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自从1895年中国在对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覆灭后，似乎再无“海军”和“海防”之说。然而历史并不那么简单，在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十余年问，曾尝试恢复一支聊以自卫的海军力量，可没想到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这支武装力量居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船上总督"
1895年甲午战争中同战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昔日的“天朝上国”已迹近亡国，慈禧太后不得不以傀儡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进行所谓“改良”、“立宪”，其中重建因中日甲午战争葬送的海军成为这次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
在此期间，除了清朝中央政府自掏腰包从英国和德国买来五艘“海”字号巡洋舰(其中“海天”号于1904年触礁沉没)外，各怀私心的地方督抚大员们也纷纷截流地方财政，搞起听命于自己的地方水师。像这样“江海割据”折腾了数年，直到1909年7月，也就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八个月后，清朝最后的掌舵者——摄政王载沣出于中央集权的考虑，先是剥夺头号政敌袁世凯的兵权，将战斗力最强的北洋军抓在自己手里，紧接着又以年幼的宣统皇帝的名义，诏命贝勒载洵、水师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由度支部(即财政部)筹措开办费700万两白银，各省每年分摊海军经费500万两，整编中央和地方自办水师为全国海军，并划分为巡洋、长江两大舰队，由程璧光统帅巡洋舰队，沈寿堃指挥长江舰队。1909年8月25日至9月24日，载洵、萨镇冰一行南下巡阅九省海防，之后又赴欧洲四国采购新式舰艇，颓废的大清海军似乎又看到“铁船成行”的盛世希望。
然而，历史没有再给民心丧尽的清王朝一个机会，从“预备立宪”的骗局到“铁路国有”的巧取豪夺，以及海内外同盟会革命党人的积极运动，中国民众甚至清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武装力量都期盼着改朝换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11年10月10日，有革命党人熊秉帅率领的湖北新军第8工程营在武昌率先起义，革命党人未遇多大抵抗，便占领了重要的楚望台军火库，驻扎在湖广总督驻节的武昌城外的辎重、工程、炮兵各部队立即响应，他们强攻入城后，占据各要点，并派出一支分遣队增援已占领军火库的部队。与此同时，城内兵变者也赶紧采取行动，第29、41、31标相继起义，而在第30标中占优势的满族军人孤立无援，大多数人选择尽快逃走。起义军人得到炮兵的支援，在炮兵的压力下，骑兵被迫起义，接着第32标的400名军人也起义了。
武昌城内清军最高统帅，湖广总督瑞激得知兵变后，立即在总督府周围设置两道防线，并要求第8镇镇统张彪指挥仍效忠清廷的部队拼命抵抗。然而，左臂缠着“兴汉灭满”字样布条的革命军人在炮兵支援下最终冲破了保皇部队筑起的封锁线，总督瑞潋要求张彪坚守阵地，等待救兵，可自己却在长江舰队水师统领陈得龙的劝说下_经总督府衙院墙凿洞出走，逃到停在江面上的“楚豫”号炮舰。不久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军人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原陆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
瑞潋成了“船上总督”后，他一面向北京发报求援，一面命令“楚豫”号驶到长江对岸的汉口英租界码头边的英国炮舰后面停泊，他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请英国炮舰阻止革命军渡江攻打汉口，但葛福在请示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要介入”，于是瑞潋的请求被拒绝。此后，“楚豫”号先是在汉口刘家庙，继而改以汉口德租界附近码头为基地，不时袭扰革命军，尽管该舰拥有当地火力最凶猛的120毫米速射炮，但终究寡不敌众，10月12日，革命军渡江占领汉阳和汉口，“楚豫”号和它的主子们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样在长江上晃荡。
态度微妙的外国列强
