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畸形母爱

时间:2019-12-25 10:34:32 手机站 来源:网友投稿

我的母亲叫李永华,生于1922年1月22日,1986年刚刚年满64岁时,母亲就走完了她的生命历程。今天,许许多多六十多甚至七十多岁的女性,都健康快乐地在城市大大小小的坝坝舞广场上翩翩起舞,鹤发红颜的耄耋老人也是随处可见,相比起来,我的母亲去世确实太早了。

母亲是大足县宝顶山镇人,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被抱养给一户朱姓人家当童养媳,十八岁时与朱家大儿子大朱完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大的女儿出生不久即夭折,儿子便是我。

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却也有自己的追求,或许,她内心并不满意因生活所迫先成为别人家的童养媳,后成为大朱的媳妇(当然,这些并不是母亲亲自告诉我的)这个事实,不愿意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一辈子相守。1949年,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邹治全,果断地作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决定,她带上我跟心仪的人私奔了。我的继父随即带着母亲和我由大足县迁到铜梁县平滩乡,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并生育了一个女儿。母亲的举措对于朱家不仅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还是一个很大的耻辱,朱家当然不会甘心这种人财两空的结局,他们满世界地找寻母亲和我。为躲避朱家追捕,1950年继父带领一家四口辗转了大半年,来到重庆沙坪坝区,选择在这里安顿下来。当时,解放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我们一家在从铜粱到壁山途中一个叫河边场的地方,遇到了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部。一路上枪炮声不断,公路边死人和伤兵无数。那条公路两旁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躲避之处,我们便只好与其他逃难的人一起,躲到了公路边的水田坎下,大气不敢出。直到军队和枪炮声渐渐远去,一行人才敢从水田坎下走出来,回到公路上继续各自的远行。

壁山到歌乐山的途中,有一个叫伍家沟的小山村,我们一家在这里小住了半年左右。五家沟只有十几户人家,一家客栈和一个商店。一条小河沟紧贴着成渝古道穿村而过,潺潺流水陪伴下的宁静山村,带着古拙简朴的气息,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似乎也撬不动它的不慌不张,从容淡定。那时我四岁。在我年幼模糊的记忆中,穿村而过的古道上时不时有军队和马帮路过。有一次军队的马不知怎么的摔到了石桥下面,摔死了,被军队丢弃。我父亲(继父)和村民将死马抬回剝皮分肉,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那马肉真多,我们吃了好几天呢。从铜梁到歌乐山途中,父亲患了疟疾,也就是土话说的打摆子。穷人家也吃不起什么特效药,因此在伍家沟住了约半年,期间,靠父亲打短工和母亲给人缝衣服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50年下半年,我们一家终于来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区歌乐山227号居住。这里原是国民政府的保育院,国民党撤退时将大量房屋烧毁,剩下一排土墙平房,约有十间,我们家住第一间,大概16平方左右。我上学后学到了家徒四壁,这个成语,脑子里联想到的就是那时我们的家。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两块门板拼在一起当床,一家四口合盖一床被子,这就勉强可以睡觉了;母亲在屋外阶沿上糊了个泥巴柴灶,煮饭吃饭也勉强有了着落。两个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一家人算是安顿下来了。

那时,我们家房屋四周是一片田园风光,而今回忆起来才感觉到那一份恬静的美丽,在当年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内心常常羡慕的却是农民土地里的洋芋和地瓜。在我的记忆中,年纪尚幼的我常常跟着母亲外出捡柴,挖野菜回家充饥。父亲虽然在小煤窑工作,但经常拿不到工资,有时拿到一点钱,也是跟三朋四友在一起喝酒,很少拿钱回家。好在母亲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缝衣、做鞋、绣花、样样都会,靠着母亲帮人做衣鞋等女红,换取一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1965以前,我们全家的衣鞋都是母亲做的,因此,虽然家里穷,我们却从来没有衣不蔽体。

