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经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长篇小说的通称，其作为当代文学一种特殊的“革命叙事”，既是新中国初期有着特殊规范的文学秩序和空间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文学向文学传统尤其是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的结果，同时还因迎合政治或取悦大众的创作用意在艺术表现上有着作为革命传奇的一种独特叙事品格。
关键词：红色经典；传奇传统；革命传奇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指称，主要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如以所谓“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为主体的一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正如人们所意识到的，关于红色经典的解读，要么是仅仅回到了它的历史现场，要么是仅仅看到了它的政治话语，而对其可能更重要的背景、资源和叙事模式等，或许并没有形成更好的考察。实际上，看红色经典，既不能不寻找其背后的时代背景语境及其所规范出的时代的文学时空，又不能不看到其所必然承袭乃至转型发展的文学传统，以及它在某种新变中或迎合政治或取悦大众的创作用意和技巧借鉴，而这其中，显然可见它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向中国小说固有的传奇叙事传统的承袭与改造。
一明确的道路与规范的方向
任何文学的现象和发展都是一定时空间内的存在，并受到这个时空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的左右，就此而言，红色经典得以产生的最大背景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中国文学秩序的建立。不过要厘清的是，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并通过构建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但对于新中国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而言，发展的道路并没有那么新，空间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实践，都可谓是其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前的全面试验，而对文学而言，这种试验的效果可能更为集中和明显。“延安文学创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秩序，并成为当代文学构造的雏形。它对新文学进行了重新设计，制定了新的文学政策，整合文化队伍，创办非同人化的文学社团，出版文学刊物，改造作家思想，提升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制度的生成。”①虽然延安时期的文学新秩序不可能全盘照搬到新中国来，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新中国文学与延安文学“秩序”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因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秩序背后实际上是同一个纲领性文件即同一个文艺政策在起作用，那就是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虽然首先是延安时期党内整风运动的产物，但作为党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党的文艺政策，不仅是长期以来党的文艺事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全面指导，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文艺纲领”，其内容和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以最权威的方式来解决革命文艺所面对的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因此，当毛泽东于其中解决了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之后，中国文学几十年未变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便得以确立，并由此引申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文艺观念和要求。比如“为”工农兵，便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方式而只能用工农兵的思想和方式来创作，因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成为自延安时期以来不断得以加强的一项工作；又如“为”工农兵，还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去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而从后来文学发展的轨迹看，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原则出发对文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即把文学艺术视作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不仅为文学的工具论确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规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和十分规范的空间，进而直接导引了后来中国文学长期服从、服务于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走向。所以《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空间很快便成为一种政治的空间，及至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更加依此“确立了当代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③。
如果说延安时期文学空间的制度性建设还具有某种实验性质的话，那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个高度组织化、机构化、政治化的文学制度空间，则很快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如洪子诚所总结的，对当代文学来说，这一制度空间差不多规范了文学的全部重要环节，如文学机构，文学杂志、报刊和出版，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文学评价机制等。④但归根结蒂，文联、作协等全国性文艺机构的建立也好，实现文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也罢，或者是党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身份的长期改造，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文艺运动及其政治话语构建，包括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以政治斗争代替文学论争的评价机制的建立，实际上都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便有了不可回避的方向和路线，亦即不可超越的规范和空间，并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在政治定位和政治批评的框架中，成为被决定了“写什么”之后的有限取舍和发展。
