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 跎 岁 月:如蹉如跎

〈一〉故乡概况

我的故乡合浦县公馆镇南山村，座落在南海之滨，合浦县位于北海市的北部，南临北部湾，属北海市辖县，辖13镇3乡，总面积2339平方公里，一九九八年时，人口约86万。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黄红麻等。文昌鱼、儒艮为世界稀有珍贵动物。土特产品有珍珠首饰、角雕工艺品、乌贼、对虾等。文物景点有东坡亭、大土阁、海角亭、白龙珍珠城、合浦古墓群、红树林和南国星岛湖旅游度假区等。故乡留给我童年时代印象较深刻的是，廉江镇几座横跨在河两岸的，整条原木架设的桥梁，它宏伟壮观，虽经历百年的风雨，一九八九年我返故乡时，它依然屹立在廉江上，丝毫没有腐朽的迹象。以整条原木构筑的桥梁，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合浦是珍珠之乡，合浦珍珠亦称南珠，无论是质地、纯洁度、药用价值，都是上乘的，在国内外久负盛名，合浦，便是南国一颗璀灿的明珠。

〈二〉祖父范德星(1882—1945年)

说起我们家，得先从祖父范德星(字聚奎) 说起，由于当年年幼，对祖父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能借助于《蔡廷锴自传》，从中节录有关祖父的部份内容，节录如下：

《蔡廷锴自传》第256页，百战余生 1931年(民国廿十年)

九月廿十八日天气清爽，接真如(铭枢)先生来电：“国难日亟，全国须一致对外，现中央派枢为代表，日间南下，与粤当局商团结大计。”我接此电，甚为欢悦，惟驻大庾粤军范德星部仍向我军森严警备，我即将国难及真如先生返粤之情况电彼。并请他来赣接防，他复电极客气。此后双方常通消息，不致有何误会。

(注：以上的时代背景为1931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当时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围剿。后因日寇入侵我国东北沈阳，接南京蒋(介石)总司令电令，着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准备调京沪，由祖父所部接防(当时驻江西大庾，属粤军陈济棠部)。从以上可以看出祖父治军是较严的，对国难当头也很通情达理，与蔡廷锴将军有一定的交谊。

《蔡廷锴自传》第422页，1936年<民国廿五年六月>

当游兴正浓之际，广东当局借抗日为名，实行割据是实，反抗中央之迹象已现。他（陈济棠）派范德星等来请我返粤协助，唯我早已知其蕴，便向革命同盟最高干部提出会议详加讨论后，遂向粤当局提出各种合作条件，请其详细考虑答复，我们便可返粤协助一切。

范君说：“请兄既往不咎，仍请偕同往省商量，大家精诚团结，再为党国造福。”我说，尊意我甚感激，且我现手无寸铁，多我一人也无济于事，我决不牟然领教了。范君见我如此表示，即辞别上省。

（以上时代背景是蔡廷锴将军1933年参加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号召抗日反蒋，后革命失败，逃亡海外，历游欧美，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返港住一星期，后返青山。广东当局委派祖父请蔡将军返粤协助。）

《蔡廷锴自传》第522页，重整军旅1939年12月22日民国二十八年）

“又念钦亷宿将甚多，再请委扬鼎中、范德星、黄质文为军委会中将参议，均调本部服务。

（注1939年广州、南宁相继沦陷，当时蔡廷锴任廿六集团军总司令，在广西一带抗击日寇。）

《蔡廷锴自传》第528页，振旅南疆1940年2月24日（民国廿九年）

“杨参议鼎中派往桂林来返，林参谋长少波奉命赴渝开会，参谋处长闵某辞职尚未补缺，范参议德星，黄参议质文又须别往，总部高级幕僚星散，凡事都要我经手，就是最普通的例行公文，也要我亲自划行。”

（注：1940年2月，系昆仑关战役前夕，日寇在钦州湾登陆增援，大举向我进攻。）

祖父范德星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绥靖主任，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很少返回故里，在我的印象中，从我记事起与其从未谋面，但在《蔡廷锴自传中》，虽然是只言片语，但亦从中可见一斑，可以看到他的为人处事，治军严谨，对故乡的慈善教育事业亦有一定的贡献。

