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伸展运动，预备，起⋯⋯”2010年8月9日，时隔三年之后，伴随着熟悉而富有节奏的旋律，人们跟着“大喇叭”集体做操的壮观场景重现首都，北京率先在全国推行恢复广播体操运动。每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北京广播电台在调频102.5波段中，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约400万名职工播放第八套广播体操音乐，每次时长为8分钟。
此前，有调查显示，北京市民体育锻炼的年龄分布呈“U”字形，即学生和老人每周锻炼的时间最长，而成年人中，70%以上均没有很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很多人几乎没有体育锻炼。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2009年颁布了《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确定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牵头，联合市卫生局共同推进职工工间操项目，并明确规定要保证每名职工每日1次健身活动，每次不少于20分钟，广播体操的开展情况甚至成了各单位一把手的考核指标之一。
自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以来，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推出了八套。广播体操的历史既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书写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青春记忆。彼时，青春年少，彼时，意气风发，就像忽现的白发眼角的小细纹、渐渐凸起的肚腩一样，广播体操陪伴着很多人成长。
苏联“劳卫制”体操启发“杨烈报告”
1950年，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报告人叫杨烈，时任筹委会秘书。
杨烈出生在越南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了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体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负责体育工作的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放眼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无场地、器械，二无人才、经验。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北京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难找，负责体育事业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为此，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借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邀请之机，向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此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其中，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体操是其中一项内容。由于“劳卫制”体操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性别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这种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苏联回国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她的这个建议，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很快得到批准。
吸收日本“辣椒操”经验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找到专业的体操人才，杨烈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杨烈说明来意，刘以珍欣然应允。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了，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这种“辣椒操”，其实是一种从日本引进、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日本“辣椒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导不同地点的人们一起做，日本人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日语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称其为“辣椒操”。
日本的广播体操动作，不外乎就是四肢、胸背、腰腹部的锻炼。徒手体操的基本动作很多，只要组合起来，把这些部位都锻炼到了，就算达到目的。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主要包括“下肢运动”、“胸部运动”、“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等。日本的“辣椒操”以呼吸运动作为结束，所以刘以珍也在“整理运动”之后，加了一节“呼吸运动”，整套操就结束了。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后来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动作设计好以后，刘以珍还专门配了说明文字。在考虑动作的配乐问题时，有人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只可惜，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对于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刘以珍回忆，她本来想自己做挂图模特，但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找一个男模特，健壮的块头会显得更好看。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马启伟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作为广播体操图上的首位模特，马启伟上世纪80年代一度担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职务。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一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从各地冒了出来。
半年之后，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做操，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第一套广播体操动作偏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这样的动作容易掌握，但很快也让人失去新鲜感。同时，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鉴于此，从1954年3月开始，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李连杰因做广播体操脱颖而出
据北京体育大学老师刘西玉的回忆，第二套广播体操编操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大家先分头回去自己编一套动作，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哪个动作好就用哪个，最后整合成一套体操动作。
从当时的动作图解上不难发现，第二套广播体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3年后，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的消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当年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也见证了这一历史盛况，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是简单好学，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1963年，第四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除了运动量继续增加，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受时局影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结果适得其反。
从1969年开始，第五套广播体操编编停停，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才正式颁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这就是当时的主旋律。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动作标准、姿态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后来人们在《少林寺》、《方世玉》、《黄飞鸿》等影视中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李连杰。
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后戛然而止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原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他后来还给第七套、第八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动作口令。当时的录音技术不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要累得多。
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刘西玉记得，开始大家以为懂音乐的人比较适合喊口令，结果发现他们喊出来的口令像数数一样，完全不能带动做操人的情绪。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北京体操队队员张仲霖。张仲霖平时爱给体育比赛做解说，声音比较洪亮，还很有激情，众人便让他试音。
“我一听到音乐，就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就像是一声口号，千军万马都在面前随之而动，给人一种感染和震撼的效果，让你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张仲霖回忆说，录制口令必须一次完成，中间只要有停顿和差错就要重来。“喊口令比做操还累。每次录口令我都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坚持，幸好当时比较年轻，有这样的体力。”
即便如此，在正式到录音棚录音前，张仲霖至少练习了一两百遍。因是集体制作，录制结束后没有任何署名，根本没人知道这个喊口令的人叫张仲霖。“连我女儿都是上初中才知道喊口令的那个人是自己的爸爸”，张仲霖说。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这很考验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大多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想用新的广播体操来打败其他体育活动的想法，在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看来，是最糟糕的。到了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伍绍祖提出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思路：“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仅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1997年4月29日，第八套广播体操顺利推出。然而，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我国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时光倒流的行为艺术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广播体操这项曾经深入民心的健身运动，近年来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成为全民健身中“熟悉的陌生人”。但作为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群体运动，广播体操并未被遗忘，反而深深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时下，北京率先恢复推广广播体操，再次掀起一股强大的怀旧风潮，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城市百姓也纷纷表示希望恢复广播体操运动。
因为“国操”的恢复，“百度知道”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了一张关于做操的老宣传画，上面的口号多数中国网友小时候都耳熟能详：“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更有人翻出了“中学生广播体操分解动作”的宣传画，以供大家怀念。微博上还流行起了“文字广播操”：“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囧╗╔囧╝╚囧╝╚囧╗╔囧╗
╔囧╝╚囧╝╚囧╗。”
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当广播体操的音乐响起时，彷佛又置身于中学时代的大操场——每次跳跃运动时，总有很多同学原地不动，只听见稀稀落落的击掌声此起彼伏，而男同学为逃避做操，宁愿在臭烘烘的厕所里蹲上一刻钟。“上学时做广播体操时意兴阑珊，随便做做应付了事，现在工作了反而特别珍惜做操的机会，也做得格外认真。因为我懂得运动对身体的重要性了。”有网友说。
广播体操的恢复，对于众多企事业单位职工来说，不啻为一种有效的健身方式，但广播体操要在工薪阶层实现全面推广，依然受工作时间、场地、个人爱好等诸多因素制约，以行政方式强制执行，也似乎与情理不合。
广播体操毕竟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美学，它彰显着对自我的摒弃和对集体的弘扬。作家羽戈写道：“全国人民像马戏团的木偶一样重复一个固定的动作，除了伟大领袖，他高高在上，在观赏，在享受，在沉思，在催眠，在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别梦依稀咒逝川⋯⋯从广播操可探究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公权力的强制性，以集体主义乌托邦为终极价值，个体与自由的失踪。质言之，团体操美学是对人性的格式化。”
当耳边再次响起嘹亮的广播体操音乐，置身其间，彷佛时光倒流，梦回那些整齐划一的年代：那是青春的中国，激情燃烧的中国，也是高歌集体主义的中国。很多人的青春就这样如水流逝。
（参考资料： 《历史的背影》 北京日报纪实采写组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