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有几个方面可以拓展：即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社会-文化视野； 辛亥革命； 革命话语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52-04
作者简介：
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天津 300071）
阿伦特对于20世纪的时代特征有过一个宏观性解说。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尤其作为一个世纪性主流话语而言，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话语比“革命”一词更深刻更持久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①。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完全被“革命话语”所主导的历史进程。这不仅见证于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国民报》第一期之《二十世纪之中国》所揭橥的“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二十世纪乃革命之世纪！更见证于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革命传统”，所谓“民国共和以来，忌讳之樊己撤，满清载籍，纵横坊间，革命之纪，充斥几牖”②。因此，由辛亥革命生成的“革命话语”几乎纵贯和制约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虽然其内容和形态时有变化。但是，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的拓展也颇为深广，但大多还限于事件史或运动史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
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
1．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向之一。周锡瑞在《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一文中就扼要地叙述过这一研究趋势。他说，“如果比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中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就更加惊人。……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很有希望）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提供基础” （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当然我们不必刻意模仿和追摹西方学术风向，但国际学术朝向及其创新意识，也应该成为我们建构和拓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点之一。
2．关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话语”研究。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可以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远比事件史和运动史更为深广的景观。比如从“革命话语”切入，我们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之前，当“革命”推演为时代性话语时，革命——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已不是革命派的专属话语了。即使是“反对”革命运动的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本身也持认同的态度，在其言说中并非反对“革命”，而是反对“攻满”（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满论》）。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虽言之不多，却也持肯定立场，在其1902年的《辨革命书》中说，“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并强调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可知，政治上坚持保皇的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也是秉持慎重的肯定态度。即使辛亥革命后，从广义上言革命，也有溯及康有为者：“天下事，有因而后有果。凡倡为学术革命者，康有为也。鼓吹民族主义者，孙文也。实行破坏屡仆屡起者，黄兴也。此皆南方之士言革命也”（注：子虚子：《湘事记》卷2，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78辑，第31页。）。
梁启超对于“革命”话语也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1902年他首先从定义层面上加以解说，作《释革》一文（《游学译编》第一期），其要义是：（一）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 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革命三特征：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按梁氏所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44页。）。
这至少可以说明，“革命”话语已经是超越了一个阶级或阶层专属的概念，它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涵，并开始获得社会性认同。
3．“不断革命”与“继续革命”话语研究。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正是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成为近代革命史建构的元点。冯自由《革命逸史》对此记述说，“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此前所有反清之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辞。正是孙中山发挥了革命的时代意义，认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也正是由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成功，重建的近代历史以革命为主线而展开，尽管历史上的反清起义如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等“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却由于新建构的近代历史旨在为辛亥革命寻求历史的渊源，遂将此前一切反清活动重构于“革命史”框架中，所以《革命逸史》统称“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此前所有反清组织甚多，如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自序第1页。），“都归入革命史之内”（注：陆丹林：《革命史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页。）。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革命导师或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关于“不断革命”遗嘱（即“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成为当时所有站在历史或试图站在历史舞台上人们必然标示的口号或信念！“革命”成为时代性口号，一种不由分说的传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因此，我们从20世纪之初风靡全国的革命思潮，到孙中山的“不断革命”遗嘱，再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念，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革命话语”的演变和承继中，所包含着的社会—文化内涵，远非“革命运动”或“革命事件”的研究视野所能容纳。而这一切之源，又无不始于辛亥革命。
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
1．贝华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中国革命运动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注：贝华编：《中国革命史》，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辑，第1页。）。但20世纪几乎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注：笔者认为，“革命话语”最终消退是在2001年。这年的一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发表了《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根本性的标志。提出从“立党为革命，执政为阶级”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转变，其实质就是我们党在思想观念上和工作原则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于革命话语而言，这可以说是世纪性的转变。此外，200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革命话语消退的象征。）。问题还在于，由此展开的一系列“革命事件”或“革命运动”，又无不与辛亥革命脉系相连，无论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还是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运动竞相推进，因其内容和目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性关联和内在的深层因缘，并没有得以充分的揭示。社会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标、内容并不相同，但以政治革命为主导的手段、方式却常常移植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其中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在不少，当是历史研究者不应忽略的问题。辛亥革命如何从元点上影响和制约了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也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内容的展开，仅仅拘泥于事件史或运动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蕴含着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2．辛亥革命与“革命泛化”的意识与历史。民国之后，革命日渐走向“普泛化”，而革命的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异化。王奇生的研究对此现象有过揭示，他认为“从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道德正当性的标签”（注：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甚至于1949年后，革命话语仍然笼罩在“经济建设”之上，如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现的困难时仍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可见，经济建设、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等，仍然被“革命话语”所主导。但实际上，这种“泛化革命”的意识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梁启超对革命的解读：“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对于当时革命话语的普泛化问题，梁启超也有深切之感受，指明道：“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44页。）。所以，冯自由也认同“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注：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载《革命逸史》第1册，第1页。）。
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
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1．革命之定义与目的，以及革命理论与社会实践形成的巨大张力，如何求得学理上的解释，而借助于这一学理框架或范式，重新建构近代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面临的重要任务。通常的革命史研究，是基于已经当然认同的革命事件或革命运动的史实与解释性的研究，但何谓革命，革命的定义、革命的目的以及不同类型革命的范围的把握等，均无学理层面上的深入讨论。当辛亥革命尤其是民国成立之后，众多复杂斑驳的现象都以“革命”的名义涌现；同时，历史上一切起义、造反、举事等等，也都归结为革命，从而淹没了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的本义。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20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革命与运动、革命与武装起事、革命与起义或造反等等，也还需要深入的学理性研究。至少对于辛亥革命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我们还缺乏像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那样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2．关于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的研究。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影响下，形成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然而，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也还缺乏扎实的实证性和理论性研究。但是，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前事实上已经被提出了，如朱执信所说：“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注：邵元冲编：《朱执信文存》，民智书局1927年版，第8页。）。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之间的相关性、相异性，以及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问题，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课题。而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应该源于辛亥革命。
聚焦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或历史上的革命的研究，当会发现另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景观，当能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陈炜祺）
A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Revolution Discourse
from the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ng Xianming
Abstract:
The conversion to the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 is an option of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re are some areas to expand, such as the research models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which beyond the study approaches of Event history and Movement history, the shift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to 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volution in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revolutionary. Finally, tak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s the center, doctrinal research findings about revolution can be forme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phenomenon of 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the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the Revolution of 1911；Revolution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