祖父出生于1882年（壬午年）农历九月廿三日子时，幼年时与陈铭枢（字真如）先生是同窗学友，就读于公馆文治书院（后改建为公馆五中），其元配妻子陈润芳，生育二男，长子汝华，字镇中，次子汝超，字逸如。后在广州又娶一房妻子，梁惠芳，生育一男二女，男孩梁汝准，长女梁月萍，次女梁熙萍，均随母姓，抗日战争期间，住澳门罗德礼将军街25号。

北伐战争归来后，1929年（民国十八年）祖父当时复任团长，回驻公馆，见到母校一派萧条的景象，遂与陈铭枢等昔日同窗，倡议筹备合浦县立第五中学（公馆中学）暮捐活动，并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辞，捐款光洋一千三百元。购置“老虎角”、“禾昌角”两处房地产，给父老宗亲居住，大災之年，从南洋运回大米，救济家乡父老乡亲，出资修建公馆市场，繁荣商贸集市，出资修建南山村小学，兴修南山水利，捐资建造马石江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与国民党军阀张发奎，有矛盾，被其指使邓龙光于1945年杀害于广东省高州锋门岭，终年六十三岁。

祖父毕生有功有过，有功者，除上述慈善教育事业之外，青年时代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参加了著名的昆崙关战役，在昆崙关战役中，在蔡廷锴将军任廿六集团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部，任中将参议。其过，则是在江西驻军时，参加了围剿红军的战役。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广东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红军达成默契，不与红军部队发生冲突。总之，祖父的功与过，只能由历史来作评判。

〈三〉父亲范汝超字逸如(1910—1949年)

在合浦县人民解放斗争中，作为党的诤友的范汝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范汝超，合浦县公舘区(解放前建制为区)南山村人，1910年出生于军阀官僚家庭，但这并不妨碍他赞同支持革命事业。

父亲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法系，法学士，抗日战争前，他在广州读书时，和进步同乡同学很要好，如陈铭炎、陈任生，张进煊等，通过他们接受革命思想，对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十分同情和支持。“1.29”爱国运动以后，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运动，著名的广州荔湾事件，他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积极分子。

1937年9月，公舘一些反动分子，勾结公舘五中几个败类，煽动罢课风潮，并把进步教师石端、张进煊、何世权软禁起来，父亲得到消息，不避艰危，冲破反动分子的封锁，慰问张进煊等人，并把事件的内幕诉诸社会，挫败反动分子的阴谋，保护了进步师生的安全。

全国抗战开始，合浦地下党组织建立发展很快，公舘、白沙等地都有了党组织，父亲当时在家闲住，和中共地下党的邹贞业、张九匡、张书坚等同志有密切的交往，了解抗战形势和党的意见，接受党委托他的任务，总是十分积极主动。1938年下半年，地下党在全县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他热情支持，欣然接受担任东三团大队长，干的十分出色。1939年初，抗先队集中一批骨干，在公舘五中进行军事训练，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国民党自卫队借了一批枪支作训练用，并且安排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在公舘区抗敌后援会工作。总之，他给地下党开展工作出力不少。

1939年5月，地下党合浦县机关被破坏，陈任生等同志被捕，父亲闻讯，亲自到合浦县城，到县政府找伪县长说理，同时又写信给邓世增等人，要求释放陈任生等同志，事虽不成，可见他对我们党一片赤胆忠心。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和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保持联系，经常向我们地下党提供敌人活动情况。1943年，地下党的卢传义等几位同志在父亲任校长（名誉校长）的南山小学教书，开展党的活动，父亲和这些同志联系密切，相处得很好，经常向党内提供国民党的情况，掩护党内同志的工作。

1945年2月，公馆地区武装起义后，南山成为地下党的一个游击据点，父亲经常向游击队提供情报。在公馆，他是一位很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支持和帮助，使地下党的活动很顺利。父亲多次提出要参加游击队，我们地下党的意见，以他的身份开展活动，比在游击队更为有利，经过说服，他服从党的意见。

1948年左右。父亲和陈琪、范坚等同志，在北海经商（实质是以经商的名誉，替游击队进行活动。），当时有两艘机帆船，来往于香港、北海间，地下党多次通过他们，多次从香港运回枪枝子弹和进步书籍，有一次还给地下党运回一部无线电台。这些事情，有合浦县委钟德辉同志参与其事。

