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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研究，一般是着重于从艺术的本体，如风格、造型手法、美学意义诸方面的阐释。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少将，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雕塑形态的艺术品，进行了文化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探索，本期所刊的是黄宏先生诸多文论中之“犀牛归来”，这是一篇具有文化学意义的文章。
当你在屏心静气地细审中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那样多与犀牛有关的文物瑰宝。汉之前青铜器的代表性作品中，就有铸有27字铭文的商代小臣艅犀尊、造型极为准确的战国错金银云纹铜犀尊、精美华丽的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汉金银错犀形铜带钩，汉唐以降，还有唐代的丛篁双犀铜镜、三彩犀牛枕，更不用说那许多精美绝伦的明代犀角杯了。你一定会感叹，犀牛原来曾是一个与中华民族有过那样亲密关系的物种，穿越时空隧道，通过这些文物会唤起我们什么样的文明记忆，启发什么样的历史、生态反思呢?
“荆有云梦，犀兕麇鹿满之”
三千年前的中国，气候温暖、潮湿，植物繁茂，当时的华南地区，气候湿热，适于犀牛生存。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掘出犀骨，经研究发现，应为食后抛弃的，可见犀牛当时曾为人类驯养。《尔雅正义》引《交州记》称：“犀出九德”，这个“九德”即当今的越南。长江流域，更是犀牛活动的天堂，《墨子·公输篇》描述：“荆有云梦，犀兕麇鹿满之”。古之云梦泽，包括了整个洞庭湖区域，据称方圆上千里，我想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东非大草原野生动物保护区，犀牛应是成群结队的出现。先秦文献，强调我国南方和西南是犀的主要产地，《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其兽多犀象。”就是当时华北大地，也是水草丰盛，森林茂密，应是犀牛的天堂。考古发掘证明，从华北到华南，都有犀牛的骨骼化石出现。
犀牛有几种，世界现存的有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的独角犀，分布于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的小独角犀，分布于非洲南部的白犀，以及分布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地的双角犀。从我国出土遗物看，汉唐以前文物所反映的犀牛形象最多的当是苏门答腊双角犀。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据说是道光年出土于山东寿山梁山，这件流失于海外的国之瑰宝，造型生动、准确，头生两角，双耳耸立，稳健而不笨拙，概括而不粗疏，虽不及后来战国秦汉的青铜器错金银加镶嵌的华丽，却也显现出一种古朴的大气，尤为珍贵的是腹内底铸有4行27字的铭文，记载了商代晚期帝乙十五年征伐人方的一段历史，刚好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有重要的考古历史价值。如果还要追溯更早，那么在这件商代小臣艅犀尊之前，在故宫所藏殷代“刀父辛卤”“四祀邮其卤”都有双角的犀首作装饰。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错金银青铜犀尊应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中一件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这件犀尊是1963年1月，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农民取土时发现的。当时此尊被放置在一个大陶瓮中，埋于一圆坑内。瓮中还有带钩、铜砝码、铜镜残片等物，而唯有这件铜尊异常精美，通高34.4cm，长57.8cm，重13.3kg。这也是一件苏门答腊双角犀，鼻上、额上长有角，犀尊造型写实，比例准确，蹄分三瓣，皮厚而褶裂，腿短而臀肥，鼻角长而额角短，昂首伫立。各部细节都交待十分清楚。可见这件青铜艺术杰作的雕塑者，对犀牛原形的观察细致入微，应是直接源自写生造型的艺术杰作。从技术工艺上说，通体饰以流畅的云气纹，花纹中嵌金银丝，华美富丽。