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前往山东，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寻访革命遗迹，参观大峰山根据地和冀鲁豫边区纪念馆，受到了深刻的红色传统教育。我也拜访过许多父亲的老同事、老战友，听他们讲述父亲的工作往事，并参与编辑《万晓塘纪念文集》的工作，重温了父亲的工作历程，直接感受到他忠诚党的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格。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种思想作风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父亲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注意吸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源于父亲为人正派、刚直不阿的性格。
父亲在解放区长期担任公安保卫领导工作。由于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复杂，加之“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时有肃反扩大化的错案发生。1939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马霄鹏在担任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时，被诬为托派分子，在“肃托”运动中不幸被处死。血的教训，使父亲深知公安工作责任重大，政策上稍一疏忽，就是人头落地的大事。他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注重证据，严格掌握政策，千万不能轻易杀人。因此，父亲在公安工作中从不赶宁“左”勿右的风头。1941年，冀鲁豫边区也发生“肃托”扩大化的错误，抓捕了一大批人准备处决。当时父亲刚刚就任鲁西区行署公安局局长，在负责甄别工作时，他坚持对抓捕的人重新进行调查，结果证明绝大多数人都是革命同志。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时，父亲是市委审干小组的负责人。他对一些受审查的人总是着眼于事实，慎重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多次对审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重证据，不要片面追求成绩而弄错了事实，冤枉了好人。在反右派斗争时，父亲对定指标划定右派的错误作法是抵制的。当年的市委常委、市委地方工业部部长崔荣汉回忆说：“当时有不少同志问我，为什么工业部没揪出一个右派分子，当时不是给了指标吗？难道市委对如此情况就没批评和检查了吗？实际上，市委领导对工业部的情况都知道，市委分管这项工作的正是万晓塘，他對工业部就没有任何的批评和责难。因为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相信部门主管人员的工作。”新华社天津分社要给两位给社领导提意见的年轻记者定为右派分子。父亲听了汇报后，在该单位的报告上批示：这是年轻人提意见放炮走火，可以批评，不划右派。这两位年轻记者后来都成为新闻战线的知名人士。许多老同志回忆起当年父亲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保护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事例都十分感慨。
为了做到实事求是，父亲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他从不满足于听汇报来指导工作，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厂下乡进行调查研究。父亲常讲，当领导一要头脑清醒，二要腿脚勤快。调查研究不仅是他深入了解实际，掌握下情的工作方法，而且是他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渠道。那时下乡条件比较艰苦，公路都是石子路、土路，父亲下乡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个工作人员，坐上吉普车，一跑就是十几天。父亲身体不好，但他不管多累，每到一地，都要先找县、社的干部座谈，详细了解当地的情况。在1960年父亲带队下乡时，坚持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虽有胃病，但是指定要吃当地群众吃的度荒饭，在三个重灾县，他们吃了水煮苲菜（一种水草）、豆腐渣窝头、野菜饽饽、玉米棒淀粉等。他还让秘书把这些度荒饭菜带回市委机关，给机关干部尝尝，让他们了解当时农村的严重灾情，增强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意识。父亲下乡有几条规定：第一不准提前通知，只在到达的当天或前一天晚上通知。他说如果提前通知下面干部就会远接高迎，盛情接待，铺张浪费，而且有时间弄虚作假，摆出样子编好一套给领导看;第二只住县委招待所，只吃县委机关食堂的饭，不许设宴，更不许喝酒;第三不许县委的同志到县境边上迎接和送别，理由是大家都很忙，不必搞没用的礼节，同时父亲可以自由地到处看看。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要只去铁路和公路沿线，更不能只在当地干部划定的线路和地点打圈子，这些都是当地干部花费精力财力物力较多的地方，并不能代表全县的真实面貌。他又说要深入就要深入到底，就是到第一线去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
父亲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各地农村都大放“高产卫星”。父亲听说有的报刊宣传天津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稻谷12.4万斤，便询问有关负责同志，知道是虚报后，立即严肃指出：要实事求是，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搞欺上瞒下的事。并指示报纸、电台不要刊登这类不实的消息。1959年夏天，父亲到天津北部检查农村情况，走进武清县政府，迎头看见一幅大壁画，画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村小伙子，两只手推开了两座大山，这是当时流行的宣传画。院墙上还有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父亲同县委几个领导同志谈工作时，一开始就问：你们学习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没有？（指上海会议精神和《党内通讯》六条）县委同志都说学习了，正在传达贯彻。父亲说，那为什么院子里还有那些浮夸的东西？县委书记说我们忽略了，马上派人出去清除。父亲经常向区县干部讲，敢想敢说敢干是对的，但是要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否则就成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他曾多次叮嘱干部：宁可实过其言，不可言过其实。1961年，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分析为什么党内存在不敢讲话之风时，深刻地指出有三个原因，一是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副作用，助长了若干“左”的观点、“左”的情绪;二是盲目追求“高指标”，层层压任务;三是工作不深入，缺乏调查研究。父亲对大是大非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一些流行的提法并不苟同。1962年以后，党内出现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倾向，1964年父亲对天津针织厂干部讲话时明确说：我看不要提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都贴阶级斗争的标签，并不解决问题。1965年，他在天津电梯厂与干部谈话时，针对当时倡导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指出：毛主席语录要学，不过不要强调背，死记硬背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一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第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光是背诵解决不了问题。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也许很平常，但在“左”倾思潮横行时，这样讲确实需要政治上的清醒和勇气。