1949年7月，父亲被合浦县剿共司令张相琦和冯哲夫逮捕，父亲坚贞不屈，不出卖革命同志，7月26日在押送县城途中，在南康镇仙人桥被秘密杀害，壮烈牺牲，终年39岁。

注：以上父亲的生平事迹，选自合浦县人民政府和县党委联合编写出版，李英敏主编的《珠乡人物誌》，其中的词句，我作了部份更改。由于我当时年纪尚幼，对父亲的生平及革命事迹，记忆是朦胧的，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记得父亲当时存放在家中的枪枝，有步枪、机枪、亦有短小的小马枪，进步书籍中的漫画，其中有一幅漫画，是讽刺蒋介石夸耀其有800万军队，最终却兵败如山倒，拄着拐杖，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

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身体很壮实，健谈，乐观，待人和蔼，真诚，从不见他发脾气骂人。

在父亲最后一次临出远门的前夜，父亲曾与母亲长谈至深夜，或许当时他已预感到灾难要降临，由于当时我尚年幼，不甚了解他们所谈话的内容，不知他到底嘱咐了什么事情。

<四>故居 家庭 童年

1943年4月，我出生在合浦县公舘镇南山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那是一个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岁月，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1939年广州和南宁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颠沛流离，逃难到祖国的西南大后方，母亲当时尚在澳门读初中，由于战乱，兄弟姐妹星散，不得己，跟随其大姐返回父亲的故乡南山，当时大姨妈已与父亲成家。

故居离公舘镇约七、八公里，由公舘去南山，先到南山小学，然后到我们家，故居就在南山村的村头，村后是巍峨的南山。故居是碉楼式的大围宅院，进大院后左侧是平房，前排及右侧是二层楼房，楼上设有岗楼，里面有可向外射击的枪眼。围屋的中央是一个晒谷场，大门设有双层的保险门，前面是一层木板门，里面是圆柱形木条做扛的拖拉门，木质很坚固。围屋的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鱼塘，右侧是一片柚子树，柚子树旁是长工居住的平房，还设有一个榨油坊，宅院的远方是广袤的田野，田里种植有水稻、玉米、黄豆、芋头、红薯、黄红麻、荞麦(三角麦)、花生等农作物。

故居在我童年的目光中，是很宽阔高大的，但我于1989年回到故乡时，故居由于年久失修，已被痍为平地，只留下宅中央的一片晒场，所看到的旧宅基地与我想象中的故居相差甚远，遗留的宅基地充其量大约只有一百多平方米左右。当年祖父出资修建的南山小学校舍尚在，只是作了部份修补。

当年，我们一大家子人就居住在这个大宅子里，进大门左侧的平房里，住的是祖母、伯父、伯娘一家。母亲和我住前楼，前楼的中央是客厅，大姨妈一家住在右侧楼房的二楼，宅子的后院还住有一家人，大概是堂叔伯的叔公一家。那时候我们的大家庭虽然已走向没落，但还是维护着富贵之家，书香门第的面子，每家还是配有使唤、服侍的丫头，服侍母亲的丫头名叫春梅，丫头在家庭中没有地位，烧火煮饭干脏活，食不饱穿不暖，有时还要受到主人的责骂。只有服侍祖母的丫头是个例外，有时亦敢戏弄主人，记得小时候，有次她给我一块盐吧，说是一块白糖，放入咀后咸得我哇哇大哭，而她却乐得哈哈大笑。

当年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有，祖父、祖母、伯父、伯娘，伯父继养有一养子——绍强，大姨妈，共生育四儿一女，大哥绍炘、二哥绍琪(颀)，三哥绍思，妹妹彦儿，彦儿与我同年，比我小一个月，最后一个是老五绍力。母亲生育二男，我排行第四，名绍平，最后出生的是绍成弟，排行第六，出生在1948年岁未。

