的形式。01961年,程毅中先生在其《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中,又对变文的体制和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述,其中特别关于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发展——从敦煌藏卷中的白话小说到宋元白话小说,再到《西游记》运用诗词韵文的情况,作了很好的爬梳总结。
讲唱文学作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沿着唐五代讲唱、宋元说话发展而来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章回体小说,在阅读和文人创作成为可能后逐渐定型,白话小说便脱离了讲唱文学这一母体而独立了。总之,由于作为表演传达手段的讲唱扶植或孕育了白话小说的缘故,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诗词韵文时不能忽略白话小说藉以存在的历史依凭。
20世纪80年代后,小说评析鉴赏成为热潮,期间出现的不少辞典性质的著作,对白话小说中融入的诗词韵文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蔡义江先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序》中不仅提到了小说中融入诗词的渊源:“中国传统的文学,在宋代以前以诗文为正宗,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勃然兴盛,蔚为大观。历代各种文体之间的源流演变错综复杂,文言与语体,韵文与散文,文笔与诗笔相互交织,有时文中有诗,有时诗中有文,有时诗文融合,殊难分解。”同时也提到了对于小说中融入诗词的研究方法:“不过我们研究的重点,应当在于提示曹雪芹是怎样鬼使神差地调动一切文学体裁和手段,善于综合运用,从整体上为提高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服务的。”这对研究白话小
说中融入诗词韵文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朱一玄先生在《金瓶梅诗词解析·序》中就孟昭连先生从白话小说中的诗词韵文出发,对于《金瓶梅》作者创作观念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肯定,是一个极有启发性视角。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有引前人诗词的,搞清楚它们的出处及作者是如何改动的,对研究小说的作者、成书及创作艺术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魏子云、王利器、徐朔方、张兵等诸先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鲁德才先生在为郑铁生《三国演义诗词鉴赏》所写的序中,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期,与唐代小说中融入诗词关系极大,这种笔法对于后世白话小说的体制产生过影响,指出“唐代咏史诗,为后来历史小说提供了判断的资料”,并将“早期历史小说填塞了过多的诗歌,到明末清初以来历史小说逐渐摆脱宋元讲史小说的格局,向小说化小说转折,全部或部分删剪小说中诗词,力求文气贯通,保持小说节奏和谐统一”的发展轨迹作了符合实际的描述。此外,针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的利弊,发表意见说:“只要是诗词号隋节和人物性格描写密切相关,能表现人物才情风貌的,并不都是多余的。”这一观点也颇中肯。陈东有在其《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序中,指出了章回小说运用诗词韵语的十大动机,并根据《红楼梦》运用诗词韵语的情况,推论说“章回小说发展到清代,与诗词的关系在一些作品中发生了较大的演变。诗词由原来的辅助性作用转变为叙述主体的有机组成,由作者的插人性转变为人物的表达性,由结构意义转变为情节意义”。这种意见与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发展至《红楼梦》,小说的艺术手法与美学品格走向成熟是一致的。他还考察《金瓶梅词话》的诗词文化特征——俗,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剖面。在评析鉴赏向深入研究迈进的过程中,有时对于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的情形,以及诗词韵文在小说中的存在和作用认识上不免有些太看重了。如周汝昌先生以为“中国小说与诗词韵语的渊源关系非常久远深切,是一种极大的民族文艺的重要特色……是西方小说所没有的宝贵成分。近现代的小说作者因为本身对民族文学体裁形式不熟悉了,对诗词韵语的写作甚至是不懂了,以致完全仿效西方纯叙述体而丢弃了自己民族传统特点特色……”
随着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白话小说中融人诗词韵文这一研究课题也逐渐被突出出来。早在1975年台湾学者张敬就撰写了《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应用》一文,该文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融入诗词的特殊情形作了初步的分析研究。1983年,台湾学者侯健先生的专著《中国小说比较研究》出版,其中的《有诗为证、白秀英和水浒传》一文,针对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毕雪甫教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语“实在是中国小说的局限”的观点,进行反驳。侯先生在承认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融入的诗词韵语“确实有点腻得慌”的前提下,较为中肯地分析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具有一定的文化蕴含,对于塑造小说人物、增强小说的艺术效果有着一定的作用。1987年,陈平原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中,对于“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一些观点颇有启发性。1995年,郭杰先生发表《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一文,该文着眼于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主要从作者和作品中人物两个角度,考察古代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情形。1996年,李万钧先生发表《“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一文,该文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四部成就突出的长篇白话小说中诗词的功能:《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诗词韵文进行专门研究介绍的著作是林辰、钟离权两先生著的《古代小说与诗词》。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着眼于小说中融入的诗词是“小说诗词”的特殊性,对其属性、作用、风格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主要着眼于诗词在小说中的作用,归纳出十大作用;第三部分着眼于诗词融入于小说的源流,从文体演变、小说诗词的发展及其集结成熟进行介绍。
纵观几百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现象的研究,我们会从中澄清与此特征相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对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展现了日后深入探讨的广阔前景。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古代白话小说文体本身及其叙事方式非常复杂,但从诗文融合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小说叙事传统和文化一文学现象深入地探讨下去,将成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形成、发展历史研究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生长点。
作者简介:王迎吉,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学和古代文学史。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第119页,第120页,第259页。
罗振玉:《敦煌零拾叙》,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页。
原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号,后收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
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页。
[美]毕雪甫“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FarEastern Quarterly,1951,
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郑振铎全集》(6),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周汝昌:《诗词韵语在小说中的意义》。见中国古典出版社,1993年版《小说卷中诗词鉴赏》,李保初,吴修书主编。
张敬:《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应用》,《中外文学》第3卷第11期,1975年3月。
见侯健:《有诗为证、白秀英和水浒传》,《中国小说比较研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郭杰:《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4月版。
李万钧:《“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文史哲》,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