这本应为皇室王族使用、陈设的酒器，“旧时王谢堂前燕”，不知为何原因“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躲避战乱，还是被盗窃而出，而被草草置于陶瓮中，埋藏之地虽属秦汉遗址，却决非宫阙皇陵之所，一段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传奇故事，已经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专家迄今还在争论，此尊究竟是秦汉之物，还是战国所铸。有埋藏地为汉遗址说，有瓮置物件为秦汉之物说，还有纹饰为战国图案说，如此种种，皆有其理。虽然国家博物馆设定为西汉，但我认为，在断代问题上，应以所具判定时代最早的标志性特征为主。所以我是支持战国说的。
除苏门答腊双角犀外，还有独角犀，留世雕塑中多为唐宋之后物，其中以唐高祖李渊献陵所置的大型石犀最为有名。石犀长3.5m，高2m多，重约10t，石犀原为一对，已残，其中之一已迁入陕西省博物馆，并已修复，此犀的底座上刻有“(高)祖怀(远)之德”之字，当为纪念外国献犀而作。李渊于贞观九年去世，登基之初，现今处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遣使贡驯犀”。这与曾在我国广泛存在过的双角苏门答腊犀显然不同，应为产自越南的爪哇独角犀。从这个“贡驯犀”可以看出，此时产于我国的苏门答腊双角犀可能已经非常稀少，甚至绝灭。人们视犀为神物，所谓的“灵龟神犀”，有种种附会之说，帝王对犀牛喜爱有加，视为神兽。1971年，韩国曾发掘原百济第25代武宁王陵墓，也曾出土高40cm石雕动物一具，头上插有一铁制的角，韩国考古学界没有为此石雕具名，但我看也是爪哇独角犀，武宁王所处的三国时代，高句丽、暹罗和百济鼎足而立，最后于660年，百济为暹罗和唐所灭。这个石雕犀与唐高祖献陵置犀，应为同一时代。这说明，汉以前的苏门答腊双角犀，到唐时已不在文物上出现。我收藏的唐丛篁双犀铜镜上的犀与宋犀牛望月镜上犀的造型与苏门答腊犀相去甚远，那种写实的双角犀形象，已不复见了。
我收藏了三只犀的雕塑，两只为苏门答腊双角犀，一只为三角玉犀，均应为汉唐之前物，因淘自冷摊市肆，非科学发掘，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显然为高古之物。两只双角陶犀，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另一只头有三角，一只大角置于头顶，肩有左右对称之两小角，故为“三角犀”，古时又称文犀。1977年，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就有错金银的三角“文犀”器座。“三角犀”，《后汉书·章帝记》章怀太子注引刘欣期《交洲记》中曾有记载：“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三角，鼻上短，额上、头上角长。”中山王墓出土的嵌金铜犀牛头有三角，当为三角文犀。我收藏的这只玉犀，正是头上有长角，肩上有对称短角的三角文犀。妙在利用石头的纹理，犀角上现出环形的花纹，这正与蔡邕《月令章句》称犀兕“其角之异者为之文犀”和《吴语》韦诏注：“文犀，其角之有文理者”相应。可见，虽是流于市肆的一般之物，绝非国宝，但当时的工匠即使不是有写生作本，也是费心作了考证的。
“王以我牧单(狩)兕勿卜”
犀牛的噩运，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了。对犀牛大规模的杀戮，源自殷商时期的田猎活动。西周甲骨文的卜辞中，就曾提到殷王逐犀，田猎的结果，有时一头，有时两头，多则六头，还有十一头。当时的殷商之地，“麋鹿在牧，飞鸿遍野”，田猎并不限于犀。根据甲骨文动物名称的检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栖息在森林、沼泽中的动物类别，就达30多种，70多个不同的称谓。仅哺乳动物就有象、虎、鹿、麇、兕、狼、狈、狐、兔、猴、獾等。甲骨文字的兕，经著名考古学、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考证，就是犀牛。从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野牛、猪、麋鹿的骨骼占到80％以上，可见当时人们狩猎的主要目的，还是生存的需要，田猎的主要目的还是猎取可供食用的大型食草动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兕牛的角、骨，已经成为猎取者觊觎的目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宰丰骨匕”，上面有刻辞，匕用料为犀骨，而刻辞明确表明这件匕是国君捕获的犀牛骨所作而赏赐的，对受赏赐者自然是一个不小的荣誉。匕实际是中国古代一种进食的餐匙。殷墟还曾出土一个大兽头骨，上有刻辞：“于惊田□□获白兕”，可见当时君王田猎，对犀牛已不仅仅是为了猎取肉食，而有更高层次需要了。
