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罗斯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罗斯教逐渐取得真正独立地位以后,东正教会逐渐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教权取得了与世俗权力并重甚至高于皇权的地位。在17世纪发生的尼康宗教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扩张教会的势力,企图营造凌架于国家之上的类似教皇一样的权力;一方面又以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所有的宗教活动,否定了原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几百年的宗教习俗,把旧礼仪派视为异端,这就导致了宗教分裂运动,坚持旧教的信徒被称为分裂派受到压制。而沙皇一方面借尼康之手确立了“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另一方面罢黜了尼康,把教权变成了皇权的工具。民间的东正教在此之后,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成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影响极大,很多信徒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俄国的宗教反对派运动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抗争呐喊提供了深厚的宗教底蕴和精神营养。
关键词 俄罗斯之迹 分裂运动 尼康宗教改革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020-11
在世界史上,西欧各国大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或宗教“复古”运动,如英国的卡尔文派、德国的路德改革、捷克的胡斯运动,这些在宗教旗帜下形成的波澜壮阔的运动,都对该国的发展历程造成深远影响。但是俄国史上的大规模的宗教斗争却鲜为人知,除了一些宗教专门史著作提及之外,很少有把宗教斗争与社会发展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在普列汉诺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宗教斗争——“分裂运动”,谈到俄国思想界、知识分子、革命运动与“分裂运动”之间的渊源。如别尔嘉耶夫就指出:“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注: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第11页。)
可以说,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它是俄国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渊源、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同时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土壤。然而在激进主义的革命成功后,它却又成为异见运动的精神家园之一,并从中产生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而当异见运动结出“剧变”之果以后,它又变成了各种不满于俄罗斯的“西化”、要求向“俄罗斯精神”寻根的思想来源。在俄罗斯的传统与革命、激进与保守、复古与求新的光谱两端,似乎都能看到它的色彩。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它的生命力其实多半就是由这种“分裂教派”提供的。
这场对俄国各阶层都有很大改变的以“东正教乌托邦”为载体反抗运动,一直持续了250多年,是俄国影响最大的、涉及人口最多的、持续时间最久的宗教反对派运动。这个俄国历史上的宗教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使我们对这一俄国历史中“导致一切都分裂、一切都中断,都移动了位置,就连心灵本身也不在其位了”(注: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86页。)的重大事件了解甚少,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由来。
一、“古风”时代的宗教与政教关系
1054年后的基督教世界东西分裂,使得莫斯科罗斯作为东正教世界的一员与天主教对立,加之蒙古入侵以后的阻隔这两个因素,导致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断。基辅罗斯时期过境贸易的“瓦希之路”大通道随之衰落。在分裂的罗斯诸公国中,西南罗斯的加利奇-沃伦公国等进入天主教文化圈,所以普列汉诺夫说,“加利西亚比其他任何俄国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注: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7页。),西北罗斯维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独立,而东北罗斯则在蒙古金帐汗的扶持下成为新的发展中心。12世纪中叶安德烈王公把东正教的圣物——圣母像从基辅带到了弗拉基米尔,开始建立新的东正教中心。1299年基辅的都主教希腊人马克西姆(1287-1305)来到东北罗斯的苏兹达尔公国,罗斯的宗教中心也向东迁移,马克西姆去世以后,拜占庭的大牧首批准加利奇出生的罗斯人彼得任总主教,彼得又靠贿赂金帐汗拿到统领宗教界的“蒙哥-铁木尔颁赐的诏书”(ярлык),负责管辖整个罗斯主教区,1326年彼得总主教把主教机构转移到莫斯科,从此形成教会与莫斯科各王公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1442年罗斯教会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东正教成为中央集权化的有力武器。“第三罗马”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捍卫者的思想的普遍流行,它有助于王权的巩固,提供了兼并其他公国的合法性。 “царь——(凯撒)”这个词原是拜占庭皇帝专有的称谓,为了表示莫斯科是拜占庭的唯一继承者并获得这个称号,莫斯科的王公们为此没少下功夫。他们以此前卡利达大公收买蒙古大汗的类似方式,不断贿赂拜占庭大牧首;伊凡三世和拜占庭的索非亚公主联姻(1467),并且开始修建莫斯科大教堂,以取代被伊斯兰教徒亵渎了的拜占庭索菲亚大教堂。伊凡四世一方面贿赂拜占庭的教会,另一方面把俄国接受基督教的年代往上推,创造出一个“安德烈在俄国传教”的神话。伊凡四世对罗马教皇的使臣说:“在基督教会建立初期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使徒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在去罗马的路上曾到过俄国,所以当你们在意大利接受基督教时,我们也同时接受了基督教”。(注:安德烈到俄国传教这个故事并不见于记载,很可能是伊凡四是虚构的,但是在988年俄国正式接受基督教前在基辅就已经有了散见的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存在。)在从理论上把俄国基督教渊源上朔到罗马时期的同时,又开始在俄国教徒中册封圣徒。在此之前东正教会尊崇的圣徒和殉道者全部是外国人,主要是希腊人,为了以此证实俄国东正教会源远流长和存在着自己神圣信仰的见证者,俄国教会1547年根据民间调查的结果,把22人封为圣徒,2年之后又加封了17人。
在伊凡四世的不懈努力下,1547年他终于获得“普世东正教徒的沙(即‘恺撒’)皇和国君”的称号,达到了“莫斯科是拜占庭真正继承者——第三罗马”的目的。1573年伊凡四世在给瑞典国王约翰三世的信中说:“我们共同源于奥古斯都大帝”。在戈都诺夫执政时期,拜占庭大牧首耶利米到波兰为穷困的拜占庭东正教募捐路过莫斯科,俄国沙皇借此机会向他赠送大量的礼物和1万金卢布,并先斩后奏,在莫斯科举行牧首推举仪式迫使他承认,这样在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约夫当选为第一任牧首。俄国的教会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原来的隶属关系变成了地位平等的独立关系,至此俄国教会成为东正教世界上最大的自主的教会(注:拜占庭的时候已经形成四个各自独立自主的东正教教区,它们分别是:君士坦丁堡郊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安提拉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莫斯科教区是第五个,但很快便成为最大的一个,目前全世界共有15个东正教自主教区和2个东正教自治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仍是人口最多的。),其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后来其影响跃居于东正教世界的首位。
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期间,教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成为仅次于莫斯科王公的最大封建主,以俄国最著名的谢尔盖三一修道院为例,到16世纪末,通过王公的赏赐、波雅尔的“敬献”以及圈占土地,它的领地已遍布40个县。彼得改革以前,教会占有全国1/3的土地和农奴,经济上的独立以及教权神圣的传统思维,使教会从来就不甘居于世俗权力之下,而与沙皇保持着独立性与疏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