不仅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实“怎么写”的问题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规定好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长篇小说作品有着非常一致的特征，虽然具体故事不同，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它们从主题到基本内容，到创作手法，却可以说完全来自于同一个模式。换言之，看上去它们是不同的作品，实际上却严格地遵守着同样一个标准写成，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有关理念和规定。”⑤而这些理念和规定，实际上都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便确立了的，因为大会除了以《讲话》基本精神和延安文学经验确立了当代文学空间之外，还针对当代文学的“具体艺术方法”进行了说明和规定。如周扬关于解放区文学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题，分别介绍了解放区文艺的成就和经验：新的主题就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即描写工农兵的斗争与生活，新的人物就是“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的工农兵群众，而新的语言和形式就是为“群众所熟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群众的语言，同时也是对传统和民间形式的推陈出新。⑥周扬虽然是在谈解放区文艺的经验，但实际上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一个信号，即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现，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向，当然也就是新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其实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便有了所谓“两结合”的说法，如他在1939年给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题词中便是把“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合而并论的；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概括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⑦；等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诗歌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后，郭沫若即以此总结毛主席诗词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⑧；再到1950年代末，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终于得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被正式命名并写进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会议决议，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创作方法。由此来看，“十七年文学”中一大批作品借用传奇的浪漫笔法来书写革命斗争历史，显然是“两结合”背景下的一种规范性选择。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我们的文艺领导者们如何改变着相关艺术创作手法要求的表述，但只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总的方针路线没有变，文艺作为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工具”的角色没有变，文学艺术“写什么”的空间以及“怎么写”的道路便都被封闭起来了文学思考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文学创作的终点便也是一致的。
二浪漫的传统与革命的想象
红色经典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现，首先是有着特殊的现实背景和意义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着实有着太多惊心动魄的“历史”素材和可歌可泣的“现实”英雄，对于在炮火中诞生的新中国以及它的歌颂者们来说，仿佛只有用某种甚至极端浪漫的方式才能真正写出“战争”与“革命”的神奇面貌；同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人民政权的不断巩固，在共和国文学已经逐步规范起来的空间和秩序中，客观催生着一种能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寓教于乐”的“流行”文学样式。于是作家们便遵循着这种现实的要求，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向某种兼具浪漫性和大众化的文学叙事传统寻找资源。当然，新中国文学所面对的或者说所承袭的传统是丰富而巨大的，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历程，解放区文学的延安经验等，都是新中国文学不得不受其影响的传统与资源。不过在被充分规范的空间里和被严格规划的道路上，新中国文学尤其是主流的“革命叙事”，不论是在“颂歌”时代精神所确立的主题意义上，还是在“为工农兵服务”的题材意义上，以及在使用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叙事的形式意义上，其直接承袭并发展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模式实际是一种必然。所以和现代文学中革命传奇叙事的出现一样，因现代革命传奇的成功经验，当代文学尤其是“红色经典”这一类“革命叙事”，便以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和创新的努力，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英雄史诗意味的革命传奇。