父亲十分重视发挥先进模范人物的作用。他非常关心每年的全市评选劳动模范工作，不仅每年专门听取市总工会的工作汇报，而且亲自参加每年的表彰大会，向劳模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工人代表表示祝贺和慰问，在报告中讲形势、交任务、提希望，号召全市职工群众努力学文化学技术，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活动。每年春节，父亲都要与劳动模范座谈，号召劳动模范要团结周围的同志，用自己的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他们，用自己的先进经验帮助他们，从而带动周围的同志共同前进。他还要求各单位应该定期召开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老工人的座谈会、代表会等，征求大家意见。许多单位成立了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围绕企业生产技术问题刻苦钻研，攻克难关，在职工群众中学习技术、钻研技术蔚然成风。津南制革厂青年工人肖德训创造的制革新技术，将制革周期由16天缩短为2.5天，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父亲看到市总工会反映此情况的简报后，对肖德训的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立即批示：“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肖德训。”后来肖德训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连续三届评为市特等劳动模范，1960年被提拔为工人工程师。当时工业生产发展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单纯依靠学校培养，根本不能满足需要。父亲要求有关企业注意从技术工人中培养提拔技术干部。有关部门在重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表明，技术工人特别是老技术工人，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操作经验，能够解决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同时通过长期的培训和自学，许多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理论知识，具备了担任工程师的条件。父亲让有关单位制定方案，就选拔的条件，选拔后的工作安排、待遇等都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还特别强调选拔工作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拟提拔人员的名单必须经过群众讨论鉴定才能上报。这个方案付诸实施后，全市从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中共提拔工程师300多名，后来实践证明这些同志在生产和技术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在技术革新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在工作上注重实际效果，反对形式主义。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活跃城乡经济，父亲极力主张开放农贸市场（又称自由市场）。他认为这样做农民可以将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来卖，城市居民也可以从农贸市场上购得计划供应以外的一些食品。他主持市委常委会讨论后，在全市开放了37处农贸市场。事实证明，开放农贸市场的效果是好的。当时党内对开放农贸市场有不同看法，外地领导打电话来询问，父亲明确表示支持开放农贸市场的态度。后来到1962年一些省市陆续停办农贸市场时，有人问天津收不收，他又一次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统一决定取消农贸市场，我们应当服从;如果是征求意见，那么我的意见还是保留。”1961年在进行工业调整时，父亲强调要保留基础工业，保留老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骨干力量。这些都为日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打下有力的基础。为了组织好人民的生活，他亲自找到财贸战线劳动模范张士珍等研究商品的分配和供应。他还指示有关部门，把黄豆、红枣等营养品直接送到病号手上。市委还成立了反对“走后门”工作领导小组，严厉查处“走后门”和黑市违法活动，严肃处理了一批违法干部。1964年6月，市委决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天津分会组团出访神户，父亲指定由市科委主任罗云为团长。罗云起初有些推辞，父亲亲自找罗云谈话说：“如果让天津分会的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带队不是不可以，但我想那种访问往往限于礼仪活动，作用不是很大。我提议让你帶队，是因为你是天津市科委主任，了解当前天津科技情况。你可以乘此次访日的机会，了解一下日本近几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科学技术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你们看到有什么适合我们生产的新产品，可以推广采用的新技术，就学了带回来。你可以选几个科技人员一道去，当你的助手。你们回来以后，要给市委、市政府写一份访问报告，根据在日本参观访问的情况，对今后天津市的工农业发展和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你们的建议。”天津访问团到达神户的第二天，神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版面刊登了新闻，说这个访问团是一个科技考察团，团长是天津市主管科技的官员。代表团在日本参观了工厂和科研单位，归国后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此次赴日参观访问的科技成果，其中介绍了日本处理城市污水灌溉农田的经验，后来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推广。
