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不平衡不充分，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的速度型增长模式，质量效益优先发展势在必行。基于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的“元定律”，以及粗放增长动能递减，在国家由大到强的发展进程中，宏观战略转变、质量效益共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地方探索经验等为质量效益优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从某种意义说，发展动能转换是一场革命，标本兼治的路径在于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和培育质量文化，构建国家质量治理体系，以质量评价驱动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发展模式；动力能量；质量优先；效益优先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39-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2.005
一、引 言
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自两位数开始向下步入个位数（2000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0.52%，2008年为9.6%，之后10年年均增长率约为8.3%，其中：2016年为6.7%，2017年约为6.9%），经济增长进入所谓的“减速换挡期”和“新常态”。虽然这一速度仍在全球同期居首，但面对增长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目标失调，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错位等[1-2]，社会将关注点聚焦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因为理论与实践表明，数量型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在于要素驱动，主要又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如今，这些传统性要素已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增长动能递减。换言之，单纯依靠不计成本、忽视内部经营管理、盲目攀比产出数量、忽视产出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3]。
应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体制、阶段等背景条件有其特殊性。基于长期以来，增长不平衡不充分必然导致成为一种“无未来的增长”及不可持续增长的社会共识[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构增长动能，“质量效益优先”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动能结构中，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驱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趋势。但要实现这种动能的转向、转换和转型，关键在于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说，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追求经济增长态势稳定性、增长方式可持续性、增长结构协调性以及增长效益和谐性[5]，需要重构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新动能。
二、文献简述
对经济增长与方式、增长动能、质量和效益等问题的研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可以说，国内外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归根到底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根源，旨在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6]。不过，置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中，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与质量效益优先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代表性观点有：
對于经济增长动力，新古典增长论的代表索洛、斯旺等人（1956）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注重资本积累的同时，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7]；诺斯、戴维斯等（1971）发现，创新因素、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一个有效的所有权体系[8]；波特（2002）曾将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及财富驱动阶段，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经济推动力。如要素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基本生产要素，包括低廉劳力、土地及矿产等资源驱动经济增长；投资驱动阶段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形成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主导产业；创新驱动阶段也称知识经济阶段，发展动力主要源自技术创新，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财富驱动阶段也可视为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9]。以发展的视角，四个阶段呈现递进的特征，虽然发展的驱动力不同，但并非依次被替代。
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逐渐尖锐的现实矛盾，学界对增长方式与动力的讨论此起彼落。21世纪以后，这方面研究更趋于实证。如王小鲁（2007）依据实证结果指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生产率提高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而是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10]；邱晓华等人（2006）认为，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增加，同时，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及制度创新亦有显著作用[11]；翁媛媛（2011）认为，我国前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大量的投资[12]。最近10年，我国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衰减，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学界对动能转换的研究文献增强增多。刘伟（2006）提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进一步而言，效益提升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13]；金碚（2015）认为，从2013年开始，我国工业化开始导入深化期，发展思路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物质成果的分配，改变单一的数量型增长的惯性，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是质量与发展的可持续性[14]。
将质量效益明确为新的增长动能是近年学界的重要共识，也是十八大以后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对于质量的内涵，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家朱兰认为是“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并提出质量层次论及“大质量”概念[15]。按照我们的理解，“大质量”即宏观质量，指向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商品质量的总体情况，关注产业结构、行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行业生存环境、行业整体发展状况等，主要体现于产业的结构水平、整体质量水平、行业综合竞争力及其对国家或社会的影响；与微观质量针对企业及产品服务，体现顾客导向，着重于产品符合规格、标准和免于不良，关注产品及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程度，追求标准程度、产品合格率、顾客满意度及社会责任感相衔接与呼应[16]。程虹（2010）认为，宏观质量研究总体质量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关键质量组合及众多微观质量现象的加总[17]。另外，魏礼群（2009）也指出，从生产层次讲，质量主要是指产品能够更好满足需求的能力[18]。进一步，王薇等人（2014）将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结构协调与运行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降低等概括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对于效益与增长的关系，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和共识，但对于质量与增长的关系，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环境中，质量是增长的基础，市场具有甄别功能，没有质量很难有增长。不过置于我国转型体制中，质量与增长悖论显而易见。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强国被上升至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转型攻关期不可或缺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