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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内梅什的《索尔之子》获得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导演在获奖感言中说：“在最黑暗的时候，可能还有人性之光。”影片纪录了集中营犹太人的苦难经历，写实凌厉的影像风格让人过目不忘。
杨慧，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她坦言非常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战争题材，长期以来对二战电影的关注并不是很自觉。杨慧在德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在那里被不断浸染，感受到那个社会本身或是生活其中的人在二战以后是如何反思的。通过梳理五十年来七八十部二战题材的欧美电影文本，杨慧指出这一题材的叙述方式其实一直在变化。
前五十年影片中对二战的记忆
这个题目我已经限定讲的是欧美电影，其中我只讲德国纳粹的部分，对于意大利的不谈，美国电影，还有很多亚洲的也都不谈了，因为那样话题太大。今天涉及七八十部影片文本，我是从文本出发，文本就是我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我做的是文本梳理。
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对电影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贡献出很多新的类型片。我们现在都在学好莱坞的产业化电影体制，就是它的产品标准化，表现为类型片，如爱情片、战争片、恐怖片、西部片、喜剧片等，它们讲故事的元素、模式、套式，是接近的。比如有一种专门讽刺希特勒的喜剧片始于卓别林，到今天德国人自己还拍了好几部这种专门丑化希特勒的喜剧片。现在一说战争片，你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二战，一战的很少。世界在二战以后还发生了很多战争，但都没有像二战这个题材那样在世界电影中牢牢占有一个地位。二战引发了几千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电影，高产的美国有近六百部，前苏联制作的卫国战争片大概有四百多部。
根据我读到的文本对二战电影的叙事大致做一个区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40年代到1980年代，它的美学基本上是抵抗和受害的经历，英雄主义加受难的神话。所以后来才有人说“英雄越来越远，鬼子越来越近”。这话我的理解就是英雄主义的讲述越来越少了，倒是鬼子越来越不是鬼子，走得近了你看清了他们面目上的各种表情。第二个阶段通过自己看的1990年以来的七八十部影片，我觉得是表现出一种全面性记忆，不是简单讲述英雄、坏蛋和受难者，讲得很复杂。
从最早开始一步步回顾二战影片的代表作。电影对德国纳粹的揭露几乎与希特勒上台同时：1933年美国人考尼留斯范德比尔特就拍摄了纪录片《希特勒的恐怖统治》。1940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开讽刺希特勒的独裁暴政，建立了专门讽刺希特勒本人的传统。
在西方青年中非常有名的爱情故事，我们翻译成《北非谍影》，原名是《卡萨布兰卡》，是写1940年代一个特工在那样的时期不能成立的爱情，音乐也非常好听。
再给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这在德国电影史上非常著名。这部影片的标题我们一看就明白，1946年德国社会正经历着纽伦堡大审判，全社会都处在一种追问谁是凶手的阶段，反思、反省，很多民众接受不了“我怎么可能是凶手”。
这个电影和纽伦堡审判的关系非常密切，里面有一个高级军官，战后他在社会中活动，有一天他下属的士兵碰到他，就把他告了，然后就审判他，他说出了希特勒的那些将领在纽伦堡审判时说的话，他在法庭的审判席上说：“这是战争，我是一个军人，我是军官，这很正常，你们怎么会说我是凶手。”这个电影是配合当时的审判，所以在德国电影史上是非常的有名。
还有沃尔克施隆多夫的《铁皮鼓》，《铁皮鼓》把一战后到二战结束这段德国历史用荒诞的手法回忆了一下。
施隆多夫在1966年拍摄电影《青年特尔勒斯》。1966年是欧洲学运爆发的时代，这个运动1964年在美国爆发，反权威反一切不平等，反一切等级的社会运动从美国传到欧美社会，非常庞大的一次奋激运动。导演也是当时愤青中的一员，影片实际上讲述一战后德国一个贵族寄宿学校里青年学生们的故事，班上有一个类似于犹太人的孩子遭到全班人的欺凌。影片是想透过对这个故事的追溯探讨当时德国人的认知：德国人的国民性里是不是有这种屠杀、杀虐的恶性。这用曲折的方式在反思批判纳粹。
还有很虐心的著名纪录片，1955年法国的著名导演雷乃的《夜与雾》。雷乃拍过《广岛之恋》，他是新浪潮的著名导演，他受法国二战委员会委托拍这个纪录片。影片在1960年传到德国，在国际社会传开以后把纳粹集中营的真实事情公布出来，其实在此之前很多德国人是不知道的。