在工作中凡是重要的文章和报告，父亲总要自己动笔。1958年，毛主席提出省、市委第一书记要关心报纸，精心写作社论。父亲对报社送来的社论稿，都仔细审阅，认真修改。起草重要的报告，他总是先按照上级的精神列出提纲，再召集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征求大家意见，然后写出初稿，再反复修改。有时为了改好一篇讲话稿，他时常废寝忘食。开会时，除了传达党中央的精神，父亲讲话、做报告，从不照本宣科，即使事先准备了讲稿，他也不照念。由于平时注重调查研究，他对基层的工作，对群众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情况都胸中有数，所以在讲话中列举的事例丰富生动，很有说服力。他主持大小会议，听取各级汇报，下厂下乡进行调查研究，都是亲自动笔做记录。他说自己动手记录，既可以促使自己集中精神听取意见，又利于思考问题，准备发言。在各种工作场合，碰到记者想给他拍几个新闻镜头，他经常制止说：要多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少宣传领导。父亲在天津工作了17年，留下的工作照片只有十几张。
父亲是很讲党性原则的，他多次跟身边工作人员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懂得党的基本原则，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国有国法，党有党规，绝不能有越轨行为。在市委集体领导中，他作为班长，总是很尊重分管同志的意见。在干部任用上，他更是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提拔任用干部都是先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同分管领导酝酿，然后提到会议上讨论决定。对秘书的级别待遇也都由办公厅全权安排，他从不过问。父亲善于团结同志，当工作中出现意见分歧时，总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维护团结。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趋炎附势。上世纪60年代初，陈伯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到天津来。1961年，他到天津钢厂“蹲点”时，提出要把厂里工人的数量减少到1957年的水平，同时把减下来的工人口粮分给其他工人。父亲认为他的想法脱离实际，没有照办，经市委讨论后以不合政策规定而搁置。这使陈伯达很不满，声言：天津不听我的，我以后再也不来了。1964年“四清”时，陈伯达又来到小站“蹲点”，胡乱编造出以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张凤琴等为首的“逃亡地主和土匪集团”，而且还要“挖根子”，“找后台”，矛头直指南郊区委负责同志。父亲对陈伯达在小站推行的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对一些受迫害的同志尽可能地进行了保护，因此招致陈伯达的忌恨，为陈等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权势迫害父亲，埋下伏笔。
当时，毛主席对天津的发展和建设非常关注，曾先后来天津二十余次，进行视察和调研，多次听取了父亲的工作汇报，与父亲亲切交谈，并对天津工作发表重要指示。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在海河岸边中心广场上，与天津市人民共度佳节，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毛主席在观礼台上亲切接见了劳动模范张士珍、李兆珍、刘长福等同志。父亲指着张士珍介绍说：“她是天津组织人民生活的能手。”毛主席亲切地握着张士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好好为人民服务。”1964年7月29日，毛主席重新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并给父亲写信说：“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父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深为毛主席大气磅礴的题词和谦和亲切的话语所感动，立即让报社印制报头样稿。当时父亲和报社负责同志一起，兴奋地拿着几份报头样稿在家里反复斟酌审定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父亲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即使在父亲担任市委主要领导职务以后，虽然工作很忙，仍经常热情接待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并一再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不要阻挡来访的同志。因此，有些同志遇事都愿意直接找父亲谈。父亲有时也主动邀请一些同志到家中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听母亲讲，1963年春节时，父亲把一位干部请到家里，亲切地和她促膝谈心，说到她爱人在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事，父亲诚恳地表示，当时工作忙，没有过问这件事，关心不够，接着谈了对重新安排她爱人工作的想法。父亲还直爽地谈了当年自己在听到传达批判彭德怀时那种难以理解的复杂心情。父亲以诚相待，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这位干部深受感动。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父亲都注意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化。1942年，在日寇不断“扫荡”的艰苦环境中，父亲虽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仍同战士们一起吃高粱面饼，由于胃疼，吃得很少。一次，有位同志给父亲买了一些白面烧饼，父亲没有要，并且把这位同志的领导找来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担任公安局局长，还是担任市委书记，父亲都严禁别人给他送礼。他特别嘱咐秘书，所有送来的东西一概不许收。三年困难时期，机关、部队有时送来一些自己生产的食品，都被坚决退回。父亲不收礼，也从不请客送礼，即使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来了，也不过是在家里亲亲热热地吃一顿便饭。父亲对亲属子女也是严格要求的。我叔叔有个独生女，1962年因生活困难从农村老家来天津，要父亲在天津给找个工作。父亲没有答应，耐心劝导她安心在农村劳动。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更加严格。他常教育我们：不要因为是领导干部子女就高人一等，摆架子，耍威风;要有礼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他还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要珍惜今天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努力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你们長大以后，都要凭自己的本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1961年，大姐由于有头疼病，高中未毕业就中途辍学，有的同志想把大姐安排在机关工作，父亲不同意，而是让她到工厂当了工人。1966年年初，大姐所在的工厂抽调一批人支援内地三线建设。她找父亲商量，父亲说：市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大姐报名去了兰州，此后就一直留在那里工作。
