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1826年，法国人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风景》（Window At Le Gras）。13年后，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院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了由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发明的“银版摄影法”。这一事件标志了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发明—摄影术的诞生。
其实，中国人与摄影术的渊源并不比西方人晚。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墨子就发现了摄影术必备的重要光学原理—“小孔成像”，并记录在《墨经》之中。就在“银版摄影法”公布五年后，法国人于勒·埃迪尔在1844年携带整套达盖尔摄影器材来到中国，拍摄了广州、澳门一带的风景照以及当时少数中国人的人像照，这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中国照片。同年，一位名叫邹伯奇的中国人独立制作出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架相机—摄影器，并摄得《平远山水》一幅。可以说，于勒·埃迪尔与邹伯奇是揭开中国近代摄影史序幕的两位开创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就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期间，日本皇家摄影师小川一真来到北京考察，在空空荡荡的紫禁城，拍摄了一组皇家宫殿建筑的照片，堪称首次真实地记录了皇城的原貌。他的作品实属一份难得的影像资料。这些皇宫建筑的旧照现在看来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鉴于小川的特殊贡献，意大利、瑞典等国先后授予他勋章，以示奖励。而小川北京之行是受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之托和资助，所以这组底片归东京帝室博物馆保存。后来他们编纂了一册名为《清国北京皇城写真贴》的图录，从而将中国神秘的紫禁城九重宫殿呈现给了世人。这部图录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宫殿建筑、苑囿艺术、美术装饰、文物考古诸方面的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颇具艺术价值。作为系统反映清末紫禁城全貌的老照片，其学术性、艺术性、系统性在百年前是首屈一指的。直到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未出宫时才另有一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并从不易见的角度清晰地记录了紫禁城建筑的影像，在有关宫殿历史的记载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据当时的摄影师称：“我得有特殊的便利条件，对紫禁城的各宫殿进行考察和摄影。并得到紫禁城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的内务部正式批准，同时得到共和国总统的特别代表协助，在前皇帝亲自指导下，得到参观紫禁城的良机，因而拍到大量照片资料，其中一些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建筑物影像。”所拍的皇宫照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历史，而且是内行地、恰到好处地定格了紫禁城的原貌，对研究明清两代皇宫建筑及宫藏文物的修复极具参考价值，其历史意义也不言而喻。
清末和民国初年所拍摄的京师的城池、宫阙、都苑之照与后来所拍的照片不同，不仅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不同，且其中有诸多景物现已不存或久已不存。譬如皇城建筑最前边的一道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保持原貌，只将门额改为大清门。民国建立后，改为中华门。而旧照片中仍为清代原貌，门额是满汉文并列的“大清门”，门前是棋盘街。天安门前两旁原有长安左、右门，在50多年前就已被拆除。宫中最大的太和殿内原挂有乾隆皇帝御题“建极绥猷”匾额，后柱上有一对楹联，袁世凯在洪宪帝制的丑剧中，命人把紫禁城前三殿所有宫殿和宫门上的匾额撤除，凿掉满文，重新镶上单一的汉文悬挂。更恶劣的是，他将清代皇帝上朝用的大宝座换上了为“中华帝国”皇帝特制的一把不中不西的高背龙椅。数十年后，故宫人根据当年的旧照片才得以恢复清代太和殿的原状陈设和金銮宝座，近年又重新悬挂起了“建极绥猷”匾额和后柱上的楹联。中和殿正中原为交椅，左右设烛台，是较为特殊的陈设格局。至于皇宫的古建筑群，600年来大体保持着明朝初建时的格局，然局部的宫殿仍有变化。这些变化有的载于宫中档案，有的则不见于档案或其他文献，仅能在老照片中窥得端倪。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御花园内树立的竹篱墙、神武门外的北上门和百间朝房、景山前街类似现在角楼的两座习礼亭和牌楼、护城河上的木桥……如今均已不存。钦安殿天一门东南原有一座单檐木结构的三间小亭，现仅存石铺底座和石栏杆，如无旧照片为参证，便很难了解这一石座以前究竟作以何用。还有些虽然存在的景物，如石雕的花纹，在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淋日照之后，如今早已看不到那清晰的纹路。而清末的这批建筑旧照却定格了上述种种，由此可知这类旧照掠影不可估量的价值。
如果说传统建筑体现的是尺度、进深与开间，有着内在与外在的因果；那么照片中建筑脚下的各色人群体现的就是差异、光鲜与褴褛，黄包车串联的两个人在身前有着无法逾越的差别，但在照片中，时间抹去了一切；没有阶级，没有高下，有的仅仅是一个凝固的瞬间，百年一瞥，竟成了永恒。
清末民初时期反映北京城人文风情的照片，人物与风俗并重，力求通过这些照片立体地将旧京的百年风貌再现出来。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拥有十分丰富的建筑、环境与人物信息，尤其是人物，可以细致到他们的生活起居与呼吸神态，我们透过镜头完全可以读懂片中人物的内心活动，鲜活又具体。毕竟，无论这座城市拥有多少座辉煌壮丽的建筑，拥有多少时令不同的景色，最重要的还是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再具体一些可以称呼他们为“有血有肉的北京人”。他们是 “城市生态”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市井，以《三才图会》所言：“人至市有所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香洁然后到市也。”后人将城镇市场或商贸聚集地泛称为“市井”。鳞次栉比的屋宇、招幌蔽天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幅老北京的市井风情图。
旧京的娱乐，是市民在辛勤劳作、茶余饭后的精神生活内容。这类精神生活不构成维持生计的负担，对于辛苦劳累一天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调整情绪、放松身心的方式。不同阶层、职业、年龄的人，均能从中得到精神上享受、依托和乐趣。许多老北京的旧影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恬适、和谐与安宁。更突显了几分快乐，与以往人们心中那个灰色的民国时代迥然不同，原来那时也可以是色彩斑斓的！
风俗习惯在老北京很受重视。古训中即有：“风俗，天下之大事也。”所谓：“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可见其对民族、国家维系和稳定的重要作用。同时，风俗习惯也是窥探京城及其文化深层结构的窗口，既反映北京人的精神面貌，也代表京城文明的教化水平。然而，随着星移斗转、岁月流逝，旧京的风俗习惯历经变迁，有些内容、形式保留至今，有些则趋于势微，甚至化为了烟云。有些则保留在历史的文献资料中，使我们只可依稀了解那些已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的民族风情。更为直观就是旧京遗留的老照片了。
今天的北京人无论长幼，不论曾经亲历与否，都喜欢回忆过去，都很怀恋那消逝的旧京。无数论争、无数吹吹打打之后，不该拆的还是拆了，不该建的仍旧建了，一砖一瓦的拆解都像古都丧钟的音符。万劫不复中的一点儿安慰是，我们还保有旧时美好记忆的载体—老照片；通过一张张泛黄的图景，我们还可以走进那个灿烂光华的往昔，体味那永在的风情。
清末民初的摄影技艺在封建文化和西洋文化夹缝中生存发展，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留下的痕迹，艺术水平也良莠不齐。但跨越漫长的一个世纪，这批照片依然保存完好，成为宝贵的财富。它们是今天的我们探究摄影史、清史和民国史真实、生动、直观的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