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提出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立论及其研究框架，试图透析系统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哲学等诸多相关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管理漫长岁月中的协同思辩轨迹，寻求广义系统知识化与系统理论在社会发展管理层面上的必然联系。展示构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的思辨取向；评述发达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发展诸方面的组织管理思想；论及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管理思想及其协同取向；评述中国社会发展内容、系统思想、协同特征；注重社会发展管理有关史迹的研讨与发掘；探究社会发展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并为构架形成有所侧重、不求全备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体系，营造以史为经、整合为纬的社会发展系统协同理论渊源，奠定以社会发展信息升华为史、管理脉络描绘为纲的社会发展系统协同理论的研究思想基础。此“史纲”的系统构建思维旨在致力于研究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管理思想溯源。
关键词：世纪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科学反思
一、 构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的基本判断
早在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时，即提出“古今中外法”，告诫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任何思想史都有两种历史，亦即作为客观自在的思想发生史和思想家阐释的思想史。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构建亦须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回顾社会发展组织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化过程；从创新研究广义社会发展系统协同理论的视角，研究社会发展管理信息由潜在到显现的客观历史必然，探索诸多思想家曾论及的相关思想史料；应对古今中外思想史及其学科领域中一些与社会发展管理理论相关、相似、相同的零星思想火花，进行爬梳剔抉、评述提炼。并由此展示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基本脉络，总结抽象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广义系统思维及其可借鉴的竞争协同规律。
1． 社会发展管理概念界定。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确定的并为大多数人们所赞同的社会发展定义，人们对社会发展既有狭义的理解，又有广义的初步认识。因此，构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应首先从管理科学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管理概念予以科学界定。社会发展作为复杂的开放系统，其正常运行离不开必要的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复杂化及其变化的不断深化，怎样科学管理社会发展、实现社会诸多层面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问题已向管理科学工程界提出开辟新领域的更高要求，以社会发展为管理研究对象的社会发展管理必将应运而生。研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借鉴社会发展管理的潜在研究成果。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就是系统，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发展管理是其系统要素协同互动的复合体。社会发展管理凝聚着人类改造自然界和怎样系统把握社会人际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厚文化底蕴。“社会发展管理”一词也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对整个社会发展系统的管理即广义的社会发展管理，其包括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管理即经济管理；对社会的政治发展的管理即政治（行政）管理；对社会的思想（精神）发展的管理即思想管理；对广义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的管理即狭义的社会管理；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智能发挥、创新能力、知识扩散、成果转换、投入支持等过程改善的综合进步过程即科技管理；对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信息化因素的系统管理即信息管理；对广义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协同管理即环境管理等等。无论是广义的社会发展管理还是狭义的社会发展管理，都是一种独立的管理活动，这种社会管理则着重探究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管理协调的规律和机制，因而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所谓思想管理是管理主体对社会发展中因人际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思想变化过程的组织形式，其为广义社会发展管理的核心管理层面。本文研究的社会发展管理系与广义社会发展系统（General Social Development System，GSDS）相对应的多层次协同管理。
笔者认为从系统管理的视角可将社会发展管理定义为：“社会发展管理体现社会发展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协同合作并有效发挥经济管理的基础性组织功能，表征多层次社会发展过程系统由低效组织状态向高效组织状态的演化与主体决策能力；即指社会管理群体运用一定的职能和手段协同其他社会伺服群体努力实现最佳既定目标的综合进步过程。”
