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安谈论之风是汉末清议至正始玄学的过渡阶段，其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点：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以及书信体的文学批评样式。建安文学独抒情志与儒家诗教观并存的现象与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建安学术转型有关，汉末文士反对两汉经学的繁缛，希冀原始儒学精神的复归。
[关键词]建安谈论 建安文学 以气为文 书信谈论
谈论之风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是士大夫阶层文化反思及干预社会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学术思潮与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之风即已大盛，士人或纵横游说、或著书立说，对后世思想文化及文体风貌影响深远。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或仗气使文、或妙于譬喻、或浮想联翩，可谓一时之盛。东汉末年。谈论之风开始兴起，同时诸多子书著作反映出当时士人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风尚，文学风貌也呈现出崇尚通脱、善辩骋辞的倾向。从汉末谈论发展至正始玄学，其间的过渡环节——建安谈论之风往往被忽视，建安谈论对文学整体风貌也有所影响。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风格，研究者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因素颇有阐发。但对更深层的文化因子却少有问津。从汉末谈论之风追溯建安文学发生的文化因子，或许会对整体而深入研究建安文学有所裨益。
一
与先秦辩论之风的游说骋辞不同，汉末桓、灵时期的谈论之风与当时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汉末谈风大体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李膺、陈蕃为首以及太学生为主的具有政治批判色彩的清议活动一是以郭泰、许劭等人为主，以品评人物、荐举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人伦品鉴风尚。前者打破了经学神学化的传统，士大夫的批判意识及怀疑精神日益显现后者则改变了士人审美及学术风气，玄儒结合、清虚超脱的人生境界开始彰显。如王充、仲长统等人批判世俗、评点时事，好言善辩之风促成了子书创作的繁盛，汉末文风也开始由简趋繁、由质趋丽。又如蔡邕等人碑文的兴起，与当时的品评人物之风也不无关系。由于对个体才性的重视，谈论辩驳中老庄思想日益蔓生，张衡等人的赋体创作力求摆脱铺张板滞的汉大赋文体的束缚，终于出现了像《归田赋》这样抒发个体情志的赋作。
汉末党锢事件的爆发导致了清议运动的湮灭。而不具政治性意味的人伦品鉴活动却得以延续。汉末谈论逐步演变为内容广泛、具有娱乐性质的建安宫廷谈论。引导汉末谈论演变的过渡性人物是孔融。孔融可谓开启建安文风趋向通脱之先行者，而其文风也受到汉末谈论的影响。孔融少年时代就曾拜访当时清议名流李膺，李膺大笑而品目之曰：“高明未必伟器。”这似对孔融少年早慧的赞誉，同时也洞察出其人格偏执的一面。《后汉书·孔融传》对孔融就有如是评价：“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好发偏至之辞，除体现孔融个性特点及其对曹操的不满外，同时也可知见早年清议之风对孔融的影响尚存。刘勰云：“孔融气盛于为笔”，孔融气势豪迈、语词激荡的文风是和其受清议名士爽直峻切的人格影响分不开的。而孔融书信散文妙于譬喻、生动清雅的风格又恰是继承了汉末人物品评的余绪。如孔融《与韦修甫书》曰：“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貌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元将与仲将兄弟是韦修甫的二子，孔融分别品目之为渊雅及文敏，可谓善于察人“不意双珠，近由老蚌”此类妙喻，更是调侃中寓生动，开启魏晋清谈善于清辞妙句之先河。除文风外，汉末谈论中注重品目才性也导致士人重性情而张扬个性。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此时的人物品评活动对偏至之才也大加赞许，孔融就曾以“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来荐举祢衡。崇尚才性偏至而非圣人完美之人格，体现出建安初期注重个体真实情性的一面。及至建安中后期，上至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下至边让、祢衡之流“心通性达，口辩辞长。”《后汉书·边让传》)，又有建安七子“清谈同日夕，情盻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建安谈论显现出诸多新的特点谈论话题由注重现实批判及才性品鉴转向历史人物品评、文学评论及娱乐性闲谈谈论场地由太学或乡里转变为宴饮场合及宫廷场所；谈论方式由一人品评变为同一话题的多人参与，并从剑拔弩张的辩论与对峙变为清雅闲适的书信交流及诗酒唱和；谈论的内涵从主观性强、依据不足变为理论色彩渐浓、引经据典的论证……诸如此类变化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
有关建安文学之新变。前辈诸贤已有论述，如钱穆先生《读<文选>》一文云：
逮及建安，王仲宣《登楼赋》一出，而始格貌全新，体态异旧。此犹美人罢宴，卸冠佩，洗芳泽，轻装宜体，颦笑呈真。虽若典重有减。而实气韵生动。自此以降罔野重于庙堂，闺房光于殿阁。题材意境，辞藻体气，一切皆变。
