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科学语境视角看，科学知识合法化表征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语用主义”的语境解释。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判据在于科学思维的超越性逻辑、科学功能的异化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的单边话语霸权。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意义体现为：为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提供判据，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伦理规范以及有助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话语转换。
〔关键词〕 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语用主义，判据
〔中图分类号〕N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6-0048-05
关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争论，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不同派别（或学者）的解释观点。本文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认为立足不同的科学语境将形成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不同文本解释。科学语境的变化也必将引起科学知识合法化解释的变化。因此，在讨论科学知识合法化之前，我们有必要而且必须首先回答三个问题，即科学知识是什么（本体论诉求）？科学知识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价值诉求）？科学知识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话语表述（语用诉求）？围绕这三个问题的争论，科学知识合法化呈现出三种语境解释，以传统归纳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库恩“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研究纲领”为代表，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风格；以胡塞尔的“实证主义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功能批判为代表形成了“功能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风格；以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考察为代表，形成了“语用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语境解释风格。三种科学语境解释风格，从不同的“问题域”考察了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
一、 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路径
研究科学知识合法化问题，其实质是要发现不同派别（或学者）基于什么样的科学语境去解释科学合法化的标准。基于不同的科学语境，关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解释形成了三种不同风格，即“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以及“语用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
（一）“结构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语境解释旨在回答和解说“科学知识是什么（本体论诉求）”，通过深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在结构，寻找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基础。因此，“为科学知识划定标准”成为“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首要任务。传统的归纳主义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科学通过归纳而不断进步”。归纳主义由于自身的逻辑悖论，自出现之始，一直遭到学界的批判。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提出了著名的“休谟问题”（即归纳主义既不能从逻辑上得以证明，也不能从经验中得以证明），他将归纳主义证明公式描述为：归纳原理在场合X1成功地发挥了作用→归纳原理在场合X2成功地发挥了作用，等等→归纳原理总能发挥作用 〔1 〕 （P68 ）。
这样，归纳原理证明本身诉诸于归纳证明，形成了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此外，归纳原理也遭到了波普尔、库恩的强烈批判。波普尔在其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对归纳原理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归纳原理最大的漏洞在于以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因而归纳原理极易产生矛盾，滋生逻辑悖论。波普尔认为：“从逻辑的观点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 〔2 〕 （P3 ）他认为既然运用归纳原理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那么就应换个角度，即运用证伪的方式，通过试错法，在推测和反驳中不断推动科学知识进步。波普尔在批判归纳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其要义是假如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他试图通过“否证”的方式来说明科学发展的逻辑，为我们理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然而，自波普尔抛出“证伪主义”后，对其批判的声音从未间断。证伪主义同样需要观察，而观察又依赖于一定的理论，当观察和理论不一致时，矛盾就会出现。“一个令否证主义者窘迫的历史事实是，如果科学家们严格遵循他们的方法论，那么，那些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理论的最好榜样的理论永远也不能得以发展，因为它们在其初期可能就被拒绝了。” 〔1 〕 （P115 ）库恩认为，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把关注的视角放在个别的或成组的观察命题上，眼光过于狭隘了。为揭示科学发展的逻辑，库恩另辟蹊径，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把科学知识的发展描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科学危机”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强调“范式”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就像其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言：“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旦我的疑难冰释，这篇论著的草稿也就一蹴而就了。” 〔3 〕 （P4 ）在库恩的理解中，“范式”是保证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基础，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因此库恩认为“拒斥一个范式而又不同时用另一个范式去取而代之，也就等于拒斥了科学本身。” 〔3 〕 （P68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被波普尔和拉克托斯等称为“相对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描述性质的科学言说方式。拉卡托斯吸收并修正了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观，提出了“研究纲领”，试图通过“‘硬核’+补充假设（保护带）”的方式阐述科学知识的合法化。
“结构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为我们认识科学的合法化提供一种解释，但每一种尝试都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瑕疵，为后来者所批判，这就是科学合法化语境解释的辩证逻辑。
（二）“功能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如果“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旨在解决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内伤”（本体论诉求），那么20世纪以来，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科学功能批判，则旨在回答科学合法化的“价值诉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对当时欧洲面临的危机进行了哲学解读，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并试图通过“超验现象学”重塑科学的合法化基础。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了“座架”说，对科技的合法化提出了质疑。但在20世纪，对科学功能进行系统批判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