2． 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的基本构建方式。据笔者大量查阅的文献考证，至今尚未发现一部系统完整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我认为这是国内外管理学科的一项空白，而关于社会发展管理问题的集中系统研究及其兴盛时期应是20世纪90年代。以往人们之所以没有提出以和谐与协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广义社会发展的协同思想和战略，其原因就是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表现为信息由潜在到显现的认识过程；尽管我们发现“社会发展管理思想”文本尚未问世，但人们运用发展管理规律的自组织意识和行为，佐证社会发展管理思想早已客观存在。笔者认为，填补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与创建广义社会发展系统协同理论一脉相承，探究这部史纲是研究广义社会发展系统协同理论的前提和基本选择。（1）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哲学、协同学、系统科学等学科领域提炼和归纳支离破碎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依据社会发展的历史运行轨迹，主要追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前的社会发展管理理论问题，并研究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学习研究威廉·配弟1662年版本的《赋税论》、亚当·斯密1776年版本的《国富论》、萨伊的《经济学概率》、1936年凯恩斯《通论》等经典著作；探讨孔德的“社会静力学”理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有机体论”、韦伯的“理解社会行动论”、“因果多元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社会冲突论”、米德的“符号运动理论”、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等古典理论；研究古典哲学的相关思想和早期管理思想，分析二战之前的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与此同时，应从诸多学科中研究提炼社会发展管理思想的系统协同思维特征。（2）以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为线索，研究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形成过程。主要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3）以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突出问题为线索，研究和提炼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应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基本问题的同时，侧重研究南北关系中存在的贫富悬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合理结构、落后国家中出现的人口集聚、城市膨胀、教育滞后、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及其历史演化过程。（4）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管理思想脉络。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管理内涵日益深化，社会发展管理外延渐变拓展；社会发展管理机构，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既有综合管理又有专业管理的组织格局，然而对于社会发展管理思想的理论研究则相当匮乏，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追溯其历史渊源，可为社会发展的改革与优化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二、 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研究的理论基石
1841年，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伊壁鸠鲁主义、斯葛多主义及其希腊思想发展联系之后，完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论文阐明了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意识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高度评价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认为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同时还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哲学的无神论性质，深刻批判了当时德国利用宗教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作法，表现了马克思在批判与思辩中的早期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对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做了科学的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系统论的伟大杰作，展现了其辨证唯物的系统思维。在本书中，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著述“社会系统论”，但实际上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就是科学认识社会系统和人类生活世界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然而，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的文明进步过程，其必然遵循客观世界关于物质动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存在无极限性，由于受当时的历史与其发展条件的局限，马克思还难以在当时的背景下对现今乃至未来科技飞跃发展的某些发展规律作出系统的研究与预见。但马克思历史的唯物的不懈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剖析相关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及方法论上的许多基本问题，分析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标准，最终展现其解放全人类的思辨取向，由此马克思被誉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抚今追昔，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方法论必然成为人们研究“社会发展管理思想史纲”的重要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石。
三、 文明古国社会发展管理研究的系统思维特征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代中国等国度均堪称世界文明古国，在其文明古国里均蕴涵着社会发展管理思想的系统思维，然而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着不同的系统思维特征。社会发展不仅仅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相关联，系统思维及其方式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社会发展凝聚着诸多民族文化的系统思维特质和价值，未来广义社会发展及其管理均离不开文明古国系统思维的继承和扬弃。
