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姜文的年度力作《让子弹飞》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效果，这是对当前低迷的商业片的一次冲击。本文通过对《让子弹飞》的影视特征的分析，与姜文以往的创作风格相比较，发现姜文通过对当前语境下大众文化趣味的“从而不盲”和对电影艺术价值“缺而不失”的影视创作方式，完成对当前大众娱乐的消费文化的重构。
［关键词］ 《让子弹飞》；影视特征；消费文化重构
姜文年度力作《让子弹飞》自上映以来不断缔造票房奇迹，截至1月22日，据不完全统计票房突破6.6亿元人民币，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已成定局，①远超《唐山大地震》5.3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纪录。并且在香港市场受到热捧，首周票房一举突破500万（港币），将同期上映的其他华语片远抛身后。②
或许每一部影视作品的直接作用就是借助媒介为公众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社会话题。网上的热议多是集中于观众的观影体验，满足自我表达的欲望，借助媒介的社会传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长和扩散。《让子弹飞》被认为是当前中国电影界“见底状态”的“巅峰之作”。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人们可以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1］，姜文的失意与成功显然逃不出消费社会的文化趣味，观影经验的桎梏。笔者发现，较之姜文以往的影视风格，《让子弹飞》则凸显了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旨趣和文化特征。
一 、简单的故事，精彩的叙事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之一《盗官记》，故事的原型是一个平民英雄、绿林好汉智斗恶霸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消费文化大行其道，商业气息迎面扑鼻的今天，已经激不起现代人的观影兴趣。
《让子弹飞》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姜文的个性与才华。然而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它异于以往的姜文。不管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剧中的姜文永远没变，它承载着现实中姜文的理想、霸气、英雄、浪漫。然而这一次承载英雄的影像文本却发生了变化。电影一贯借助影像叙事来表达故事的内涵，展现主人公的情感诉求。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影像的表达发生了改变，主要通过对影像奇观的追求来捕猎观众的观影快感。
我们可以通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让子弹飞》的比较，说明这种影像叙事方式的转变。《阳光灿烂的日子》惯于采用色彩展现“文革”时期，以马小军为代表的部队大院的孩子青春期内心的焦灼和躁动。回过头来，再来看《让子弹飞》的色彩、音乐与情节的配合，久石让的音乐只是姜文玩特色的辅助手段，色彩的营造以铺排的鲜亮为主，这一切也只是为了突出视觉效应。这一点与姜文在其他电影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鬼子来了》中所营造的陌生化效果不同，那是一种情感上的陌生，而《让子弹飞》带给观众的只能是感官上的新鲜刺激。
《让子弹飞》姜文将故事剧情打造得如行云流水一般，高潮不断，观众情绪高昂。《让子弹飞》的叙事特征之一便是剧情简单，包括情感刻画清浅，内容简洁、易懂，人物形象单薄。剧情简单是商业片成功的先决条件。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就是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历史意识或历史感的消失。《让子弹飞》可以看出姜文作为一个个性化创作的导演在失意之后，重归“意识场”的意图。
马尔库塞认为：消费文化是一种“异化”的文化，它根据商品生产的逻辑而不是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来生产个人的需要。［2］19商业电影与文艺片的一个区别就是，商业电影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按照商业规则生产的，而文艺片力求展现的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细腻表达、关注人性的诉求。然而现代人情感的缺失与商业影视制作的泛滥产生悖论，在商业精神和技术力量的操纵下，观众在电影院接受的不再是一次情感的祭祀仪式，而是影像奇观带来的视觉和感官盛宴。而这一消费心理也是当前消费文化塑造的心理需求，并非是人自身结构的产物。
