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种语言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实际上是一种语言为另一种语言所替换，弱势语言因而消亡，只残留一些成分在优势语言中。
关键词：语言；融合；借用
中图分类号：H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059-02
萨丕尔在《语言论》里深刻地论述了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他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融合是不同的语言变成一种语言的过程。说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相互接近，导致这些语言的接近，最后变成一种语言供原来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使用。语言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如双语制、语言的替换。
一、语言的融合
同一个人群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就叫“双语制”。说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混居在一起，共同生活来往，往往使得说一种语言的人在某些场合有必要说另一种占优势的语言。这样这些人就掌握了两种语言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区流通，往往有一种占优势，另一种则处于劣势，双语制多存在于使用劣势语言的人们之中。占优势的语言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教育、商业贸易、甚至宗教等得以推行，例如18世纪清政府在今湘西一带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汉族和土家族混居在一起，打官司、做生意、上学校都要用汉语，土家语只局限在家庭中使用。当然“双语制”是语言融合过程的一种表现，如果失去了共存的条件，“双语制”也可能解体，仍然只用本族语，例如元朝蒙古人散居各府州县，有许多蒙古人也学会了汉语。但元朝被推翻后，许多蒙古人又回到原来的聚居地，“双语制”也就不再存在。
语言的替换也叫“同化”，是语言融合的结果，两种语言经过融合，弱势语言被优势语言替换。这时，说弱势语言的社会集团全部或大部采用优势语言进行交际，优势语言继续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只在弱势语言中吸取若干成分，弱势语言因而消失。
语言替换（同化）有不同的性质。
如果征服者人口众多，以其雄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迫使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长期的稳定的统治。说这两种语言的人民长期杂居，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时被征服者的语言往往被消灭。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并不总是征服者的语言占据优势。历史上有过被征服者的民族的语言反而同化了征服者的语言的事实。这时融合的过程和性质都有所不同，本来长期处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经常交往，互相学习语言，少数民族向人口占多数、文化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民族的语言学习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满族在建立清王朝之初，出于统治全国特别是汉族人民的需要，曾提倡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汉文，但是不久就发现散居在各地的满人很少用满语交际也不愿学习满文，满语因而有被汉语替换的趋势，于是又极力主张八旗子弟必须学习满语满文，但这一规定并无成效。到后来只有少数满族人会满语，精通满语的就更少了。而许多满族人却用汉文同样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对祖国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也对汉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然，这样的融合是比较自然的，较少痛苦的，即使民族的融合过程完成，也不一定导致语言的融合。
二、语言间的借用
语言借用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吸取某些语言要素的过程。从别的语言吸取借词，是语言扩大词汇的重要方式。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从别的语言借入一些词语。借入的词与本族固有的词的区别是，本族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为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阶段，而外来词则总是可以找到借入的途径。例如“苜蓿”“葡萄”等虽然从字形上看已经和“芦苇”“蔷薇”等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仍是借词，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逐步从西域诸国各族语言中借来的。
语言间的借用是使用各种语言的不同社会集团互相交往的结果，各个社会集团，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密切交往，往往产生语言中借用词语的必要和可能。汉族从汉朝开始通往西域诸国，以后又经由“丝绸之路”同中亚、南亚（以至非洲、欧洲）各个民族开展贸易。这样，一方面从各民族借入了大量的词语，除“苜蓿”“葡萄”外还有“玻璃”“琉璃”“琵琶”“刹那”“菩萨”“塔”“尼”等；另外一方面汉语也向其他语言输出了一些相应的词语，如“丝”，英语叫silk，希腊语叫做seres，瑞典语、丹麦语叫做silke，立陶宛叫做szikai.，都是从汉语借去的，茶也是如此，英语中各种茶叶的名称都来自汉语，如tea（茶叶）、souchong（小毛尖）、pekoe（香红茶）、hyson（熙红茶）、congou（二尖茶）等都是从汉语借入的。其他还有如“瓷器”（china）等也对世界各族语言普遍产生影响。
但是真正的大量借用在古代还往往由于政治统治、军事占领等原因，说各种语言的社会集团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他们的密切联系使得语言的借用大量产生。这一点英语表现得最明显，人们甚至可以靠研究某些借词进入英语的情况来追溯说英语的人民的历史。
不列颠原来居住着凯尔特人，公元5世纪以后说日耳曼方言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侵入该地。他们用武力完全征服了凯尔特人。新统治者们以日耳曼方言为基础发展成了古英语，其中带来了大量的拉丁语借词，而凯尔特语的影响反而更少。本来英语“牛”和“牛肉”都是ox，“猪”和“猪肉”都是pig，“羊”和“羊肉”都是sheep，宰ox（牛）吃（牛肉），宰pig（猪）吃pig（猪肉），宰羊吃sheep，但是ox送到诺尔曼人桌上则是beef（boeuf），pig则是pork（porc），sheep则是mutton，这beef、pork、mutton就是来自于法兰西语，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中分别表示牛肉、猪肉、羊肉的名称了。
许多语言也从文化程度高的语言借入科学技术词语。
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是不能夸大语言中借词的作用，有人曾经统计英语200000个常用词大约五分之三是借自各种语言，但在500个最常用的词中则仅仅七分之二是借词，本族词的频率往往高于借词的单项统计。
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在词组上的相互借用
汉族在历史上就与各兄弟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交往密切，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更为先进，所以各兄弟民族都从汉语中吸取大量的借词，这样的借词源远流长，有许多已经成为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词。例如维吾尔语：Joza（桌子） jangza（庄子） su（书） gongsi（公事） laza（辣子） say（菜） gangpan（午饭） qay（茶） yangyu（洋芋）。
当然，各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丰富汉语词汇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以蒙古语为例，如“褡裢”借自蒙古语[takalimpa][tailimp]，“蘑菇”借自蒙古语[moku][moik]，“胡同”借自蒙古[xwttwk]（水井），“哈巴（狗）”则借自[xapa]。有的作为根词还产生了大量的派生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名更是大量地进入现代汉语，来自蒙古语的如“包头”（有雄鹿），“巴彦诺尔”（富饶的湖），“呼和浩特”“西拉木伦”以及一些混合词，如“乌粱素海”“哈喇沁沟”“锡林南路”“紫敖包”等。其他如“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腾冲”“拉萨”“珠穆朗玛”“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都是来自各兄弟民族语言的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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