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本已贫瘠的甘肃以重创。由于多种因素，这次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发生同等强度地震的其它地区损失更为严重。中央政府救灾态度默然，救灾重任让渡于民间，各地方团体及地方绅士相继肩负起救灾重任，积极组织赈灾，使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赈灾需要政府的公共救济与民间的自我救助相结合，不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承担起使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责任。
关键词： 民国时期；甘肃；海原大地震；赈灾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６８１?穴２０12?雪０1－0144-05
The Study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and Earthquake Relief in Gan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Haiyuan Earthquake in 1920
SHANG Ji-fangZHANG li-kun
Abstract: On December 16th, 1920, a huge earthquake happened in Haiyuan, Gansu. This precipitate disaster badly destroyed the impoverished Gansu province. With so many reasons this earthquake had brought greater losses than the other places with the same earthquake intensity.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is disaster, so the nongovernmental people had to take the burdens about the earthquake relief and reduced the disaster losses to a minimum. But in a healthy society, earthquake relief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work.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normal orderly operation of societ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Gansu; Haiyuan earthquake; earthquake relief
自然界的变异发生在人类活动的地区，对人类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时，才称之灾害。如果干旱、洪涝、地震等发生在荒芜人烟的地区，也就不能称之为灾害。同样程度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也是不同的。1920年发生于甘肃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所带给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又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一探析以透视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诸多层面。
一、 海原大地震的发生及损失
1920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0点06分09秒，在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5级大地震。极震区东起固原，经西吉、海原、靖远等县，西至景泰县。地震时“北京‘电灯摇晃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电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晃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1]受震地区波及甘肃、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内蒙、青海等全国大部分省区，面积约一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范围波及了大半个中国。“甘肃省兰州市白塔山公园的三星殿《震毁重修记碑志》中称海原大地震为‘全球大地震’。”[2]可见此等规模的地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屈指可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尤为罕见的。