1951年10月,母亲又生了现在的大妹。铜梁带来的那个妹妹,因长期拉肚子,拖了大约半年,52年因无钱医治不治而亡。1953年,母亲原来的丈夫大朱找到了歌乐山我们家里,要求母亲和我跟他回大足。母亲断然拒绝。我一直不知道朱家究竟留给了母亲怎样的记忆,以致母亲在那么贫困的条件下也绝不愿意跟我的生父回去继续在一起生活。他们把官司打到法院,经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决:童养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对我母亲和生父的婚姻不予支持。其后,大朱只得离开歌乐山,孤独地,还有些灰溜溜地一个人回去了。1954年10月,母亲又生了现在的二妹。1956年再次怀孕,产下一个男婴,出生就死亡了。但母亲的奶水特别好。当时歌乐山军干所有一位女教师朱佑仙,她独自带着一个名叫朱小龙的男婴。经人介绍,朱佑仙把她的儿子交给我母亲喂养,每月付酬10元。后来朱老师调到湖南大学任教,朱小龙依然寄养在我们家,朱老师每月都按时寄钱来。

1956年全国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歌乐山的小煤窑不具备开采条件,全部关停,工人由市里统一安排。父亲被分配到北碚区的复兴隆煤矿,1957年8月,父亲将全家(包括朱小龙)从歌乐山迁到北碚二岩。刚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住房,就借住在二岩水码门的农户江礼兵家的一间草房里。我们住的是进门的堂屋,依然是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块凉板当床,还有那床盖了很多年的棉被。父亲住水码门职工宿舍。我也从歌乐山小学转到二岩小学读五年级。

1958年,父亲和工友周炳全合资,花60元买了二岩下码头56号的二间草房(共有30平方),他们住里间,我们住外间,厨房是住房侧面的偏房。说是偏房,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墙体的棚子,可以避雨却不能挡风。至此,我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家。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见几个孩子都大了,一块凉板实在无法睡下六个人,就在澄江镇农村花4元钱买了一张古式旧床,床沿有巴掌宽,这样一家人才有了两张床。

我家搬到北碚后,朱小龙的母亲就沒再寄钱了,据说是与丈夫离婚了,经济也困难。1959年的一天,朱老师托人将三岁的朱小龙接走了,欠的工钱也未付。小龙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有如家人,他的离去令我们全家都很伤心,尤其是母亲,暗地里哭了好多次。那以后,朱小龙与我们家再无联系。

1960年9月母亲再次产下一个男婴,孩子出生一会也死了,母亲就又代养了一个小孩——周小双。酬劳是一月20元。这一年是国家三年灾荒时期,国家和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生活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好在父亲是煤矿工人,下井有53斤口粮,32元工资。他用收入的一半去喝酒,余下的交给母亲家用和供我读书。母亲虽然精打细算,但在那个物资供应空前紧张,一切都由国家控制的时代,所有人的口粮都在食堂里,每餐一人一两米饭,一日两餐是我们的生活常态。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对食物的需求量特别大,那些年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整日饥肠辘辘的。很多时候从食堂打回来的饭母亲都不吃,她外出挖些野菜、竹笋回来充饥(那时我家房前屋后都是成遍竹林)。母亲就是这样用一点一点损耗自己生命的方式,保护着她的孩子们;用极其朴实的方式,彰显着母爱的伟大。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街道食堂打回一斤米饭,家里什么菜也没有,只有盐巴。母亲从泡菜坛里舀了半碗酸盐水,全家就吃酸盐水伴饭,那酸酸的滋味,至今还萦留在我的舌尖,而今山珍海味也吃得多了,但当年的美味却似乎再也找不回来。从我记事起到1965年我家从来没有用过酱油、豆瓣之类的调味品。我一直很佩服母亲,她真的是巧媳妇能为无米之炊,她总能想出办法使我们贫困的日子闪现出许多的亮点,让我铭记一生。

1959年,我考入市22中读初中,每月生活费6元,每周还有一角额外的零花钱。我每周回家过河费来回需要6分钱,从学校所在地金刚碑到北温泉,公交车费来回也是6分钱,加起来是1角2分,入不敷出,所以读三年书我回家从未乘坐过一次车。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从金刚碑走路回家,路过北泉餐厅,花二两粮票八分钱买了一碗小面,用瓷盅端着,下了渡船又走路,一个多小时才回到二岩家里,瓷盅里的面都已经坨了。我双手捧着瓷盅递给母亲,母亲红着眼圈却一定要叫我吃,我反复告诉她我已吃过了,我们的眼里都饱含着泪花。推让了好一会,母亲才接过瓷盅,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我知道,对于母亲,那不仅仅是一瓷盅小面,也是她儿子满满的一瓷盅孝心。看着母亲慢慢吃完这二两小面,我心里既有满足又有酸楚,什么时候我才有能力让母亲天天享受能吃饱饭的日子呢?