还有法国人拍的《浩劫》是用口述史的方式，这已经是1980年代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发生变化，电影开始讲周边国家在纳粹排犹的时候助纣为虐。
法国的喜剧《虎口脱险》把那个虐心的时代拍得让人发笑。还有法国的《老枪》。另外，前苏联在二战电影中树立起一个类型片叫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给二战起的名字是卫国战争。在二战电影史上苏联是一个大国，有很多经典的二战战争片，比如《伊万的童年》通过构图的象征性，隐喻战争对一个孩子的生存多么残酷，这部电影由于经典的镜头语言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讲电影学习视听语言的时候都要引用这个影片。
美国出了大量经典的二战电影，《遥远的桥》《安妮日记》已经拍了好几版。
最著名的1978年美国的电视电影《大屠杀》，影片在全世界有50亿观众，亚非、拉美、欧美都买了版权，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部电视电影把奥斯维辛变成纳粹集中的罪恶符号，变成世界范围内大家了解的概念。
我从叙事美学上分析它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判断，就是非常黑白分明和简单，而且是一个稳固的结构。人类讲故事开始基本就是三大要素：主角、英雄、英雄受难。在二战的战场中不光是英雄受难还有最基本的受难者主要是犹太人、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纳粹就是坏人，就是这种三元结构。
这段时间有几个影片是很特殊的，伴随着庞大的主流也有差异性，最突出的有两个，非常虐心：《夜间守门人》《七美人》。意大利的两个女导演拍了两部直面现实的作品，在这两部影片里人的欲望、求生的欲望还有身体、性和爱情的力量，超越、突破了政治，主宰了人，当然这里面出现了堕落问题。
我认为，两个女导演都勇敢地想跟主流电影做抵抗，写出人在彻底被恶劣环境打倒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英雄主义，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不是英雄主义。
苏联的影片《伊万的童年》是从孩子的眼光去看，而不是每次都要有苏联英雄、苏联红军，描绘了一个赤手空拳的村庄，在敌人袭击时惨烈的景象。
还有德国人拍的《海底出击》，把纳粹的政治背景基本隐匿掉了，一个德国的潜水艇潜在水下，周边是盟军。讲述在那个近乎窒息的小小的潜水艇里，人们在水下为生存而搏斗的过程。影片最后的结尾很惨，等到他们上岸，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二战结束了，在海底百般求生，上岸后等待他们的是接受审判。
纪录片《悲哀与怜悯》是1969年拍的，法国人拍了这个纪录片，主要触及了维希政权，就是战后被戴高乐的英雄主义掩盖了的法国政权。福柯在谈到电影的时候，特别提到“戴高乐修正了法国”，把二战时期的法国给改头换面了，在电影中不提丑陋的事情，就是针对这部片子说的。戴高乐下台以后，人们才敢真正面对这段历史，讲述真实的情况。
莫迪亚诺在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编剧的影片《拉孔布吕西安》在1974年就拍了，获第4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吕西安作为犹太人和法国人，每天担惊受怕地活着，他在政治上无法辨别好坏，一会儿帮助纳粹一会儿帮助地下游击队。作者是法国犹太人，战后几十年来一直主要在写二战。莫迪亚诺不是简单地写事情，他恰恰是要说明人性是复杂的。莫迪亚诺在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受到了欧洲人的认同，他一直在以这样一种复杂的方式、以个人记述的方式写二战时期人的体验，而不是写战后规定好的恶魔与好人、受难者与英雄这样的框架套出来的二战世界。
但是，这些影片半个世纪内只是一个支流、一股地火，没有影响到整个电影界几千部二战片的讲述。刚才总结的主流电影中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恶魔代替了恶”。恶是一个更深刻的东西，恶魔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说张三李四是一个坏人，我们把这个坏人打死了这个恶就不存在了吗？对不起，人类社会很多的恶能反复出现，它能复发。所以，在1960年代，阿伦特思想的深刻是她对二战提出了我们要反思这个恶，而不是把希特勒抓起来就解决问题了，但是长达半个世纪中，世界或者欧美社会中反法西斯话语基本就是希特勒和盖世太保是恶魔，犹太人是受难者，抵抗者是英雄，在电影中至少是这样的表现。
近二十年影片中的变化
1990年代以来，电影界发生了变化。