此次甘肃地震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灾情发生后，时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第一时间把灾情上报中央政府，张致政府电云：“计灾情至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较重。且连日各地，仍震动不息，人心惶恐，几如世界末日将至。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能闻。牲畜伤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实本年北五省灾旱情形为尤重。”[3]这些记载虽有言过之处但也是对海原大地震灾区惨景的一种写照。据不完全统计“该次大地震共死亡273465±9700人，较为可靠；压死牲畜1104068±76000头，可供参考；只有41个县提供了倒塌房屋的可靠数字，总计为590635间。”[4]以往学者对于海原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都是说法不一，这个数据是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数据，可以说较为准确。“甘肃全省，无一县不被灾，无一县不伤人，亦无一县不倒塌房屋，压毙牲畜。”[5]以下将受灾较严重县的损失情况简单列出，见表1。
从总表来看，受灾最重之地区当属海原和固原，这两地死亡人数、压毙牲畜在整个甘肃地区来说数目最大，据表中数据可以发现不管是固原和海原还是甘肃省的其它县房屋的倒塌率相当高，海原、固原地震中心房屋基本被毁，其他县也平均有十分之五的房屋被毁坏。
大震之前并没有小震，大震之后则小震颇多。12月16日大震后，当晚小震有多至数十次。此后，逐日有余震，二三次或三四次不等，时间短，烈度也低，因此成灾的也少。虽然如此，城墙、房屋等，经大震后而未倒的，在相继发生的余震中却都倒塌了。“固原至民国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余震510次，较大之震204次，微震309次；静宁至民国十年七月七日共余震414次，较大之震427次，微震14次；定西至民国十年五月初八共余震48次，较大之震18次，微震30次；秦安至民国十年六月十七共余震500余次。”[7]从中得知大震开始后小震连续不断，极震地区的余震在400次以上，较大地震占余震次数的比例也较高。余震持续的时间最少的在半年，长的将近一年。“且闻至民国十年十二月犹闻有地震发生”[8]，可知余震之波也尚未尽熄。次数多且时间持续长的余震必定会给本已惊骇的灾民增加更多的心理负担，也加重了灾区损失，甚至给救灾带来诸多不便之处。
二、海原地震损失严重原因
海原大地震，为何损失如此严重？除去此次地震震级高的自然因素，从社会层面的角度，甘肃地震损害之大的原因又有何特质？以下就个人观点加以分析。
（一）回教首领、地方官吏和绅士的遇难，致使震后缺乏有力的组织者，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首先，一些回教首领的遇难使得对于回族同胞的赈灾不够及时有效。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省是回族同胞的主要聚居地，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回教首领在回族日常事务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其也具有较高的威望，组织号召能力较强。海原大地震发生后，据载“回教首领马元章居隆德县之西，临变祈祷，因山崩塌，全家六十余信道教徒，死者共五六百人”。[9]回教首领的遇难，使得在震后赈灾的行动中失去了强有力的核心力量，在巨大的灾害面前，无人领导及组织下的回族同胞便无所适从，从而延缓和影响了赈灾的速度和效率。
其次，地方官吏的不幸遇难也给震后赈灾增添了一定的难度。地方官是某地日常事务的直接领导者，尤其在发生灾害的年代更是在地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考“地震如翻，城垣倒塌，死亡官及家属二十六人，县长（古浪）王维舟一家压死。”[10] “凉州知事某与其家属及同共公二十七人，方在睡眠中，皆及于难。”[11]部分官吏、地方绅士的死亡使得某些地方赈灾事务无人领导，不免给组织救灾带来诸多不便。
（二）民国中央政府对甘肃之地震救灾态度漠然
1920年期间的中国政局很不稳定，军阀纷争，加之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大量的财政用于战争，北洋政府内部纷争激烈，各派别对于这场灾难都无暇顾及。海原地震时，持有中央大权的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在收到甘肃地方当局报告后采取的措施是派人员到灾区调查，还组织了一个全国筹集赈款大会。
由于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救灾措施，甘肃在北京工作的人员曾一再呼吁，要求救济灾民。直到1921年2月24日，甘肃旅京人员仍在《中国民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政府救济，并抨击当时反动政府：“甘肃为国家征出租税之地方，甘肃人民即为国家负担义务之份子，今遭此亘古以来未有之浩劫，竟不能邀并顾兼愁之余惠。即拂舆情，亦非人道。甘肃此次劫灾，因地方邮电交通不便，平日在外游客经商之罕稀，遂使弥天劫尘，不成空气，而责任当局亦不关心。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嗤嗤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12]尽管社会各界及报刊等极力呼吁对此次大灾重视起来，但政府还是迟迟不予回应。慑于国内外广大民众的呼吁和有识之士的再三请命，北洋政府才迟至1921年4月派出地震考察团赴灾区考察。中央政府的此种态度必定会使救灾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三）交通破坏、邮局全毁以及民房和办公等公共场所的毁坏给救灾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甘肃地区多山，通往乡村的道路多为山路，崎岖难行。海原地震后，交通破坏，道路严重受阻。“通渭、靖远房屋倒塌净尽，靖远竟有一处成河，可以行舟。其交通要路，如车道岭、清凉山、齐家山等处，均因崩塌阻塞。”[13]地震灾害的具体信息不能够及时让外界知晓，新闻报纸等也只能延时进行报道，对于灾区具体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等在第一时间也无具体报告，这也为呼吁各方援助带来了困难。再加上邮电中断，更加剧了有效信息无法向外界传达，“固原电局阻碍，陇东、兰州消息不通。再查现到兰州邮件，均经地震到三月所发，地震后文件今尚未到。”[14]交通破坏，邮局全毁，有关灾害的消息被长时间耽搁，外来的援助物资也很难进入甘肃。隔绝成为传播地震消息的严重障碍。