同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分析一样，霍克海默试图从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对科学危机进行考察。他认为科学毫无疑问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对生产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构成了生产手段。但这一切并未给人类带来本应有的好处，同样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霍克海默认为，事实上科学发展日渐偏离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充当了类似于形而上学的“保守性”特征，“科学的方法重视的是存在而非生成，一定的社会形式则被视为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方式运转的机制” 〔4 〕 （P160 ）。由此，霍克海默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形而上学所批判的科学本身都是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去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的形式。” 〔4 〕 （P161-162 ）和霍克海默一样，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也批判了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其操作下，人们日益丧失了批判性的思维，变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 〔5 〕 （P126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同样对科学的意识形态性作出了批判。他认为，在后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科学以第一生产力自居，日益以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形式侵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统治手段，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知识“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 〔6 〕 （P64 ）。
“功能主义”的科学合法化语境解释，旨在通过批判科学知识的“外在”功能性危机，探讨科学知识的“价值标准”，为我们理解科学知识的功能以及科学知识合法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三）“语用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在西方学者普遍质疑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大背景下，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语境视野，重新考察了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他通过描述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的语用学特征，认为不同“语言游戏”之间有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因此，“科学玩的是自己的游戏，它不能使其他语言游戏合法化” 〔7 〕 （P141 ）。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不确定性”成为科学知识的新特点，只有通过“误构”（又译为悖论推理）科学知识才能走向合法化。
利奥塔运用“语用学”的科学语境解释方法考察了后现代状态下的知识范围，认为把科学知识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是一种骗人的“假象”，延续了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的语境考察，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超越了自身的“界限”，隐含着“举证悖论”，走向了一种新的“恐怖”，面临着严重的“合法化”问题。罗蒂认为《后现代状态》中关于“科学语用学”的讨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一个仍然潜存于哈贝马斯研究中的信仰，即通过对所有语言游戏中许可的‘步骤’的调整，作为一个群体（或一般）主体的人类寻求共同解放，叙事的合法性就在于对那个解放的贡献 ” 〔8 〕 。因此，利奥塔的科学语境解释在认识论上要求以异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代替普遍性、同一性、确定性，表达了他反对宏大叙事的哲学态度。事实上，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描述，并由此对科学知识的语境解释，都建构在这一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从这一角度看，利奥塔的哲学观点和后现代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相似，在语言分析上倒向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在对待科学的科学知识上的态度上类似于库恩的“范式理论”。
利奥塔“语用主义”的科学语境解释，是在西方进入后现代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强调“不确定性”、“异质性”的基本特征，其目的在于通过“语用学”的分析，重塑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言说“标准”。
二、 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判据
以上三种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是基于不同的语境判据。问题的关键是，三种解释的判据何在？我们认为“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判据源于科学思维的超越性逻辑，“功能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判据源于科学知识功能的异化危机，“语用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解释判据源于科学知识的单边话语霸权。
（一）科学思维超越性逻辑的语境判据。“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知识的“内在”生成机制提供了必要参考。在“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历史中，形成了三次“翻转”，即“证伪主义”对“归纳主义”的“翻转”、“历史主义”对“否证主义”的“翻转”以及拉克托斯“研究纲领”对“范式理论”的翻转。每一次新语境解释的提出，都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这三次“翻转”反映了科学知识发展的逻辑过程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结构性内伤”，并不可能存在一种至善至美的“普遍性”的科学解释。事实上，这三次“翻转”恰恰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特征，正是这种超越性的思维激励着不同的学术团体进行不同科学假说，并由此形成了多种科学合法化语境解释。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就对人类思维的至上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9 〕 （P463 ）人类思维这种既“至上”又“非至上”的特征，反映在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中，就表现为一种带有“残缺”的动态发展趋势。因此，毫无疑问，“结构主义”语境解释的各种假说也将为后来者批判和替代。
（二）科学知识功能异化危机的语境判据。“功能主义”的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源于科学知识的异化危机。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现象学解读、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的批判都源于科学功能的异化这一社会现实。科学知识曾为人类创造了无数灿烂的成就，现代工业文明正是得益于科学知识的飞速发展。然而，科学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却日益表现出“功能性”危机，变得越来越“敌视人”了。马克思曾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科学技术异化”这一论断，他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10 〕 （P776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科学技术异化思想的衣钵，对科学知识合法化进行了新的语境解释。霍克海默指责科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偏离了社会现实的轨道、马尔库塞认为人们在技术的操纵下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而沦落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把科学看成一种“隐形”的社会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科学合法化的语境解释，对于深入分析科学知识功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反思和批判“科技万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三）科学知识单边话语霸权的语境判据。“语用主义”的科学合法化语境解释源于科学话语的“越界”并充当单边“话语霸权”的理论思考。利奥塔在后现代的背景下，对科学知识的语用学“界限”进行了重新考察。他认为科学知识隐含着“合法化的悖论”，而这一秘密就在于科学知识延续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知识在取代了“神”的地位后，又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神像”（科学本身）。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单边话语取代多元话语的努力自始就遭到了“语用学”的诘难。葛兰西曾使用“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利奥塔则是从“语用学”对“霸权”进行了彻底的拒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科学话语的单边霸权，“从尼采‘上帝死了’，到罗兰·巴特‘作者死了’， 再到福科‘人死了’，权威的合法化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蚀” 〔11 〕。利奥塔通过“语用学”的语境解释，拨开了科学知识言说的神秘面纱，实质上表征了其拒绝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态度，这种思想倾向和胡塞尔、海德格尔、霍克海默有相似之处，而他通过“语用学”独特的解释视角构成了“语用主义”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独特风格，可谓在后现代星丛中独树一帜。