祖父范德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军旅，很少返回故乡，从我于1943年出生，到祖父1945年去世，前后只相隔一年多两年的时间，祖母亦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在节日，大约是农历七月十四，在灵堂祭拜完祖宗的灵位之后，才会得到祖母赏给的一两个糯米糍粑。我常得到祖母的呵护，记得一次母亲在厨房煮红薯糖水，我不小心将架在火坑的木柴踩中，将整锅红薯糖水掀翻了，身上被母亲用树枝条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当时祖母将其狠狠的责骂了一顿，事隔六十年，此事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大伯父范汝华，字镇中，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其骨瘦如柴，终日无所事事，躺在放有鸦片烟灯的床上，横躺着，手中举着烟枪，叼在咀里，吸完一颗鸦片之后，继续搓一颗鸦片放在烟咀里，用烟灯点燃。靠房门口处，支着一个熬炼鸦片的小铜锅。伯父在大宅院旁，大约在东侧，种有一小块罂粟(鸦片)，开花时节，它会开放出五彩斑烂的花朵,结果的时候，在收采前一天的傍晚，将罂粟果表面纵切几个口子，当时便会流出白色的乳浆，第二天会结为黑色胶状，便可以收采，然后在铜锅里熬制，这便是原始的熬制鸦片的方法。除此之外，伯父唯一的工作便是收租，放债。伯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一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她们的养子绍强解放后没有受到家庭出身的牵连，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人民教师，八九年时在合浦县常乐镇中心小学任校长。

大姨妈曾在南山小学任教，其性格较刚强，外向且好动，而母亲的性格则内向，生性懦弱，在家中，虽然是同胞姐妹，亦常有争吵甚至动手的时候，而母亲总是处在下风。为此，大姨妈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她拿了几块铜板（旧社会的一种铜币），要我叫她大姨妈，当时我并没有喊她，但铜钱最后还是赏给了我。1986年，父亲得到平反，恢复革命烈士的名誉，1989年我返故乡时，见到大姨妈，她性格依然开朗，腰板挺直，这时，她的年龄已七十多岁，此我母亲年长九岁，背着孙子，仍能乘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生活的磨难，历史的沧桑，并没有在她的脸上刻划出太多的伤痕。这时，大姨妈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才有所改变，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母亲当时亦在南山小学任教，教语文和音乐。

虽然家境败落，但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充满乐趣的。夏天，随兄长们到离村子不远处的小河中游泳，当时尚不会游泳，只能算是泡泡水。有时用竹竿拴上一条线，绑上昆虫或较小的青蛙，到村旁的田里钓青蛙，当地亦叫田鸡，每次总有不少的收获。或者用竹片做成环状，插在竹竿里，上面糊上蜘蛛网，到村后山坡上的树林里捉蝉（知了）。有时结伴到村后采稔果或爬到橄榄树上采橄榄。村中还有一棵杨桃树，杨桃成熟的时候，去采摘杨桃。没有伴儿时，自己一个人到宅前的柚子树下，收集树上掉落下的花蕾，托在手掌上，花蕾挥发出阵阵沁人肺腑的清香，令人陶醉，留涟忘返。故居后山上还长有一种浆果树，浆果成熟的时候，村中的妇女采集浆果，煮成浆糊，做布鞋时，用于糊布鞋底。清明时节，到南山下的山坡上扫墓祭祖，小伙伴们在开放着艳丽的野山花的草坪上，漫山遍野地奔跑，开怀地欢笑。秋天，到南山小学的草坪上，看村里的长辈们放风筝，风筝的形状有圆的或方形的，还有圆筒形的，晚上可以点上蜡烛的叫孔明灯的风筝，大的风筝有饭桌那么大，有的风筝上扎有响弓，是用山上一种野生的藤条，加工削成簿片，扎在竹片上，做成弓形，然后绑扎在风筝的背面，风筝升腾起来后，在劲风的吹动下，在空中发出“嗡、嗡”悦耳的声响。秋收后，我们尽情地享受那丰收的果实，有煮黄豆、花生，拌有蜂蜜的小米粥，还有玉米、红薯、芋头及一种叫甜薯的。虽然是富裕之家，但后来家境已败落，从我记事起，家中平时早餐吃粥，中餐吃红薯或芋头，只有晚餐才吃到干饭。春节，是我们童年最盼望的日子，因为不但有丰富可口的食品，还可以得到家中长辈赏给的利市钱。春节是大人们最忙碌的日子，只见他们杀猪宰羊，劏鸡杀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家中女性负责包粽子，做年糕，故乡的年糕做得很大，大的有脸盆大小，做年糕时，将前一天浸好的糯米磨成浆，将米浆煮熟，加入黄片糖，绞拌均匀后，盛在铺有竹壳的竹筐里，待凉后，便结成一饼年糕。一饼年糕，从大年初一可以食到正月十五。南山村附近有个庙堂，节日里有庙会，庙会上有卖各式各样小食品的，有卖各种水果，有油炸虾公，有又甜又脆的芝麻烤饼，还有赌钱的赌摊，时而发出：“金钱葫芦，虾仔中”的吆喝声。晚上庙会还演出大戏，邀请当地的粤剧团来演出，从年初一延续到正月十五。