传奇在中国文学中既是一种成熟的体类，也是一种叙事的传统，尤其还是一种早已浸透在中国文学思维中的“惯例”，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不论是在故事的讲述上，还是在读者的接受上，其巨大影响始终都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之一。尽管表面看《三国演义》更像历史演义而《水浒传》则属英雄传奇，但实际上，最传奇的英雄往往是历史的人物，而再真实的历史叙述可能都离不开艺术的想象，⑨所以二者往往会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共通，进而成为现实文学中某种具有史诗意味的英雄传奇，即如我们在红色经典中可以鲜明看到的，当代作家在拥有着特定历史时空当中不可复制的人生传奇的同时，以他们的心灵笔墨创造出了那些可以让这个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革命传奇。
黑格尔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而“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而战争就是史诗最好的题材和主题，而大部分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乃至描述战争中英雄人物成长历程的小说，一般也都具有某种史诗性质。⑩因此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体的红色经典，不仅是一种革命英雄的传奇，同时也是一部传奇的革命历史，二者统一构成了既充满浪漫色彩、又具有鲜明政治倾向与现实指向的史诗般的革命传奇。再像巴赫金所说的，长篇小说的世界与接受者之间并不存在价值上的差距，因为它总是与世界的新活动、新文化以及新的创作思路相联系即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而史诗叙事的对象往往是一个民族值得传颂的往事，因而这种史诗性的世界往往也是英雄们的世界，所以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之间，便可以把“我”的时代作为英雄的时代加以歌颂，可以把“我”这个时代的价值作为后世景仰的目标。B11而在革命叙事者眼中，革命和战争代表了历史的主体与未来的趋势，代表了永恒的价值和正义，于是他们把史诗的真实性与长篇小说的艺术性统一起来，既有着崇高的正史心态和严肃的史传追求，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历史必然进程的信心和理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使用中，深刻体会着现实可能和历史必然之间关系的辩证法，把再现历史的责任与传达理想的义务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甚或单属于革命的传奇。
严格说来，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首先所强调的自然是现实的基础甚至完全真实的生活，并由此承担着把“反映生活”与“宣传政策”深刻统一的现实任务，所以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的历史叙事首先有一种纪实性品格这当然首先是和小说作者们的战争亲历分不开的，如曲波、李英儒和冯志等，都明确表明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的，但实际这种写法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文本落实策略，即作者们反复强调小说情节、人物的确有其事和确有其人，其实是在给自己的历史叙事施加某种非文学性即非虚构性的影响，是将“叙事的真实”转变为具有政治意义的“现实的真实”的自觉努力。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产生于一个“颂歌”乃至“大跃进”时代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其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革命的前提下的对立统一，实际始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后者，所以红色经典的出现作为政治话语的表现形式之一，既然始终摆脱不掉强烈的甚至“人为”的意识形态性，那么其对于革命历史的书写即所谓“纪实”实际上是被人为地典型化了的，因此其历史叙事便成了一种“整合”的历史。如众所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而毛泽东又据此强调，“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B12，从而使之差不多绝对化了。所以在内外交集的政治话语的左右下，红色经典中的革命历史，大部分都来自于人为的、典型化了的历史生活。如杨益言、罗广斌在《红岩》的创作中就是这样，“对生活不是机械的模仿，生硬的照搬，而是站在今天去感受、去把握、去思考过去。围绕着如何把活跃在心目之中的人物去构思、去描写，写出生动、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B13。于是红色经典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的对革命历史的记述，就变成了一种关于历史的“政治想象”，而其通过这种规范和整合所完成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政治叙事。
三类型的传奇与大众的叙事
有学者将红色经典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本身并不提供更深刻的思想内容，但情节迂回曲折，人物与故事神奇而引人入胜，像《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色交通线》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第二类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作品既表现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又极力将这主流思想与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体验，以及富于传奇的故事描写结为一体，构成一种新意念的通俗小说蓝本，像《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可作为第二类代表”B14。显然，这种合理的分类并不意味着红色经典内部在整体叙事模式上的对立与分裂，因为无论哪一类，实际上都是对承袭于传统、演变于现代、定型于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传奇叙事在走进当代之后的发展和创新，并以革命的英雄传奇与历史传奇的有机结合，使当代小说叙事得到了某种“类型化”意义上的特殊成熟和完善。比如作为一部已经写进文学史的作品，《林海雪原》向来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传奇，“就整体而言，《林海雪原》以传奇性的题材，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和自然景色，构成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B15。但实际上，这篇作品的传奇品格还应从更有转型和成熟意味的层面来解读，因为从比较的意义来看，尽管表面看来它并没有与解放区文学中的传奇叙事形成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情节的完整性、人物典型化的手法、时空背景的功能性等叙事要素上都已有了变化，并作为英雄传奇的代表，呈现出这一类红色经典的整体发展意味。