父亲在天津工作了整整17年，对天津各方面的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天津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65年，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呈现较好的形势，当时中央领导曾有意调父亲到东北某省任职，父亲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去留，而是天津的发展，他诚恳地表示：现在形势刚刚好转，希望继续留在天津工作一段，与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奋斗，把天津各项工作进一步抓上去。那时，父亲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力争用一年时间，进一步改变天津的工作面貌，在“三五”期间，逐步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父亲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实现天津市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确实体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追求！
父亲身体瘦弱多病。多年来，他一直是超负荷地带病坚持工作。即使犯病在家休息时，他也忘不了工作，不是看文件，就是找同志谈事情。病得实在起不了床，还让人在床边读书报，念文件，一旦病情好转，马上去机关上班。父亲患有心脏病、肺出血、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症，却从来没有认真医治过，只是在病情严重时吃药顶一顶，稍微休息几天。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严重程度，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大夫就曾建议他及时进行心脏手术治疗，以免发生意外。他怕影响工作，只是笑笑说：没那么严重吧。就这样，他一面与病魔拼搏，一面加倍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全部力量。
1966年春天，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6月，华北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对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揭批。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发言时只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认为父亲的态度不明朗，几次点名批评。父亲承受着巨大压力，坚持不说违心的话。不久，由于发低烧、吐血，不得不住院治疗，医生诊断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提出应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当时，父亲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到医院看望父亲，劝说他不要再带病工作，应该好好治病了。父亲表示责任在肩，不能休息。不久，父亲抱病回津，继续主持市委工作。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愈演愈烈，他始终坚守在市委领导岗位上，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9月19日，父亲终因心脏病猝发，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年仅50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去世后天津人民深切悼念的感人情景。从9月20日到22日，十几万群众连续三天拥向设有父亲灵堂的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表示哀悼。第一工人文化宫从一楼到四楼，摆满了广大干部群众送来的花圈、挽联、悼词，许多街道上也贴满了悼念的横幅。9月22日，天津市各界代表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会场内外一片庄严肃穆，在海河边的中心广场上聚集着上万的群众收听广播。在市领导致悼词后，我强忍悲痛，流着热泪，代表家属诵读哀词。那巨大的场面，隆重的氛围，动人的情景，充分表达了天津人民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后来，陈伯达、江青等人直接插手天津，煽风点火，颠倒黑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父亲，株连无数的干部群众，制造了天津最大的“文革”冤案。
历史是公正的。“文革”后期，天津的干部、群众开始强烈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母亲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要求为父亲平反。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时，曾向河北省革委会负责人询问父亲去世的内情，听到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的经过，他深感惋惜。当时由于“四人帮”及天津市负责人的阻碍，不可能为父亲平反。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并开始全面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1979年1月20日，天津市隆重举行了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天津市委郑重宣布“文革”中强加给父亲的种种诬陷应予全部推倒，重申1966年9月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和悼词是完全正确有效的，重申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并高度评价了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和在天津工作的十七年间，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次日，《天津日报》发表了纪念父亲的长篇通讯“海河两岸冻已解，春来万花慰忠魂”。父亲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深深留在人民心中。
今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变为现实！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天津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当前，勤劳务实的天津人民正在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即将实现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老一辈共产党人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