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人类笼罩在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的迷雾之中。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类又被各种神学体系和世俗宗教主宰。在西方，王权之上有上帝在；而在中国，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的意志。
总体来说，近代以前的世界是一个神灵鬼怪出没的世界。这是些不能得罪的“主”，它们像幽灵一样或隐或显地飘荡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思想、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中，它们既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又是道德规则的根基。思想家们把这些现象叫作“魅化”或“神秘化”。
但自近代开始，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理性的复苏，这些现象也遭到了“祛魅”或“去神秘化”。笼罩人类社会的神秘烟雾慢慢消散。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代社会，就是伴随着“祛魅”而逐渐建构出来的。让我们能看清楚这一切的，要归功于诸多社会学大师，特别是要归功于一个德国人：马克斯·韦伯。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除了康德，很少有人能够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在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上各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并且都受到这些思想流派的一致尊重。他是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三大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他对资本主义、对官僚制、对组织、对宗教、对经济制度等的研究，烛破了现代社会的秘密。
马克斯·韦伯1864年出生于德国图灵根的埃尔富特市。其父是一个政治家。由于家庭属于“上流社会”，他家的客厅里经常有一些学者、政客、官僚出入，在此高谈阔论，使他从小就被学术与政治所吸引。幸好，来到他家的都不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蠢货，也不是些有显赫身份但却粗野无礼的高级流氓，否则，我们很可能不会看到一个叫“马克斯·韦伯”的杰出的社会学大师出现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
不过，让他日后成为开创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代大师的，还是他的博览群书、勤奋学习，以及极强的自学能力。一个不能饱读各种经典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想要成大器的确是一种笑话。少年时代，韦伯就对历史、哲学等书籍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尽办法找来研读。他曾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既不幻想，也不写诗，除了读书，他不知道还应当去干些什么，因此他只能一丝不苟地去做这件事情。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在少年时代就读了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大学问家的著作。这种阅读不是为了适应“学校教育”，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老师、父母，而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和成长，以及日后的成就而“自学”。
不过，韦伯也曾经当过“浪子”。他的父亲是个游戏人间的享乐主义者，属于我们所说的“穷奢极侈的资产阶级”。在韦伯读大学时，父亲鼓动他去参与一个无聊至极的学生社团——决斗会。这个由富人子弟组成的学生团体尽干一些喝啤酒比赛、用剑决斗的无聊事情，还美其名曰“锻炼意志”。父亲却认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男子汉”应该干的事。在一段时间里，韦伯也觉得刺激，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充满了时髦的粗话。尽管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但这么干代价仍是沉重的：喝啤酒让他过早就发了福，一个本来瘦弱多病的青年居然变成了一个强壮的德国酒鬼；击剑则让他破了相，以致当他暑假回家时，很有教养的母亲都不由自主地扇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对这一切，30年后，他还惭愧地觉得是青年时代的污点。
他的“浪子回头”是在19岁，即1883年。那一年，他到姨父和姨母所在的地方去服兵役，并到当地的一所大学里去听课。他的姨父和姨母此时成了他的第二父母，对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姨父是位大学教授，对统治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根本不抱任何幻想。他追求政治和思想自由，严厉批判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生活严格遵守道德标准。姨母则和他的母亲一样是个很有教养的虔诚新教徒，对他的父亲的那种享乐主义嗤之以鼻。韦伯此时才醒悟到，父亲实在是个不堪为人师表的享乐之徒——父子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和冲突。也许这种冲突就是韦伯对曾经的“浪子生涯”的一种“忏悔”和“赎罪”吧。
但在此后，直到韦伯56岁因肺炎逝世，他的一生都没有了“故事”。人可能很难避免在不懂事时犯错误，但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且以一生的自律来改正，却是很难得的。这也是真正的智者、大师与碌碌无为的人的区别。
韦伯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学院里度过。在那里，他读书、教书、思考、写作、演讲。当然，他也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当德国的经济发展使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民族主义极为狂热时，韦伯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为此他提出了“政治民族”的概念，认为只有成为一个“政治民族”才能避免德国陷入灭顶之灾。
他的思考是深邃而动人的，这也正是现在的人把目光投向社会政治领域时，不得不朝他那儿瞄上一眼的原因——韦伯的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编辑/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