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父母家又有一月有余了，端午放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家看望父母。远远地看到村口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早早来迎接我的父亲。
近了，近了，印入我眼帘的是一张令人心酸的面庞。才一个多月不见，父亲像被霜打过似的，干瘦、腊黄的脸上，毫无血色，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颧骨显得更高了，花白的头发也因为化疗而所剩无几 父亲见到了我，立刻面露喜色，先问我是否晕车了，而后边跟我说着话边往家的方向走去。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我实在不愿让父亲看到我难过的样子，故意跟在父亲的身后慢慢地走。泪眼模糊中，看到父亲身上原本很合身的衬衫，现在却大了几个号，似乎披在身上的肥大风衣，昔日高大的背影而今蜷缩成一副铮铮骨架，在步履蹒跚地向前移动。父亲真的不再年轻，他因病而提前衰老了，他一生的操劳都凝聚在我面前那浓缩的瘦弱背影上。那如烟的往事，又悄然袭上我的心头。 我师范二年级那年，一天下午发了高烧，晕乎乎的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跟同学说了声，就去诊所看病。医生说非得挂吊瓶不可，吓得我快哭了，长到十七岁，还从来没有挂过吊瓶，更何况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来面对。惊恐无助的我只好闭着眼，咬着牙，给医生扎针。我孑然一人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管里一滴滴的药液，眼泪也一滴滴地簌簌而下。似乎觉得自己的心比黄昏时分孤独的孩子更加无依无靠。 天快黑了，我正倍受煎熬时，父亲突然出现了，一身的风尘仆仆，一脸的焦急心痛。他今天是专程给我和上高中的弟弟送东西的，总担心我们在学校吃不饱，每隔一段时间总会骑上几十里的路，给我们送好吃的。刚才到学校听同学说我在诊所看病，立刻找了过来。不知道父亲听到女儿生病的消息，会紧张担心到何种程度，一路上又是以何种速度赶到我身边的。 父亲问过医生，略略放下了心。他一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一手握着我挂吊瓶的手，安慰我不要害怕。一股暖流立刻传遍我的全身，赶跑了孤独无助，似乎病痛都逃之夭夭了。父亲直到我挂完水，送我到宿舍，安顿好我才回去。我要送他下楼，他坚决不让，叫我好好休息，过几天再来看我。从窗户里看着父亲独自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就下来了。 终于，我要毕业了。在工作分配之事上，我与父亲发生了争执。我不愿意回到偏僻的乡村小学，一直向往着独立去外地闯荡。而父亲则认为女孩子还是在家乡工作比较安全，因而，不顾我的反对，找关系让我分到了不愿去的学校。那一学期，我和父亲明显隔膜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跟父亲无拘无束地说话，更不会在他面前随意撒娇了。父亲主动跟我说话时，我竟爱理不理。每每那时，父亲总落寞地捧着茶杯出去转悠。记得一次学校有活动，晚上我就住在同事家不回去了。明明中午在家时，我可以跟父亲说一声。可是，我没有。晚上九点多，父亲骑了十几里的路，找到同事家，知道我在，才又匆匆摸黑往回赶。唉，现在想想，我那时是多么的无知啊。 我硬着头皮在乡村小学坚持了一学期。新年刚过，父亲去上海出差了。我平生撒了一次最大的谎，我骗妈妈和奶奶，父亲同意我去外地工作了。尽管妈妈和奶奶很是不舍，但也阻止不了。等我在千里之外的矿山工作了，父亲出差回来才知道真相。他一次次写信给我，信中没有责怪，没有怨恨，只是反复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与人为善，认真工作，一放暑假就回家。 那年九月，父亲送弟弟去西安上大学，第一站是去我工作的单位，宴请我的领导及同事，拜托大家关心照顾我。席间听到领导们对我的充分肯定，父亲很开心。那天他喝醉了，回到招待所，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他终于可以放心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弟弟踏上了去西安的列车。我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列车，反省自己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心如刀割。父亲啊，女儿的任性和无知让您伤透了心，操碎了心。女儿对您犯下的错，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转眼几年过去了，弟弟又面临工作分配。妈妈和奶奶都希望弟弟能在离家近的南京工作，而弟弟则选择了远在天边的福州。这次父亲没有反对，他认为好男儿就该志在四方。他亲自送弟弟到新单位，安顿好一切。回来后，父亲欣慰地说，两个孩子翅膀都硬喽，都有了好的工作，他可以缓口气了。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小儿子要操心，自己肩上的担子轻多了。 岁月荏苒，春去春回。我们姐弟三人都已成家立业，父亲也光荣退休了。他常对他的老伙伴们说，三个孩子是他最大的骄傲，退休后，要好好享福，照顾好自己，不给孩子们增加麻烦，老人身体好就是孩子们的福气。可是，好景不长，父亲得了可怕的癌症，病魔使得父亲过早地衰老了。 渐渐地，要到家了，面前父亲那蜷缩的瘦弱背影在警醒我：父亲老了，该是儿女们像他当年照顾我们一样照顾他了。儿女的孝心是医治父亲病痛的最好良药，但愿父亲能在浓浓的亲情中，多活几年。 赞 (散文编辑：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