以洗净铅华之美人比喻建安文学，可谓鲜活灵动、颐人情志。然则建安文学何以“气韵灵动”、何以“辞藻体气皆变”?从谈论风气角度论述之，或许可对建安文学生成缘由之一端有所认识。谈及建安文学风貌，评论者多总结为“以气为文”。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文学的“慷慨多气”是指其时的文学包含建功立业之情怀、悲凉深远之文辞及激荡宏大之气韵。建功立业之情、悲凉深远之辞，汉末《古诗十九首》已初步具备，盖“怀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体验相似之故。然而《古诗十九首》往往多为群体性情感认同而少个体情性抒发，可谓只见其文不见其人。除“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原因外，刘勰同时也看到建安文学的文化成因：“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于是有雅爱诗章之魏武、妙善词赋之魏文、体貌英逸之陈思……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透过建安文章确可见文人之真性情，而谈论之风兴盛正是建安士人重才情的重要原因。建安谈论延续了汉末品评人物之风，重视辨别才情、彰显个性，导致了士人文学创作中注重自我情性的抒发。如曹丕和曹植等人曾耥《周成汉昭论》这一话题进行论辩。曹丕认为汉昭帝“德与性成、行与体并、早智夙达”，更胜一筹。曹丕以早慧与德行评判人物优劣，正是对才性品行突出者的赞许。上层统治者既已倾慕通达之性情，士人更是在才性论辩中发现自我情性的存在，在气韵生动的文章中体悟个体的真美。建安文学“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正是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士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文人个性的自我彰显，“文人之文”由此而生。纵观建安文章。大多独抒性情、逸气飞扬。建安文士以气为文正是士人
群体个体意识觉醒的反映。以气为文，首先体现为喷薄欲出之气势。或是酣畅——“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威是壮烈——“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陈琳《神武赋》)；其次是有感而发之情性。或是凄怆——“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或是坚贞——岂不罹凝霜，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诗三首》其二)。再者是坦荡真切之自我。或是孤介——“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曹植《闲居赋》)，或是淡泊——“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阮瑀《隐士》)。凡此种种，都展现出强烈的个体情感。
除文人个体意识觉醒并由此带来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外，谈论之风对建安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创作及文体风格的新变。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其《又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建安中后期的谈论娱乐成分加强，以论辩雅集娱人心智、寄托诗酒抒发情怀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游宴雅谈、畅叙幽情、赋诗言志，此情此景与后世的金谷之聚、兰亭雅集颇为相似。谈论本来就是士人的群体性活动，建安中后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谈论之风兴盛、文人交往密切也有一定关系。由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此时的谈论少批判而多唱和、轻论辩而重才情，谈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政治伦理等诸多方面，由此，邺下文学呈现出宫廷文学的特点——同题作品的交流、诗赋体物的细腻、辞藻的华茂等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文人团体，邺下文人群体与西汉宫廷文人群体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体物”，而且“缘情”。且看曹植、应场、刘桢三人的公宴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菌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六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汉末五言诗具有质朴悲凉的特点，而至建安文人的改造，诗体日趋华美。以五言写公宴题材，既难与四言为主的《诗经》的古朴典雅媲美，也较难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上述几首公宴诗，都是在文人集会、诗酒谈论的场合下进行的。曹植之诗飘逸脱俗应场则有雅颂风采，刘桢在繁华中见悲凉，可谓古诗风貌的回归。“骨气奇高”与“辞采华茂”并存的风格在公宴诗中同样存在，这也反映出建安文人文质兼善的审美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建安谈论影响下的责游之风，还带来了五言诗写景状物功能的扩大。“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诗写景声色具佳“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刘诗则动静分明。谈及中国写景诗，研究者往往追溯至东晋时期。认为是清谈之风与山水怡情相结合的结果，实际上参与谈论的汉末文人同样亲近山水、雅集唱和，也创作了不少写景状物之作。