1962年我考入重庆市十三中就读高中,每月有7元钱,6元生活费,1元零花钱。我每周星期六下午从东阳镇坐轮渡过河,然后步行2个多小时回家。走到大沱口天就黑了,近十里的山路,两边是深山密林,没有人烟,高一脚低一脚摸黑回家成了常态。好在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心里不是特别害怕。

1963年母亲41岁时又怀孕了,后来才知道是葡萄胎。那个年代,底层的妇女要承受多少痛苦,担当多少风险,生命是多么没有保障。母亲在市九院做了手术。手术前母亲把我叫到身边,问我结不结扎。那时的我对葡萄胎啊、肿瘤啊并没有多少认识,只是非常心痛母亲。我说:你身体这样差了,不能再生育了,做了手术后才给父亲说吧,不能为了要男孩,命都不要了。母亲听从了我的意见,渐渐长大的我可能已经成了母亲内心的依靠。不过这件事,父亲埋怨了好久。他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他更看重的或许是传统的传宗接代,而不是母亲的健康甚至生命。

复兴隆煤矿位于嘉陵江小山峡温塘峡的中段,右岸是著名的北温泉,左岸就是二岩煤矿,1965年,二岩被鉴定为危岩,全矿和居民都将整体搬迁,分别搬到白羊背和大沱口。我们搬到了大沱口,分到18平方米小青瓦平房。1963年期末考试时,我因气管炎住院被留级一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停止。我在学校参加文革、武斗,之后下乡当知青直到1971年底,我几乎没有回过家。父亲也和我一样,在外搞文革参加武斗,很少关心家里。文革期间,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在家,因派性观点不同,几乎不与别人往来。她们到处捡烂砖头,在房前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厨房,自己打灶、水缸、还弄了一个水磨石的案板,慢慢把我们的家打理得真正有个家的模样了。

我家搬到大沱口后,母亲就开始出去打临工,担灰桶、抬连二石、拌水泥灰、上房盖瓦等等,都是苦力活,直到1979年病了,才休息下来。母亲一共怀了八个孩子,多数夭折了,只剩了我们仨。她生孩子从未去过医院,都是自己接生,卫生条件根本没有,日子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无下顿,坐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的。生完孩子别说好好养身体,就连休息也没有时间,全家人的事就靠她一个人,父亲长年在矿上上班,早出晚归,还经常酗酒。母亲常年操劳,为了家为了孩子们受苦受累,月子里也得不到休息,落下了病根(称月后寒、实际上是患心脏病),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心慌冒冷汗,因无钱看病买药,就自己用草药陈艾叶烧灰兑开水喝,稍稍好受一点,她又里里外外没完没了地劳作。

母亲一生勤俭,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无论我们家在哪里,母亲都和邻里相处得很好,从不与人争高低,也不说长道短。因为没有给父亲留下儿子,还把我带进了这个家庭,观念陈旧的父亲经常酒后谩骂和殴打母亲。这么大的委屈,母亲也总是默默地忍受,背着人的时候才偷偷流泪。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我们长大成人后,父亲才有所收敛。

1980年,母亲因长期积劳成疾,心脏病复发,在也不能打工了,就住在大妹家,帮忙照看孩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到了无法下床的程度。1986年 5 月 6 日,母亲终于走到了她64个春秋的尽头,离开了我们。

母亲,我们忠厚老实,贤惠善良、吃苦受累、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了一辈子的母亲,您的儿女永远怀念您。

作者于69年下乡落户到四川富顺县古佛公社雁冲大队四生产队,72年回城当过矿工、宣传干事、基建科长、建筑公司经理、酒店经理等。重庆知青联谊会副会长、北碚区知青联谊会会长、西部知青杂志主编。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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