1995年，二战过去半个世纪了，二战在电影中还是越谈越热。《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辛德勒的名单》一方面写的是纳粹的残暴，同时还有一个大胆的命题，这里面有一个德国好人，辛德勒从一个纳粹党员转变成曲线保护犹太人的正义者形象。实际上，斯皮尔伯格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胆的事情，扭转了世界电影中长期以来讲述二战的美学原则，他涉及到了复杂性，一个纳粹党员、纳粹分子也可以转变成正面形象。
近20年，欧美电影对二战的回忆，大致包括这些方面（没有先后顺序的排列）：第一是再现德国人的困境，战争带给德国人的痛苦。第二，犹太人形象的真实性和多面化。过去的犹太人形象很简单，就是束手就擒，非常软弱可怜的、被动的。现在关于犹太人的描写有很丰富的几种写法。第三，揭发受害者群体内部的政治错误。现在有很多影片是写叛徒问题、内奸问题。第四，政治丑闻。在前五十年一直不提、回避保密禁忌的大屠杀。第五，敌我关系的人情，特别是爱情。有多部电影来写这个再现人性和历史情状的灰色，不是黑白分明而是灰色。最后一点，在科幻片、恐怖片，游戏、动画中，2000年以来电影新的类型，如僵尸电影、吸血鬼电影中出现大量德国二战纳粹的题材。
简单总结一下近二十年以来关于德国人的问题。德国人战争创伤类影片。《朗读者》是具有特殊意味的比较深刻的影片，是根据一个法学教授的小说改编的。教授经历了那个时代，现在大概有六十多岁。影片是潜在地替德国普通人叫冤。《斯大林格勒战役》是1993年德国人拍的，我知道到2013年已经是拍了三次了。火车把年轻人往战场上送的时候，一个士兵就在火车上给未婚妻写情书，到恐怖的战场上去带着对和平年代最美好向往的包袱去，这个包袱和战场上的残酷产生鲜明的对比，以此来突出德国人的痛苦。
主要涉及苏联红军在各地强奸妇女的影片。《罗丝的遭遇》是集体强奸：这个女人不是德国人，但她的丈夫曾经是德国兵，他们就对这个女人百般歧视欺凌，谁想强奸她谁就来。这在电影语言上是一种镜像的镜像，我们说银幕是一个镜像，整个影片是回忆的镜像，那么在这里导演用镜中镜的画面来写这个人实际上已经非人，在迫害德侨的苏联红军和波兰的正义之师卷土回来的这个土地上，这个镜像是破碎的镜像。
《无耻混蛋》里每杀死一个纳粹兵都一定要把头皮割下来，而且有特写镜头，在画面中反复出现，导演真的是要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刺激吗？我想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电影，打死了就是打死了，顶多多打几枪，把他打成筛子，但是没有再去剥皮的。最后一个犹太小分队的队长把纳粹的“卍”字符刻在纳粹军官的头上，颇具深意的。国际社会上，人们提到德国人，下意识就把他们和纳粹联系起来，所以昆汀塔伦蒂诺最后这个镜头是非常有意味的。
还有一个重要时期，德国人写了大量他们抵抗纳粹的事迹，比如《白玫瑰》讲述了慕尼黑大学师生组织的反纳粹秘密活动小组（1942～1943），以发传单传播思想形式揭露抵制希特勒纳粹德国。1943 年该小组积极成员，正值青春年华的朔尔兄妹发传单时被捕，不久即和几个战友英勇就义。
只有这一起事实战后德国人敢讲，因为1946年丘吉尔曾称赞他们“属于所有民族的政治历史中最高贵和最伟大人物之列”。但长期以来，德国人自己抵抗纳粹，德国人不敢写，因为战后对这个事情有疑问、有争论。
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的德裔女学者，她认为德国人在战时对纳粹的抵抗不是在今天反思意义上对纳粹的抵抗，她认为当时德国人对纳粹的抵抗，包括刺杀希特勒都是在替德国民族自身担忧，这个抵抗和其它世界各国人民的抵抗性质是不同的，这句话对德国人张扬自己抵抗纳粹的历史事实，涂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以至于德国人长期不敢说这个事。
《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是白玫瑰小组延伸出的故事，女主角是索菲当时只有21岁，跟哥哥一起去散发传单被抓，抓住以后短短三天的审讯过程中，军官觉得这个孩子极其聪明，有着对国家政治的气魄和政治上的成熟，就说：“你投降吧，我给你自白书，你只要认个错。我觉得，你这样的人才我们第三帝国要是不争取来，把你杀掉真的太可惜了。”结果这个女孩子宁死：“我要以我的血来让德国人民清醒。”
2014年德国拍了《缄默的迷宫》，实际上是讲那个被遗忘的年代。1960年代，经过战争饥荒和困苦之后，德国人终于赢得平庸的幸福生活，政府“同意”百姓过这种生活不要去想战争。
德国人在反思二战的历史上曾经有遗忘，所以激发了1960年代学运，美国从马丁路德金出发到最后反越战，在欧洲反资本主义反等级，但在德国主要的主题就是反纳粹，有一个现在被叫做“红军团”的组织，是学生运动出现的极左的激进小组，他们就主张应该暗杀，因为很多战争中有血债的纳粹战犯战后又进入了德国社会，成为工商会主任、董事会成员等，这些学生说不行，干脆杀。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