闻听瑞潋有关“武昌兵变”的消息后，清廷大震，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嫡系北洋陆军第一、二镇沿京汉铁路南下镇压，并饬令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率集合在上海的巡洋舰队主力，会同长江舰队前去驰援。10月15日，萨镇冰乘“楚有”号炮舰抵达汉口江面，先期从九江赶来的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登舰向萨镇冰汇报战况。当时，武汉江面云集了清军“海容”、“海筹”、“海琛”号巡洋舰，“江贞”、“楚豫”、“楚有”、“楚泰”、“楚同”号炮舰，“辰”、“宿”、“湖隼”、“湖鹰”、“湖鹗”号鱼雷艇。与此同时，“建安”号驱逐舰、“江利”号炮舰、“列”号鱼雷艇赶往九江，“飞鹰”、“建威”号驱逐舰，“江元”号炮舰前往安庆，阻止那里的革命烈火蔓延。而在南京至上海区段，“楚谦”、“楚观”、“策电”号炮舰，“镜清”号训练舰，“南琛”、“登瀛洲”号运输舰也剑拔弩张。可以说，除了当时由程璧光率领的“海圻”号巡洋舰正在欧美访问外，清廷把最后的海军血本都赌在长江战场上。
尽管如此，萨镇冰、沈寿堃仍感到革命风潮已然使大清海军不那么安稳。沈寿垄曾向萨镇冰抱怨，湖北革命党人的宣传已扰乱军心，像郑礼庆、朱孝先等优秀海军军官已投奔革命军，他建议萨镇冰暂缓动手，首先稳定军心为重。但深恐违抗上命的萨镇冰表示拒绝，他立即通知各国驻汉口领事，称大清兵轮已到，即将开炮轰城，望各国侨民保持中立，但驻汉外国领事团早就密商步骤，很快回电反对，而此时各国集结在武汉江面的舰艇多达二十余艘，对清朝舰队构成震慑，萨镇冰未敢马上开火。
10月下旬，全国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独立，清政府若不迅速扑灭武昌起义，恐怕再无扭转乾坤之机。面对内忧外患，以载沣为代表的清室贵胄不得不向暗中操纵局势的袁世凯低头，南他取代荫昌指挥北洋军南下镇压武汉革命军。随即北洋军迅速打到汉口北大门刘家庙，同革命军展开激烈战斗，而私下与袁世凯达成默契的外国列强也不再阻挠清朝海军开炮助战了。
为了更好地控制整个舰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三艘“海”字号巡洋舰，萨镇冰亲自坐镇“海容”号，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垄驻节“海琛”号，严格限制各舰人员来往，防止革命党人串通起事。但倾向革命的“海琛”号主管无线电报务的正电官张怿伯、“海容”号正电官(电台台长)金琢章与“海筹”号正电官何渭生早已在军舰水兵内部发展骨干，还凭借各自掌握的无线电便利条件，互订电报密码，通过空中电波悄然建立起联系。
不愿为“一人之朝廷”卖命
10月26日，北洋军计划夺取刘家庙附近的造纸厂革命军阵地，为配合北洋军行动，萨镇冰挑选火力最强的三艘“海”字号巡洋舰编为一队，拂晓时分亲率舰队从阳逻泊地出发，利用天色未明的时机，偷越革命军在武昌青山一带设立的炮兵封锁线，悄悄潜行至谌家矶附近江面。天亮后，三舰以舷炮猛轰革命军阵地，有于它们每次齐射能集中多达6门150毫米加农炮、12门105毫
米速射炮，可谓武汉战场上最凶狠的炮群，结果驻守当地的革命军第2协谢元恺部死伤七百余人，阵线当即崩溃，北洋军趁势拿下交通枢纽刘家庙。次日，清军三路围攻汉口，清军舰艇猛轰革命军右翼，进一步将其逼退至大智门附近。
10月28日：北洋军深入汉口街道，与革命军展开巷战，从下午15时20分起，萨镇冰指挥三艘“海”字号巡洋舰向汉口对岸的革命军武昌青山炮台展开压制，由于革命军只有75毫米野炮，远不是海军大口径舰炮的对手，很快被打哑，弭也无力支援汉口守军，清军借机推进至汉口玉带门街道，革命军已丢失汉口城区大半。正当清朝海军协助镇压武昌起义激战正酣之际，一场惊天动地的事变发生了。10月31日，清朝北洋第1军总统冯同璋头疼革命军在汉口街道里节节抵抗，导致所部伤亡不断，遂丧心病狂地下令纵火烧房，虽然大火将革命军逼出汉口，但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无家可归的灾民充斥街道。
这场人为的惨剧激起全同民众的愤慨，广大海军官兵本已不满清廷的腐朽统治，不愿再为“—人之朝延”作战。至此不愿出力作战。当冯国璋命令舰队配合北洋军进攻汉阳时，海军仅派遣几艘舢板和汽艇应付，而当清军要求炮击武昌时，海军舰艇全都把炮弹打到汀堤边或稻田里。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英国皇家海军干涉舰队司令温思乐中将向伦敦发去的电文中所写：“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率的舰队，始终对清国陆军的行动态度冷漠。”
事实上，除了北洋军火烧汉口的暴行外，革命军方面的封锁与策反也对清朝海军军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深受清军舰炮火力的威胁，湖北军政府呼吁脱离清朝的沿江各省对海军实施从煤炭、弹药到淡水食品的断绝供应，同时利用湖北都督黎元洪与萨镇冰当年在北洋水师共事并参加过甲午战争的特殊关系，多方劝说萨镇冰举义。11月2日’黎元洪通过瑞典红十字会官员柯斯向萨镇冰等海军舰艇主官转交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汉族存亡之机，在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奴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