殷商君王猎犀，有了一种仪式感，它带有了开发土地，猎物祭祀，炫耀武力，习武娱乐以及获取艺术、经济价值更高的犀角、犀骨和犀革的性质。田猎之前，要有隆重的占卜问吉凶仪式。“王以我牧单(狩)兕勿卜”，殷王已经把狩兕获犀纳入祭祀占卜活动中。武丁时期一条卜辞问出猎的凶吉。释其意为：“第二天为癸卯日，焚烧森林能捕获野兽吗?”结果是癸卯这天焚烧森林，果然得犀牛十一头，野猪十五头，獐二十一头。还有一条记载殷王焚林出猎，一次就捕获白犀牛七十一头。可见，当时犀牛之多。猎犀在殷和西周是一项君王和国家的盛举，这也是犀牛在中国最终被灭绝的发端。
古罗马有斗兽场，其实在汉代，帝王就大肆豢养野兽，营建角抵场，不仅搞兽兽相斗，而且人与兽斗，称之为“象人斗兽”或“大校猎”。特别到西汉中期以后，角抵之风蔓延，一般富豪之家也都沉湎于“百兽马戏斗虎”，以此寻欢作乐。在南阳画像砖上，就有“象人斗兕”的画面。象人为“假面者也”。只见他张臂腾跃，奋力搏击，而兕有翼有角，曲颈前抵。人们写文章称“汉代角抵戏开创了畜兽、斗兽、驯兽这一对于人类征服自然有意义的事业，并又显示汉代劳动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我却从中看到的是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对生命个体的蔑视和残酷，以及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我们有些观念，还不如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新乐府’驯犀》诗中感叹：“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啼?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呜呼，君王乐，犀牛亡。
“操吴戈兮披犀甲”
如果说“田猎”是犀牛在中国灭绝的发端，那么接踵而来一个更大的灾难，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在风烟四起、兵戎相见的大时代背景下，对犀甲的大量需求，使得犀牛雪上加霜。尽管商代就有了皮甲，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墓发现的皮甲，最大的一片其径为40cm左右，皮甲上有黑、红、白、黄四种颜色的花纹、图案，但当时甲皮的形制，尚不十分清楚。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甲衣就有了完整的出土物了。战国早期的湖山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4件复原的甲衣，表面髹漆，约用100片缀成。甲衣在诸侯各国中，似已普及，而以吴国最佳。《越语》称：“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亿有三千”的意思是有10万3千人之众。《楚辞·国殇》有“操吴戈兮披犀甲”之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最理想的战斗装备了。在世界军事发展史上，一切作战装备的改进和飞跃，无非是戈与甲这一对矛盾的延续，有了最锋利的“吴戈”，披上最坚固而又轻便的犀甲，那真是所向披靡了。难怪当时各国武士对吴国的犀甲都很羡慕，争相效仿。《荀子·议兵篇》称：“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犀革十分坚韧，有如金石，而其轻便，显然为金石所不及。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冶金工艺的发展，铁甲代替了革甲是一军事装备的进步。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大量使用犀甲，长期的滥捕滥杀，给犀牛造成灭顶之灾，犀甲不得不让位于沉重得多的铁甲。
战国七雄，胡服骑射，曾经使赵国的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而地处西部一隅、文化相对落后的秦国，却异军突出，
秦军成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装备的改革功不可凤。《战国策·韩策》说秦军打仗时不戴头盔，异常骁勇。