在解放区文学的大部分英雄传奇中，因为现实的革命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文学所承担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比较突出，所以小说文本对于“革命者”如何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如《新儿女英雄传》中青年农民牛大水的成长）、借现实革命斗争的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暴风骤雨》中的土改斗争描写）等比较看重，总是使情节的“艺术性”被内容的“思想性”所带动，并没有达到某种成熟“叙事”的艺术层面。或者说在这些革命的叙事中，传奇有时仅仅是作为某种艺术表现的“套子”被套在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和人物身上，艺术表现的成熟魅力还不足。但到红色经典中，因为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乃至革命斗争历程的描写，都是完成于革命已经取得现实的全面胜利之后，作家已经有机会并有能力对原本熟悉的生活进行更加细致的艺术加工，来完成某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从而使这些“红色经典”真正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融合，进而显现出成熟的传奇艺术来。同时，红色经典所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比此前的革命传奇更加具有浪漫色彩和典型意义。“‘红色经典’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浪漫化书写是绘制革命英雄形象，尤其是在那些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殉道者如江姐、许云峰身上，创作者调动了多方位的叙事视角，在他（她）们身上凸现的气质、意志、激情和理想信念充分展示了其精神崇高和人格魅力，使这些人物在叙事的建构中获得高度象征化的‘神授魅力’效果。”B16不可否认，这种“象征化”的背景和用意都是明确的，即都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热烈气氛和颂歌要求，并且是按照所谓“两结合”的要求所形成的。因此，红色经典这种达到了某种“神奇”程度的叙事，以其更加浓厚和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当代革命叙事的完美主义倾向及其人物塑造的极端英雄主义模式，成为一种具有“造神”意味的传奇叙事。即便是回到同样的历史叙事意义上，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的话语阶段上，史诗性还只是一种革命叙事内容的派生物的话，那么在红色经典这里，史诗性则已经完全成为作家们自觉衡量自己创作价值的核心标准，甚至是像《保卫延安》那样基于一种具有极端自觉性的写作计划。
当然，如《青春之歌》等另一类的红色经典可能因其更注重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或许英雄传奇的意味少了一点，但其依旧属于“两结合”的革命传奇的性质并没有变。这类红色经典大多是一个“人”即“革命者”的成长史，是一种精神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它们所着力表现的并不是“我们”如何在一场战争或一次战斗中去“消灭”敌人，而是在革命斗争以及革命事业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思想转变和情感体验。因此按照巴赫金的说法，作为个人成长的经历本身便是具有情节功能和历史意义的，B17“与肖也牧式的徘徊犹豫的知识分子视角和当时充斥文坛的充满说教的概念化政治小说不同，《青春之歌》已经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修辞方式，它将超验的‘政治’叙事与世俗的情爱故事巧妙地缝合在一起，使女青年林道静的情爱历险与‘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的成长统一起来。这一编码方式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基本叙事成规”B18。这也就意味着，在红色经典中，林道静也好，朱老忠或梁生宝也罢，其个人成长的历险记，都已在某种政治叙事的可靠性前提下，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叙事和接受空间，所以他们的道路都不再是一个仅仅属于作家自己或其他某个个人的道路，当然也就不是仅仅属于某种意识规定之外的个人叙事，于是这种成长及其道路选择的意义便必然成为一种情节规定性，使文本的内在结构处于一种特殊的“对立共构”当中，即把原本“对立”的个人的情感欲望与革命的政治要求用某种特殊的叙事方式使之达到个人经历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共构”，从而完成一种特殊而又必须有效的革命叙事个人成长的传奇经历成为历史叙事的故事性包装之后，具有“红色”意义的革命传奇便也同样得已形成。
必须正视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红色经典无疑是成功的，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学的成功，因此其一直以来的经典化历程所彰显的，实际并不是当年借助政权话语力量上位的特殊背景，而是文学传统在大众化转型中得以重生的历史经验。所以说，红色经典不仅仅属于“十七年”，而是属于整个当代文学中不应被忽视的那一部分。
注释：
①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B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第861页。
③④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6页，第186页。
⑤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⑥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3页。
⑦参见周恩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⑧郭沫若：《郭沫若同志答〈文艺报〉问》，《文艺报》1958年第7期。
⑨张文东：《文学的“诗性”与“诗性”的批评》，《当代文坛》2011年第3期。
⑩[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8-126页。
B11[苏]米·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见吕同六主编《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B13王维玲：《走向成功之路记成名之作〈红岩》的诞生》，《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B14董之林：《“新”英雄与“老”故事关于五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B15于润琦主编《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B16杨经建、郭君：《“革命”与“经典”》，《求索》2006年第3期。
B17[苏]米·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3页。
B18李扬：《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