三、科学知识合法化语境解释的意义
通过科学语境的分析视野，可以为历史上不同派别（或学者）关于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提供判据，有利于分析“科学知识”的功能危机并为之提供伦理规范，有助于实现科学话语的有效转换。
（一）语境解释为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提供判据。 历史上，学界基于对科学知识知识合法化提供不同的文本解释。通过科学语境的分析视野，可以有效为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提供判据。科学语境直接关涉到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反思模式、理论预设以及理论指向。首先，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理解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的反思模式。布迪厄认为“反思性这一工具将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不是更少” 〔12 〕 。在不同的科学语境中将形成不同的“反思模式”，并最终形成科学知识合法化解释的内在动力。其次，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理解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的理论预设。不同的科学语境潜存着不同的理论预设。“虽然不同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假设和证据，但有相同的预设，而且预设是作为形而上学信念存在于科学中的。因此，合法化科学的预设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13 〕 因此，不同的“理论预设”将决定不同的研究方向，并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论成果”。再者，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理解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的理论指向。事实上，关于科学知识合法化争论本身就孕育于动态的“否定”过程之中，是一种“综合语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学知识”发展的逻辑往往表现为并非由单一“语境”决定的一种逻辑进程，“科学革命的发生是由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理论语境、社会语境共同决定的。这是因为：任何科学革命的发生首先表现为历史中行动的科学家个体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和社会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其中，科学家个人认知模式通过科学理论体系在得到社会普遍接受后，使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14 〕 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争论受到多种“语境”的影响，其演变的过程正是不同“语境”碰撞的必然结果。
（二）语境解释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伦理规范。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我们发现科学知识合法化正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语境预设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通过语境解释的深入剖析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伦理规范。回归科学的伦理规范，即要实现“应然”对“实然”的统摄，按照弗洛姆所言：“技术的解决是‘can or can not’（能不能），而技术的应用还应追问‘Should or shuld not’（应不应做）。” 〔15 〕 首先，科学语境解释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人道主义规范”。基于科学语境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对人的生存境遇的高度关注一直是科学伦理的中心议题。在“科学伦理”中隐藏着一个“人道主义”的终极目的。因此，“科学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的目标是增进人类的福利，拓展认知在符合这一目标的前提下，成为一个重要的子目标” 〔16 〕 。其次，科学语境解释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道德主义规范”。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我们发现科学发展基于一定的社会语境，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从根本上讲，它必须首先是符合道德的，然后才是“有价值的”。因此，科学知识合法化必须回归“道德主义规范”。再者，科学语境解释有利于回归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职业主义规范”。科学伦理具有较强的“职业指称性”，隐含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回归科学伦理中的“职业主义规范”既包含了“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基本诉求，又有更高标准的专业素养要求，反映了从事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综合素养。
（三）语境解释有助于科学知识合法化话语转换。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我们发现不同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话语体系。科学话语仅仅是一定语境的产物，因而不可能作为一种“霸权话语”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话语转化。首先，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实现科学知识从“绝对话语”到“相对话语”的转换。“科学知识话语”只是众多“语言话语”中的一种，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各种语言之间因为“语言性质”的不同无所谓“高低之分”。“科学话语”没有也不应该充当一种凌驾于其他“话语”之上的“绝对话语”，其同样具有“相对性”。其次，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实现“科学话语”到“交叉话语”的转换。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我们发现语言本是社会发展产物，其植根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语言的发展也常常表现为动态的多元化特征。现代社会的发展日益表现为“交叉发展”趋势，受此影响，语言的发展也表现为“交叉语言”的维度，从“科学话语”到“交叉话语”的转换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征。再者，科学语境解释有助于实现科学知识从“专业话语”到“日常话语”的转换。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其目的在于用日常生活填补“技术的真空”。同样，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我们认为科学的“专业话语”只有转化为“日常话语”，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传播方式，才能发挥其最大功效。
四、结 语
在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围绕其合法化出现的各种论辩，其实质是基于不同科学语境预设的必然结果。科学语境处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因而，我们看到的各种关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解释必然处在一个动态的范式模型进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基于科学语境的视野，为我们理解科学知识合法化的争辩提供了一种新解释。这种基于科学语境新解释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科学知识合法化的预设“歌功颂德”，而是为我们理解各种派别（或学者）的见解提供一种解释的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要关注科学知识合法化的社会语境，回归科学知识的伦理规范，要注意不同语境中的话语表述，实现科学话语的转换。无疑，从科学语境的视野去评判科学知识合法化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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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