二 、 以狂欢之名，演绎奇观
成功的商业片和大片必备的要素就是：制作精良、视觉冲击、演技高超、明星阵容，［3］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让子弹飞》都堪称大片。支撑起“票房口碑”双赢的是姜文为观众带来的影像奇观和语言奇观。与其他商业片唯美的场面、煽情的泪点、恶作剧的无厘头带给观众麻木、虚空、疲劳的观影体验相比，《让子弹飞》中的影像奇观（斗奇、玩狠）常见于各处，片首“马拉火车”的奇观、奔扬的骏马穿越整个画面带给人足够的震撼。六子“剖腹取粉”、三人智斗“鸿门宴”、剿匪路上“哨音传情（情况）”、师爷埋首银元堆（白花花的银子铺满整个画面）、银元枪支铺满整个鹅城等每一个场景对长期被唯美虚拟的影像包围的观众来说，都是一场视觉的洗礼。姜文用全景来凸显出视觉的冲击力，并且在《让子弹飞》里，对于全景的展现加入新奇的元素，这是姜文的不同之处。马拉火车是奇观、绿林好汉的哨音传信更是在以往的武侠片中所未见。全景展现的银元铺地的场景将观众的热情点燃。有网友评论说，《让子弹飞》拼的就是荷尔蒙。消费社会，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8《让子弹飞》正是借助长期以来消费文化培养的“身体无意识”的优势，利用影像表达完成对观众观影体验的再刺激和重构。
纵观2011年贺岁影片除了进口片外，主要以武侠片、都市情感片、改编历史片为主，其创作方式与以往贺岁片无异，被归于贺岁片（作为类型片）的范畴。
“贺岁片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乃是消费文化旨趣。”［4］不管怎样，《让子弹飞》安排在贺岁档上映，姜文便难逃被“类型化”的嫌疑，虽然他的取材（北洋军阀年间，侠匪斗恶霸）突破了贺岁片的限制，然而娱乐旨趣更富强烈。网络评论“2010华语电影全靠‘腐’当家”，姜文也将‘腐’卖到极致，姜文与葛优的打情骂俏，生死相许，十分惹眼。《让子弹飞》看点之一便是语言奇观，其中的经典台词成为2011年的网络热语，例如“让子弹飞一会”“站着把钱挣了”等。语言奇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借助当前性别意识混乱，观众“爱腐”心态，为观众提供快感源。从这方面看，《让子弹飞》的成功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的成功，姜文的服膺让“票房口碑双赢”，但使影片的实际价值打了折扣。
三、以文化之名，灌注情感
柯普托夫在他著名的论文《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中认为：一件物品，它不仅具有经济生命，也具有社会和文化生命，［2］21影像作为文化表达的载体之一，必然反映现实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情感归属。当前贺岁档期的电影呈现类型化的特征：大多是借“贺岁”之名来拍摄一些以搞笑玩噱头为主的岁末应景影视小品，单纯地追逐商业利益，并不特别注重贺岁内涵。［4］以此观之，当前商业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非常欠缺。“站着把钱挣了”成为网络热点议题，从侧面反映出《让子弹飞》的“骨气”：在媚俗与不媚俗间取平衡点。暂且搁置观众对《让子弹飞》的各种隐喻性解读，就电影内容本身的文化与情感特征来表现姜文对电影的价值取向。
商业片的生存除了当前赖以生存的消费环境外，也在影视文本中展现一些人们生活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和情感体验作为“消费点”。如《唐山大地震》频频制造“泪点”，以弥补当前社会真挚情感的缺失，也可以称作“情感消费”。再如与《让子弹飞》同期上映的《非诚勿扰2》在结尾段落插入的仓央嘉措的诗篇《见与不见》，一时间该诗名声大振。《让子弹飞》在观众尽享影视奇观之后，留给人淡淡寻味的莫过于其中含蓄的情感流露和零落的文化体验。
第一，情感特征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就是“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姜文饰）对花姐（周韵饰）的感情是小心翼翼的，用心呵护的。一切的发生是那么顺其自然，又是那么轻描淡写。这一点从姜文将望远镜的视线停留在花姐的脸上，脸部的特写可以看出；从兄弟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离开，姜文一手拿枪指向自己太阳穴，一手指向花姐说：“姑娘这样拿枪才好看”可以看出。至此，姜文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英雄美女生死相许、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模式。第二，影像所展现的零落的文化景观。