人们只知燕国铸甲优良，各国竞相仿制，却不知秦军带甲百万，注重进取，轻装疾进。革甲重量轻，制造、穿着、携带都很方便，符合进攻实战需要，所以大量采用皮甲，而不用铁甲。秦军使用的皮甲，以一排排长方形皮甲片编缀而成，有金属甲，更有皮甲。孙诒让在《正义》中称：“牛革虽亦可为甲，然甲材究以犀兕为最善。”《考工记》这样记载：“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合甲即为用两种兽皮合成的双层铠甲。古书记载：“犀甲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秦始皇陵俑坑出土的武士俑甲均为茧甲。军吏所穿甲衣甲片小，脊有花纹。下级军吏则与士兵甲衣近似，无花纹。因是皮甲，便于染色，秦军所穿衣甲色彩十分鲜艳。秦俑3号坑出土的陶俑色彩保持较好，铠甲褐色，配朱红络组和甲扣，下露朱红、玫红、粉红、紫红和石绿、宝蓝等色，战袍上面、袍里等，领的色彩与袖口的色彩相对应，更加丰富多彩。犀甲的大量使用，对犀牛长期的滥肆捕杀，犀牛的生殖率又很低，这可以说是犀牛的又一次灭顶之灾。
“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
白居易在他的诗词里曾有“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之句，可见唐朝的达官贵人，是以使用“白犀带”为时尚，并作为其地位的尊卑示人的。李商隐的千古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的“灵犀”，就是指的一种称为“通天犀”的犀角，其中心有一条贯穿上下两端的白线，据说能出气通天，而“计价巨万”。唐时曾经遍布中国大地的犀牛，尤其是苏门答腊犀已经灭绝，犀角均为来自异邦的贡品，更显得珍贵。犀角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神奇功能的宝物，除认为其有消热、解毒、定惊、止血的药用功能外，它同时成为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促使唐代出现一种用犀角做腰带装饰品的时尚，时间延续达三百多年。官吏争相以犀作带，依犀角的品种，官员所佩的犀角带筠也有差别。人们把犀角分成了所谓的“却尘犀”“辟水犀”“辟暑犀”“夜明犀”和“辟寒犀”，把犀角说的神乎其神。《新唐书·车服志》对佩带有这样的描述：“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宋人用它作带板，名曰“通犀带”，在28种带制中极其珍贵，据说仅次于紫云缕金带。严嵩被抄家，《天水冰山录》记载，有多条犀带被抄没。据《杜阳杂编》记载，唐敬宗本人更有一条可以在夜间发亮的犀带。犀带很难保存，目前存世的，大概就是日本正倉院保存传世的一条了。对“通犀带”的珍贵，唐一代名相李德裕为此，还专门作了一首《通犀带赋》。在序里李德裕称：“客有以通犀带示余者，嘉其珍贵，古人未有词赋，因抒此作。”可见连当时官居一品的名相，也对通犀之珍，颇有所感，井特为此作赋。
尤其是中唐著名诗人、曾为至德进士、官著作郎的顾况，曾辛辣地讽刺当时的官二代、富二代佩“生犀束”，那一付炙手可热、洋洋得意的公子哥相。在这首《公子行》写道：“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緾马足。双鞍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这位花花公子，马下的双蹬全用黄金制成，熠熠耀眼，马鞍上雕着大鹏展翅的图案，穿着刺绣朵朵雪白花儿的丝绸长衫，格外引人注目。而落脚到束着丝绸长衫的生犀腰带，一下就点出了这位公子哥儿不寻常的身世和财富。这与今天开着法拉利、宝马在大街上飚车的富二代何其相似。
以犀作带，自然有尊贵之意。我倒觉得战国和汉的犀牛铜带钩倒是一个不失尊贵又不伤及犀牛的创意。
四川昭化县宝轮院1954年出土的错金银犀牛铜带钩，造型异常优美，鼻前伸而成钩，颈部有双鬣，错金银工艺细致，显得堂皇富丽。中国历史博物馆所编《华夏文明史图鉴》收入这件带钩，并称之“整体为独角犀形”。以后的各种图录，包括海外的出版物，也都沿例称之为“独角犀”。其实，在我看来，它与前述“小臣艅犀尊”、“错金银铜犀尊”一样，都应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苏门答腊双角犀。这其实谈不上是个需与国家博物馆商榷的学术问题，一看可知。
战国至汉，由于人们对犀牛的喜爱，风行达数百年的带钩也大量采用了犀牛的造型。我喜欢收藏带钩，自然也有几件犀牛造型的，其中最大的当数一件与昭化宝轮院带钩类似的错金银镶绿松石带钩，钩长24cm，比宝轮院这只17.5cm的钩还长了6.5cm。尽管我请多位青铜器专家看过，都认为旧气特征明显，锈色、包浆、错金银工艺都开门，但我仍不敢相信，这是一件可靠的汉代带钩。如果是，它应该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今天所以把它亮出来，正是要求教更多方家。这件带钩整体镶嵌绿松石12片，已脱落5片，在褐色漆底上错出金银纹饰，工艺精湛，十分华丽。我倒真希望这是件新仿，说明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它。