甘肃的土质多黄土，当时大多居民都居住窑洞，这种黄土质的窑洞一遇地震即全部倾塌，正是由于西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和房屋结构，造成了此次甘肃地震中县垣、学校、民舍的大部震毁。“各县村镇，全行毁失者甚多，各官吏间有死亡。其尤重，至无署办公，百务停滞。”[15]震毁的设施都不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修复的，再者修复款项的筹集也需要时间，加之冬日严寒，灾民无处安身，其情状可谓是惨不忍睹。百姓居无定所，官员无地办公，救灾的迟滞必定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四）灾后疾病蔓延，灾区缺医少药使得死亡人数扩大
震后房屋倒塌，衣被食物都被掩埋，时为冬天，灾民无衣御寒，无处避难，饥迫严寒不免感染疾病。有的甚至被冻死于室外，尸体无力掩埋疫病更加横行。迷信思想和缺医少药也使得灾后疫情迅速恶化。“甘人迷信，每以死亡牲口抛弃沟中，不若是以为将来家中必不祥。”[16]沟水是人民平时的饮用水，把死亡的牲畜扔在沟中，将来天气热时，发生瘟疫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再者，当时缺医少药，特别在农村，根本就没有医疗条件，这是海原大地震死亡人数多的又一个因素。
（五）地震后所带来的继发性自然灾害长期影响甘肃社会
甘肃自海原地震后，可谓是满目疮痍。震后天气无常，许多地区出现山洪、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十六年凉州所属重遭地震，人民死亡四五万人，来年旱既太甚，又加以重重异灾，如礼县榆中等县之山洪，漳县定西临洮等县之冰雹，武山甘谷等县之风灾，靖远、皋兰等县之黑霜，永登、静宁、陇西、定西之五色怪鼠，摧损田禾，为害颇巨，且兵荒之余，疫病大作，多系喉痧痢疾猩红热等传染病，死亡者达五六十万人。”[17]洪水淹没了房屋庄稼，冰雹、黑霜摧毁了地里的禾苗，兰州土产烟叶，黑霜杀烟叶，天然汁水都走漏，已成为无用之物，人民叫苦连天。庄稼收成不好，势必会造成粮价大涨，给甘肃社会造成更加深重的灾难。这一系列由于地震导发的继发性自然灾害带给甘肃社会的是长期的损害。
三、海原大地震后各方对于
赈灾所作之努力
灾害无情人有情。无论古今，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都会对受灾地区给予积极的救济，只是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救济的力度和方法各有所异。海原大地震发生后，同样得到了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
（一）各民间团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支援海原地震救灾工作
海原地震发生后，甘肃震灾救济会及华洋义赈会等民间团体组织积极倡导各界进行募捐，将所捐款项尽早送达灾区。
海原地震后，甘肃震灾救济会的干事柴春霖最先与国际统一救灾会联络救助甘肃的震灾。国际统一救灾会欣然应允进行救助，并派人员赴灾区考察灾情。国际统一救灾会人员在调查中也一并拍摄了大量地震的照片和纪录片，在北京进行展示，当时报纸也登载了此消息。可以说甘肃赈灾救济会在呼吁国际救灾甘肃过程中起了很好的联接作用。“甘肃震灾救济会还先后承办了会宁县响河疏浚工程、静宁县长源河疏浚工程、通渭县王家河疏浚工程，海原县、固原县的疏河工程。”[18]在恢复灾区设施建设方面做出贡献。
华洋义赈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由中外人士共同创办。华洋义赈会在其存在期间，为中国的赈灾防灾等有重要贡献，是当时民间最大的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成立后，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进行救济，开创了救灾的新思路，成效显著。此种救灾方式在海原地震后的救灾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时报》报道：“上年甘肃因大地震而成灾，经中西人认真办赈，计用捐款十三万五千元，成绩甚好，因灾区颇广，约一万三千方里，交通不便，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其雇灾民先后数万人，最多一次雇一万五千人。已成之工程，为掘发压埋之处二十一所，造路四，桥一，大水沟一，又开湖二十。”[19]华洋义赈会的此种做法使得灾后震毁的设施尽快得到修复，改变了将小额钱款分给财产受到损失的民众，将款项用于：开放水闸，挖掘水道，修复道路和要道上的桥梁，所有这些都给大量灾民以工作。每个人都得到了足够的工资，用他们自己的力量使个人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二）各大报纸全力报道灾区情况，倡导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国内外新闻媒体积极报道灾情，登载各地救灾的消息，为救灾募集钱款、督促政府救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颇具影响的报纸是《申报》和《字林西报》，《申报》有一则地震后呼吁捐款的影讯：“青年会开演甘肃地震影片：上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地震，为世界从古未有之惨象，移山倒海，死亡人民一百五十万，损失财产不计其数。本埠青年会鉴于陇省是役灾区辽阔，待赈孔殷，爰定今晚（二号）八时开演地调查大写真”[20]。《字林西报》刊发了一篇关于1920年甘肃大地震后静宁县的赈灾报道，报道说：“那里的县长在地震过后，叫人们立即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人民需要遮蔽物时，他把衙门中的帐篷全部拿出来，他从备荒粮仓里发给没有饭吃的人一个月的粮食，他从当铺里拿衣服给无衣穿的人。还命令并发资埋葬死者和动物尸体，以防发生疾疫。”[21]关于地震的各种报道不在少数，在此不一一详述。