1． 社会发展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系统性管理。在我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无论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还是墨子和墨家、法家和韩非，均曾在当时思想领域内的“百家争鸣”中试图对自然、社会作出解释，他们共同的理念是从中国古代实际出发，应用传统的系统观念，寻求将不同等级的人们协调起来，探究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方法。其实质是围绕如何使社会由无序到有序这个与人密切关联的管理问题，强调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是对人的系统管理。诚然，诸子百家普遍关心“人”的问题，这是古代社会发展系统思维的特点之一，但比较而言，儒家对人的研究较为深刻，其能从社会的整体出发，而不象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观那样仅从个体的人出发。他们以人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位要素，认为人比土地、财货更为重要。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意义在于社会必须有众多的人在，才谈得上社会的整体和对国家的治理，否则就无所谓对社会的治理。社会是包含有“天下、国、家、人”的等级结构体，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由此提出了关于社会管理的逻辑次序。尽管儒家思维具有偏颇，但反映了古代社会发展管理特定历史时期中人的核心作用及其本质特征。
2． 社会发展管理中的分─和─群。若使人们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社会生活，或者说形成社会发展系统并保持一定的组织管理水平，依照儒家的理论，须做好“分”与“和”两个方面的运作。“分”与“和”是社会发展系统既具有一定结构，同时又能保持稳定而不瓦解的两个基本因素。所谓“分”，包括社会等级、社会分工和伦理规范中规定的所有其它划分。社会分工主要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划分。所谓“和”，即在各种社会规范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应和亲相敬，分而合作。荀子从更一般更广阔的意义上，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上，论证了社会必须有所“分”，同时又必须有所“和”，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荀子首次把“群”当作一个历史学和社会管理学的概念提供给人们，体现了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群的系统思维描述，所谓的“群”，表现驱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且在于结成“群意”，显然这种“群”并非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序的集合和多层结构体，他意指这个结构形成的前提在于“分”，在于“分”中的“和”。由于有了“分”与“和”，众多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有序程度更高的系统，从而产生有序状态且具备了强势和能力。然而社会发展管理须统一群体意志、管理群体行为，历史上的孙子兵法与儒家、道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管理群体人的管理三支点，从而建立起诸多组织管理方式与人际和谐关系，使当时社会混乱一团的人众，变为相对有序的社会发展群体。古代中国关于社会管理中的“分”“和”“群”协调原则，影响着当代社会发展管理并为其重要因素。
3． 社会发展须君臣民有机协同。儒家认为，人类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要做到上下左右协调一致，才算达到最佳管理，按照“分”与“和”的原则，须补充完善“礼乐”方式与手段，实施“君主、臣下和民众”的三者协同关系，构架社会发展的实际管理机制。孔子在《礼记·缁衣》中所言“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曾论及，“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他们总体上论述了“君既要为国之枢机，同时也要受到众人的制约”的思辨取向，即君为一国之主宰，是社会发展系统控制中的代表人物，是人心所向的枢机，在君主握有无尚权力的社会，必须给君主一定的制约机制，在“修齐治平”的自组织过程中，应以君主的自身修养为众人修养的起点，君为一国之镇，众目所归，其举贤能，决国策，一正群而国定矣。当时的儒家虽有民本主义思想，对原始社会民主制即所谓“天下为公”的社会解体深怀惋惜，但其在此种社会管理模式中，实行自上而下的协调管理，体现了君与民众的协同管理思维。
儒家社会管理注重设法将君与臣、君臣与民存在的深刻矛盾关系调整到尽可能协调的状态。其认为君臣民各自适度约束与调节，也能使社会发展中的君臣民等级秩序得到协调和控制；通过谦恭辞让的态度和良好的正直作用，建立一种亲敬和睦气氛，使人们彼此协同融洽，体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智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的良好情理，取得君臣民的相互谅解。古代儒家的社会协同思维对于推动事业进步和维护社会发展系统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说明君臣民协同思维是实现社会发展管理群体协作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若在社会发展管理中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协同关系，那么社会发展进程将受到阻碍和制约，以及社会群体系统失去应有的结构功能。
4． 通信视为社会发展管理的重要工具。任何具有复杂反馈关系的控制系统，必定有专门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人类社会作为最高级和复杂的控制系统，若停止信息传递则不能生存与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诸多学者，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这种以现代信息论为基础的具有严格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但他们对于贯穿社会发展中的信息原则却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人的语言是社会通信的主要工具，孔子对于语言和语言的社会功能特别重视，其将“诗”、“作”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两大要素且与“礼”、“乐”并提。孔子以为学诗和作诗可以提高“兴、观、群、怨”四种能力，兴与观反映人的思维活动，群与怨属思想和情感交流，显然都必须以语言工具为基础，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复杂而系统的逻辑思维，也不可能有内容丰富的交流。社会的稳定，需要可靠准确的通信，信息的可靠准确不仅要有确定统一的“正名”或对“名”的匡正规范，而且要求发出和传递信息的人诚实可信，按现在的观点而论即为社会发展管理中不仅要有规范的信息资源，而且应具备高素质的信息管理人才。上述通信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反映了古代社会就曾将“通信”摆上重要位置，离开了信息传递及其通信的管理，社会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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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太杰，管理学博士，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收稿日期：20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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