〈五〉父亲壮烈牺牲

一九四九年的公历七月底，是个灰黑色的日子，先是听说父亲在公馆被合浦县剿共司令张相琦和冯哲夫逮捕，两天后传来父亲被押解往县城的途中，于七月廿六日被枪杀于合浦县南康镇，为革命事业英勇捐躯，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当父亲的遗体由亲戚朋友及地下游击队的同志护送回南山村，置放在柚子树下时，悲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南山村，家中老少，亲朋好友，痛哭流涕，苍天亦为之动容，因为从古至今，多少个年轮，南山村里才出现一位有热血的男子汉。

家中的顶梁柱垮了，当年孤儿寡母，年长的大哥绍炘年约十五岁，年幼的老六绍成一岁，我与彦儿当时六岁，留给他们的将是无尽的苦难。我不哭，不流泪，将眼泪留在心里，因为父亲用青春的生命告诫我们，人生要立志，要坚强，我是一个男子汉。

〈六〉解放，迎接解放大军

父亲牺牲后大约两个多月，一九四九年的秋季，中国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震憾着南疆大地，由远而近，，四野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雷州半岛，站立在村头，我目睹了国民党残兵败将，丢盔弃甲，失魂落魄，一派狼狈的样子，一股股溃不成军的国民党散兵，漫无目的地向海南方向溃逃。这隆隆的炮声，预示着蒋家皇朝在祖国大陆彻底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的日子不远了，苦难的日子将一去不返。

就在国民党散兵奔逃过去不足一个时辰，解放大军的先头部队，仿佛从天而降，已到达我们南山村，他们没有进村，而是在村外的田埂上席地而坐，作片刻的休息。随后，村里的大人组织我们一帮小伙伴走出村外去迎接解放军，望着头戴红五星帽子，脚扎绑腿，风尘朴朴，和蔼可亲，远道而来的解放军战士，虽然语言不通，却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因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我们的亲人。虽然经远距离的奔袭，但他们依然神采奕奕，没有丝毫疲劳的样子，这与国民党兵疲惫狼狈的样子形成极大的反差，因为他们存在着信仰和心理上的差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慰劳品，但他们见到我们，仿佛见到久违的亲人。或许是我的年龄较小，其中一位战士将我抱起来，竖起大拇指说：“顶瓜瓜”，由此，我便知道，“顶瓜瓜”是第一名，出众的意思，而小拇指，则表示排末尾，最差的意思，叫“呀呀呜”。六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这难忘的一幕，依然清晰地印证在我的脑海里。

〈七〉母亲参加革命工作，离别故里

大姨妈和母亲祖籍广东新会，其父亲在广州市做牙科医生，其母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幼儿园任教师，母亲五岁时，其父亲病故，十二、三岁时，其母亲又病逝，她们兄弟姐妹五人，母亲年龄是最小的，父母去世后，她只能靠兄长及姐姐的接济，勉强维持生活，可见他们日子的艰难，其时正逢战乱，可以说母亲的童年及青少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由于母亲自出校门，没有干过农活，加上体质纤弱，更承受不了繁重的农活。解放初期局面不是很稳定，当地还有土匪特务的骚乱，南山小学尚未复课，我们的生活处于断炊的状态，后经组织上的联系安排，一九五0年初，母亲被安排到北海市公安局搞户籍工作，搞户籍工作的共2人，其中另一位是姓陈的阿姨。一九五0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北海市度过的，那是中华人民共各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是我平生度过的吉祥喜庆，最欢乐的日子，北海市民及机关企业人员，学生及解放大军，载歌载舞，欢庆这盛大的节日。在游行的队伍中，有舞龙舞狮，有扭秧歌，踩高跷打腰鼓的，那欢乐的场面是终生难忘的，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人，从此没有战乱，不受奴役和压迫，从此不会颠沛流离。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歌词的开头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记得公安局里的一位叔叔，每天清晨总是迎着朝阳唱这首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首歌的歌词，因为它曾深深地打动我童年的心灵。国庆节那天，公安局里的一位叔叔送给我一面五星国旗，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国旗上的五星晚上在灯光下，会闪烁出亮光。国庆加菜，厨房里的一位师傅还给了我一大块煮熟的半肥瘦的猪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顿猪肉。