（三）地方官绅为保一方百姓，为灾民雪中送炭
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央政府对甘肃地震持默然态度，因而赈灾的重任让渡给了民间。地震发生当晚，小震不断，秩序一片混乱。当时一个公安局局长名叫石作梁命令兵力维持当夜秩序，居民都受到惊吓不敢入屋，“余即通令男女不得混乱杂处，宜各别成聚。人如寒冷不堪，可将已损之木料，无分属谁之所有，准其所取，燃火御寒，以待天明。”[22]官员在紧急状况下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对于维护灾后社会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城中富商张福堂捐麦、豆各十石，遂在武庙设局急赈。官绅共理其事，每日炊米煮豆，以救灾民。”[23]富商以己之财力设急赈，捐物施粥，此种方式可以暂时解决无食灾民温饱问题。
作为甘肃有名绅士的刘尔炘在地震救灾中功不可没。他亲自主持救灾，发起社会募款，开仓施粥，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其赈灾的过程及当时各方的情况在其所写的《辛壬赈灾记》中有详细记载，其文记载了各地方绅士设立赈灾处、各方不同的救灾方式，最主要的是其对来甘的各省捐助金额及这些款项发放于地方多少及用途等都有详细记载，确保了赈灾款项用途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据刘尔炘记载，在灾后的二十七天中，经各方努力，共捐善款将近三十万两。各省及各救灾组织筹集善款数统计见表2。
据表所知，地震所筹善款大部分来自北京华洋救灾协会等民间团体的筹集，还有各省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捐助，当时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也捐资7100两，再有个别地方当局负责人也进行了出资捐震。由此也充分说明民间救济在海原地震救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下是这些捐款的具体用途：
其出急赈项下则散放：29个县，共兰平现银106927两，兰平票银1000两。其中海原下发急赈兰平现银4185两，兰平票银1000两。隆德下发急赈最多，竟高达40000两，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其出工赈项下则发：5个县，包括静宁、通渭、海原、榆中、省城监场堡；共31823两。主要用于修桥、修城、修河堤及疏浚河道等。
除此之外，这些款项中的少部分也捐给其他受灾省份，比如江苏水灾，捐大洋两千元，以表甘人心系不同灾区人民。关于具体散赈员的差旅开销、办公费用以及创立粥厂的费用等具体所用钱款，刘尔炘也都一一加以了说明。作为地方绅士组织积极筹款赈灾，对于款项的用途也是笔笔清楚明了，其中的每一个数据都是他用心记录总结的成果，刘尔炘在海原地震救灾中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员、绅士的救灾是人性化的，为灾民灾后的衣食住行考虑相对周全，维持和稳定了地方灾后的社会秩序。
四、余论
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给原本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甘肃人民雪上加霜。张广建督甘期间，由于任用私人，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引起甘肃人民强烈反对，掀起争督风潮。陆洪涛上台后，争督风潮暂告平息，甘肃政局虽然暂趋稳定，但实际上，在回汉各军阀之间，因争权夺利，仍然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海原大地震的发生加重了甘肃社会经济百业萧条，凋敝不堪的境地。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包括了农业生产力的破坏、灾荒、饥馑、人口死亡等短期影响，还包括一些长期的社会影响。例如地震导致的灾荒饥馑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许多人被迫占山为王，加入土匪行列，他们一旦沦为土匪又很难被教化为良民，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
海原大地震后中央政府无暇救济，民间力量经过重组成为救灾主力。北京甘肃同乡会、华洋义赈会等救济团体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各大报纸也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以及地方官员、绅士都加入救灾工作行列。这些团体和个人力扛重任，积极组织赈灾，将受灾影响降到最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美德，但一个健康的的社会，救助受困群体首先应该是政府的公共救济，社会保障的完善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把困难民众的生存保障纳入其中，不过再完美的公共救济总会有漏洞，所以需要民间的自我救助，及社会自发的救助机制来消除困境。由于地震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灾害救助中存在着部分政府失灵，迫切需要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因此，健康的社会，需要将公共救济与民间自我救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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