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现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在文化、社会、国家、经济及教育等专题方面均有了明显的进展，研究者还在个案、综合及理论研究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些研究极大的改变了近现代江南家族史研究薄弱的情况。但在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反思研究中的不足，以求将来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近现代；江南；家族史；发展历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阶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关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避免研究者旧话重说，做重复劳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有关江南家族的学术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语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1）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但鉴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争新的现状，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些浅陋的看法。
一、专题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与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诞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故从文化方面来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2）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与苏州间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苏州取得成功后通过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祖墓等活动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作者认为在两地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强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态保证了徽州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徽苏两地间的差距。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3）认为常州庄氏治学思想被刘逢路与宋翔凤继承，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魏源及王闿运，使经学的疑古思潮大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4）通过对近代浙江吴兴钱氏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近代文化家族的传承、断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种社会自主机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代际意识等诸方面的巨大变化。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5）利用了碑刻、家谱、档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种资料，从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一角度，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读；并认为席家与扫叶山房的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该文依循着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来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分析的条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6）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迟、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历史上的三次南迁的波澜，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后来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则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及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来取得突破。
对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还有沈潜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7）及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會史及文学史等方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成为了众多博士与硕士的论文选题。（9）
社会、国家与家族：晚清民初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因此，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家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徐茂明针对家族的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0），《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以心态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潘氏家族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反映了清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认为近代社会的巨变使苏州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日渐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内在的精神文脉却是薪尽火传，代代相承。张建华、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莫釐王氏的“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渐变，但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对晚清时段也多有涉及，该书利用区域比较法、心态分析法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苏州文化世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社会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
徐茂明还有一系列以国家、地方与家族的关系为视角的论文（11），其中《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以晚清苏州潘氏在江南减赋中的作用为例，探讨了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积聚并使用社会资本的过程；并指出这是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转换的过程，是江南士绅力量复苏的标志，更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12）比较了苏州与徽州两地的宗族社会与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与宗族结构、家族迁徙、妇女与经济生活、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社会保障、民间信仰及风尚习俗等，这种经过全面比较，详细考证与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13）指出团练是一种来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它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而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主要发挥了组织联络、筹措经费、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14）揭示了无锡唐氏东门支从事近代赈灾及社会改良事业的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赈灾的家族效应，是家族文化传统长期培植的结果。承载、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15）则是通过口述资料叙述了常州武进姚氏的社会生活，并对“小地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这种关注平凡家族的视角更贴近大众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