母亲在北海工作时，因为成弟当时年龄尚幼，春梅姐当时还跟着我们帮带成弟。当时我们住在北海市港务局，陈琪当时任局长，父亲生前是他的同事及好友，因此，我们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吃住都在他们家里，由此，我亦得到上学的机会。后来时间长了，陈琪的老妈认为我们占了他们的便宜，常有牢骚，由于听不惯她的闲言碎语，后来我们搬离他们家。不久，母亲得到村里的通知，要退回解放前穿着使用的衣物，春梅姐亦跟着回去，送回了村里，成弟当时好像亦寄托回老家，土改时才接回来。

大约在1951年初，母亲又从北海市公安局调到合浦县公路段，当时我在合浦县廉州镇中心小学读书，在合浦县公路段的时间是较长的，大概有半年以上。随后又调到钦州公路段，在钦州的时间很短暂，随后又由钦州调往南宁，广西省交通厅。在钦州和南宁，由于没有亲友的资助，我都没有读书，闲住在家与成弟作伴。从钦州到南宁，乘坐的是公路段黄新司机开的大货车，黄新当时亦同时调往南宁，新嫂当时与黄新师傅是新婚夫妇，亦同车去南宁，母亲、成弟和新嫂坐车头，我独自一人站在车厢里，回首望那渐渐远去的群山、白云，我知道，离故乡愈来愈远了。

〈八〉结束语

庆幸的是，由于母亲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早，远离了那是非之地，而大姨妈留在家乡，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土改时被扫地出门，作为地主被管制，不能再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亲属在国外，困难时期寄回衣车用品，被基层干部没收自用，几个孩子因为是地主仔，找不到妻子，大哥终身不娶，四兄弟中，只有三哥绍思成婚，二哥在父亲得到平反，恢复革命烈士名誉后，八几年在田东县做建筑时，结识一位都安籍的寡妇，才得以完婚，五弟绍力有短暂的婚史，至今单身。他们一家的悲惨遭遇，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父亲得到恢复革命烈士名誉后，大姨妈亦得到恢复教师的职称，领取到养老金，而此时的她，已是历尽沧桑，七十多岁的老人。党组织给予的评语是：“张相琦之流做不完的事，有人替他做了。”指出：“这样对待范汝超的亲人家属，是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的。”

母亲虽然于1952年底经组织介绍，与继父肖瑞林结婚，继父家庭成份是贫农，但在我个人的履历表上，家庭出身一栏，依然要填上地主，我不明白当时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因为我当时毕竟只是几岁大的的孩童。由此，在政治上总觉得低人一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八六年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那种压抑感和屈辱感才彻底消除。一九八九年我返回故乡，见到三十多年未谋面的大姨妈、兄弟姐妹及父老乡亲。以上便是我们一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故事。仅以此文激励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祖、父辈的革命遗志，为国增光。

后 记

解放前与父亲常有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人，有陈华、叶国良等人。解放后，陈华在广东省委任职，叶国良在湛江科委任职。解放后曾在百色任地委书记的杨烈，八六年曾在在广西日报发表一篇革命回忆录，回忆录中，陈华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驻钦廉四属的特派员，是杨烈的上级领导。

一九八五年，合浦县召开纪念公馆起义四十周年纪念活动，陈华、叶国良等领导同志亦到合浦参加活动。一九八六年，父亲得到恢复革命烈士的名誉。

注：有关祖父及父亲生平的资料，除《蔡廷锴自传》抄录的部份之外，其余均为三哥绍思收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