我还有造型、大小、工艺各异的10件犀牛带钩。其中有整体鎏金、光彩照人的；有施红漆、色彩鲜艳的；有纹饰作高浮雕、表现出肌理质感的；也有小至掌心可握，不过盈寸，却又十分精致的。今天一饼托出，整体亮相，算是对消失犀牛的致意和敬礼，当然也是个深深的悼念和怀念。
“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觥为酒器，以犀角作酒器，在《诗经·周南·卷耳》中就有：“我姑酌彼兕觥”。更有意思的是，“万寿无疆”的祝词，就是与这种与犀牛角有关的酒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诗经》的《七月》中称：“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但兕觥是什么样的呢?《诗疏》引《韩诗》说：“兕觥，以兕角为之，容5升”。犀角易腐，3、4千年前的“兕觥”，实物恐难留存。究竟形是角杯，还是角爵，甚至有人认为就是西亚传来的牛首杯，唐代出土的文物中，曾有用玛瑙作的这样的牛首杯。《金索》中所载“周兕觥”就是这样的造型。故宫博物院1981年院刊第四期首刊登一商代兕觥纹饰图，十分精美。然而，山西石楼桃花庄曾出土一件觥，其形奇特，在我国古代青铜器图型中，仅此一例。开始曾将其定为龙形觥。后来，又有专家指出，其形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木犀角相似，这才使人们认识到，这件青铜觥的曲线和造型，正是《桑扈》中所称之“兕觥其觫”。用这种酒器，级别、档次都非同一般。在西汉墓道壁画中，有此造型。
以犀为觚，为觥，制成酒器，当然是因为犀角有很高的药用效果，《本草纲目》记载：“入药惟犀生者为佳”，甚至还有犀角壮阳之说。然而犀角制作酒器更重要的在于犀角“物之珍”，其质又适于雕刻，犀角质地通透，色泽、纹路、形质都有高下之分，制作酒器，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绝对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现在我们看到，有文献可查可靠传世的犀角杯，最早的当属东大寺记载正倉院所藏之唐代犀角杯。然而犀角杯在中国大行其道，成为时尚，则在明代中期。那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饱暖思淫逸，富足助奢靡，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的扩大，使犀角有了供给的来源，各种奇巧秀美的犀角器，自然被名流贵胄、文人雅士追捧。近年来，明代犀角器，尤其犀角杯成为各个拍卖场的热门，其纹饰包括山水花卉、人物、蟠螭，技法遍及圆雕、镂雕、浮雕、透雕，技艺娴熟，格调高雅，屡创高价。这不禁使人想到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写道贾母和刘姥姥到了妙玉的栊翠庵，妙玉奉出的茶具中就有一只上书三个金珠篆字“点犀盉”的犀杯。这个“点犀”指的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上下有白线贯通的“通天犀”，应为犀角杯中的极品，还有一件，上刻有王恺珍玩。尼姑庵这个超凡脱俗之地，原来也沾染了许多示阔斗奢的显摆之气。
我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犀角的收藏，但倒有几件残破的德化窑犀角杯和三只犀牛枕。两只巩县窑的青釉犀牛枕为脉枕，当为唐代之物。犀牛呈匍匐状，造型生动，呈花式的独角和背上托举着枕面，枕面上点缀出几缕随意的褐彩，突眼大鼻，虎虎生气。一件磁州窑犀牛枕，枕面已残，为褐彩，几条划纹折线，立显健壮质感。这就使我想到，从马王堆出土的木犀角，到瓷制的犀牛枕，犀角杯，这样一种犀角替代物，不也反映了一种古代朴素的生态意识吗。
今日，全世界每天约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约有3个灭绝。近百年来，在人类干预下的物种灭绝比自然速度快了1000倍。二千年前，犀牛在我国大地的灭绝，令人扼腕，而2007年8月8日，我国正式宣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白鳍豚绝种，更让人悲从中来。希望此文能再次唤起国人的生态忧患意识，让我们高声呼唤：“犀牛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