作为新生代的导演，单纯的影视奇观并不是姜文所追寻的，他的片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文化的根和厚重的感觉，这在他早先导演的电影中十分寻常。《让子弹飞》中，这种文化的痕迹变得浅薄了。故事的背景是军阀混乱、是非不分的年代，中西文化鱼目混杂、质变。开平碉楼，如果要为华侨文化找一个实在的载体，碉楼确实形象不过。这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随处可见的希腊、罗马、伊斯兰式塔楼建筑，是雕楼主人们的一部海外生活史。如果观众对影片中所展现的影视、语言奇观感到惊叹，对当时变态的文化生态感到厌恶，那么就不能不被开平碉楼的文化景观感到肃穆。另外，姜文在影片中试图找出北洋年间独特的文化符号和传统的文化形象。如不时出现的“铁血十八星”“小凤仙传奇”“艳阳楼”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够增加影片厚度的传统文化符号以一种搞笑的形式出现，这在根本上与影片的气质相一致，无疑是一场对传统文化的解构，这虽然加大了影片的搞笑力度，却只是进一步完成对观众观影快感的满足。
四、结语：很精彩，也很无奈
从上述的分析看，《让子弹飞》所展现的特征有四点：（1）震撼的影像和语言奇观。（2）简单的故事，精彩的叙事。（3）对传统文化的搞笑解构。（4）对美好情感的微妙处理。由此可见，《让子弹飞》即使获得了公众的一致叫好（与之前叫座不叫好的电影相比），然而却掩饰不住一种尴尬的立场：对商业逻辑的服膺多于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多于对人性、情感的关怀和探讨。《让子弹飞》弱化了姜文一直以来对电影艺术表达的追求和坚守，没有逃脱后现代社会文化资本和意识形态的禁锢。阿尔都塞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却可以与其中某一种决裂，和另一种修好。［2］25然而《让子弹飞》中姜文没有与任何意识形态修好，也没有与任何意识形态决裂，只是在其中摇摆和妥协。作为新生代的导演，姜文代表着边缘文化与主流消费文化间的对抗，而其巨作《让子弹飞》却代表着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服从。在《让子弹飞》中，我们能够找到姜文的影子，却找不到姜文过去所拍的电影的气质。
《让子弹飞》中电影艺术价值的失落，与我国当前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商业片对大众文化、俗文化的追逐仅仅是为了满足普通市民的文化趣味，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趣味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商业片既要顺应商品化逻辑、大众的通俗趣味，又要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实现雅俗共赏，是很尴尬的。另外，从受众的角度来讲，观众本身有着极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们一方面听从商业媒体的广告宣传，争相涌入电影院，紧跟消费文化的潮流，但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的深度文化的影响，延续着带有批判眼光的精英文化的审美习惯。
姜文这种对电影艺术价值“缺而不失”和对消费文化“从而不盲”的处理方法，为其赢得了“票房口碑”双赢的效果，虽然与之前执导的电影作品相比，艺术价值打了折扣，但是无疑他为当前商业电影的低迷状态指明一条新的道路，只有制作精良、不断在其中加入新的元素、注入情感追求的电影才是商业电影的成功之路。有网友评论说，姜文的电影无法复制、不能超越，但是每一部电影都应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品质。
注释：
① 豆瓣电影：1月22日影片动态。
② 豆瓣电影：1月17日《让子弹飞》影片动态。
［参考文献］
［1］ 王锋振.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A］.詹姆逊文集(第四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5.
［2］ 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杨新敏.《夜宴》：文化隐喻的拼贴与改写［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4］ 贺滟波.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国产贺岁片［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06).
［作者简介］ 梁萍（1985— ），女，河南洛阳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