建安谈论还加强了文人之间的倾心交流，互相品评、随性而谈更导致书信这一文体的兴盛，反之书信体又成为文人谈论及文学品评的常用方式。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建安书札随性而谈、独抒性灵、自然流转，虽不及魏晋尺牍之唯美，但也可谓纸上之清谈。孔融就有不少书信佳作。其中有臧否人物者：“修行保贞，清虚守高，危邦不入，久潜乐土。”《喻邴原举有道书》，有寒暄挂念者：“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与王朗书》；有谈书论艺者：“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又遗张紘书》)，也有谈论政事、评议古今者：“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虽清辞妙句不多，但皆随性而发、真情流露。及至曹丕、曹植与邺下文人品藻谈艺，书信也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交流与批评方式。如曹丕《与文质书》从慨叹建安诸子零落之悲，到追忆昔日宴游之乐，再到品评文士之得失，最后体悟岁月韶光之逝，可谓至真至情之文。从人物品题到后世诗话的诞生，研究者往往会注意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以书信体这种随性而发、侃侃而谈的形式出现，其思维方式及文体特色如何、对后世诗话的影响如何，就此也可深入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较为零散，讨论的话题往往不脱离儒家诗教传统，且多为只言片语，尚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建安书信体文学批评的出现，其形式是两人或多人的讨论交流，行文是融汇人生体悟与作家评点的随性阐发，虽是散文的，但也是诗性的，其对中国文学批评中感悟式批评样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
从汉末清议到曹魏后期清谈的出现，建安谈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汉末兴起的浮华交会之风，本质上是士人群体对趋于繁复的两汉经学的叛逆以及对宦官专政的不满《后汉书·儒林列传》日：“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学衰”及“浮华尚”体现出汉末谈风的文化根源。中国思想界的革新，往往从学术思潮开始，进而引发知识阶层思想的变革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建安谈论与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清议至清谈的过渡进程中，建安谈论的重娱乐、尚交游以及美音制、善思辨也成为魏晋清谈的先驱。作为士人群体性活动的清谈，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传统价值标准相违背的特性，于是“罢黜浮华”与“清谈高论”时而更替。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魏明帝下昭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魏明帝“罢黜浮华”正说明作为昔日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已不被知识阶层重视，新的学术思潮已在知识分子中滋生并流行。建安后期的谈论逐渐发展为曹魏后期的清谈，史书中关于“善清言”、“美形貌”的记载日益增多，汉来人物品评对“言”与“形”的赞誉也被清谈继承。及至曹爽专政。玄风终于大畅。《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云：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
曹魏后期新的士人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玄学风尚也随之诞生，而建安谈论承上启下之功不可没。需要指出的是，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建安文学呈现出独抒情志与儒家诗教观并存的现象。汉末士人中就不乏狷介独行之士，研究者往往将仲长统等人列为魏晋思想的先驱，从中可见老庄思想的抬头，文学作品中的个体情感因素也逐渐增多，建安文学也延续了该风尚。由于谈辨骋辞风尚以及个体意识觉醒的影响，建安文人文学创作重个性、尚辞采，可谓情辞兼备。同时，建安文学的群体性特征也很明显，赋作的歌功颂德、公宴诗的附庸风雅、文人书信的相互标榜等，诸如此类的作品呈现出儒家“诗可以群”的传统文艺观。何以两者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并存?一方面，就儒家文艺观念本身而言，它是文质并重、抒情与言志并存的。孔子不仅重视文学艺术的政治作用，也赞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真情性。从本质上看，建安文学只是突出抒发个体情志的一面，而对于文学创作的群体特性并没有抛弃。实际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完全抛开社会性而纯粹抒情写意。另一方面，汉末知识分子反对的只是繁缛化、神学化的两汉经学，并非彻底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汉末经学以博采为尚，郑玄、马融等人都遍注群经，希望以此打破汉代家学的桎梏而复兴儒学。孔融等开时代风气的文人。虽然发出“亲子无亲论”这样看似大逆不道的言论，但也体现出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以偏执的方式表达对虚伪经学的叛逆。建安文学独抒情志与儒家诗教观并存，正反映了新的学术思潮诞生前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曹魏后期清谈之风兴起，清谈话题以庄、老、易三玄为主，何晏、王弼等人又援道入儒，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基础，此时的人物品评与美学风尚也以老庄思想的清虚恬淡、简约含蓄为美。及至嵇康将玄学思潮人生化，一种摆脱儒家诗教文艺观、对中国艺术精神有深远影响的文艺思想与文学创作终于诞生。可见，建安谈论之风下的文学观正是汉魏学术思潮和美学风尚变迁的反映，正因在文化上承上启下，建安文学风尚也体现出复杂兼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