作为身负清朝社稷存亡的关键人物，萨镇冰内心也极为矛盾。自从1895年北洋水师在刘公岛覆灭后，作为少数幸存的北洋水师旧人，清廷委以他重建海防的众任，把偌大_支舰队和屏护政权的重托交给自己，自感“食君禄，报君恩”，但萨镇冰也意识到大清根基崩坏，各省独立大势已成，若海军继续助纣为虐，必将成为清廷的殉葬品。面对两难的处境，萨镇冰回信黎元洪，称：“彼此心照，各尽其职。”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萨镇冰的态度左右不了整个海军舰队的思想异动。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汤化龙写信给他的弟弟，同时是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鼓动他趁早举事，并不排除扣留萨镇冰，以兵变方式夺取舰队的可能性，而上文提到的张怿伯等人也通过无线电台联络，酝酿劫持各舰反革命军官。有一次，坐镇“海琛”号的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垄偶然发现军舰桅杆顶部时常未经命令传出火花声，感觉事情蹊跷，下令关闭机电窒，但各舰反正官兵的联络已完毕，效忠清朝的各舰主官也无可奈何。
九江易帜
11月初，革命党人相继夺取上海和江苏，停泊在安庆以下江面上的清军战舰陆续易帜起义，滞留武汉的清朝海军主力顿时进退失据，尤其上海的光复使得大多数舰艇丧失从江南制造局获得弹药供应的途径，这对连日作战，弹药消耗极大的舰队影响颇大。另外由于临近冬季长江枯水期，以“海”字号为代表的大型舰艇，如果继续停留内河将有搁浅危险，一旦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搁浅，后果不堪设想。而如果要提前驶离武汉战区，且不说控制着长江中下游要塞炮台的革命军会沿途阻击，就是心怀不满的清朝北洋军也会拔刀相向，海军的处境极为尴尬。
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心力憔悴的萨镇冰终于放弃了“忠君”的思想防线，遂与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一道以“有病需要医治”为由离开舰队，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前往上海。临行前，萨镇冰把舰队指挥权交给三艘“海”字号巡洋舰中唯一的汉人管带(舰长)——“海筹”号管带黄钟瑛，并向各舰管带告别：“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好自为之。”这番表态等于变相默许各舰投奔革命党。
11月11日，经过各位管带、帮带(副舰长)会商，黄钟瑛下令各舰从七里沟锚地起碇，下驶九江，不再参与武汉战事。当天傍晚，各舰例行降旗时，“海琛”号见习官阳明在舰尾降下黄龙旗后奋力扔进江中，其他各舰纷纷效法。等到次日天明时，所有军舰都升起白旗，象征着归顺革命军。不久，舰队抵达革命军占领的九江，九江军政分府派林森、吴铁城、蒋群等代表乘汽艇到各舰联系，各舰吹号迎接，离舰时还鸣炮17响欢送，标志着大清海军主力倒向革命一方。接下来，反正的海军开始清理被视为不可靠的满族官兵，向他们发放遣散费，其中“海容”号管带喜昌、“海琛”号管带荣续、“海筹”号帮带吉升按照管阶高低分配遣散费，管阶较低的吉升分得最少，可他平时负债最多，债主不许其离舰，结果吉升在忧愤之中跳江自杀，喜昌、荣续则太平离去，而同情革命的汉族军官杜锡珪、林永谟继任“海容”、
“海琛”两舰管带。
从驰援武汉到北伐山东
海军舰队的起义，使得武汉战场双方实力对比出现逆转。11月16日，黎元洪派李作栋、徐明达带亲笔信和数千元慰问金来到九江，请各舰补足弹药，重返武汉助战，抵抗随时可能跨江攻击武昌的北洋军。于是，停泊九江的海军舰艇分成两个舰队，由黄钟瑛、汤芗铭分任第一、二舰队司令，准备出航。11月18日，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李烈钧率兵400名，分乘第一舰队的“海筹”、“江贞”、“湖隼”号舰艇前往下游安庆整顿社会秩序，制止乱兵害民，而第二舰队的“海容”、“海琛”、“湖鹏”、“湖鹗”号等舰艇则回武汉作战。
11月19日黎明，“海容”号巡洋舰和“湖鹏”号鱼雷艇率先驶抵武汉阳逻江面，湖北军政府派一名参谋携带军用地图上舰，传达截击由京汉铁路南下的北洋军，控制武汉江面交通的命令。上午111时，“海容”号和“湖鹏”号开始炮击江北的汉口车站、二道桥、三道桥等北洋军阵地。22日至24日，武昌革命军第3协从青山渡江袭击北洋军侧翼，“海容”号奉命在谌家矶水域炮击北洋军第4协。由于北洋军炮兵装备了100毫米口径以上的重炮，所以军舰稍一靠近汉口江滩就容易中弹。在激烈的炮战中，“海容”号和刚刚赶到的“海琛”号给予北洋军巨大杀伤，共有400余人被击毙，而“海容”号和“海琛”号也有多处中弹，伤亡十余人。之后，倒向革命的海军完全封锁了长江与汉江的交通，使猖狂一时的清朝北洋军无法扩大战果，一度危急的湖北军政府也夺回控制权。
随着辛亥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外国列强的撮合下召开南北议和谈判，12月中旬以后武汉战事趋向平息，而且长江水位日渐下降，不利于军舰航行，因此海军除留下吃水浅的“江贞”号炮舰外，大部分舰艇顺江东下休整。12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在仅有的九个部门中单独开设海军部，下辖军政、教务、船政、经理、司法、舰政等六司和军机处、上海要港司令部，任命黄钟瑛为代理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足见海军地位之盛。
由于清政府内部顽固派拒绝让宣统帝退位，南北议和陷入僵局，1912年1月11日，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六路北伐命令，同时任命汤芗铭为北伐海军司令率领“海”字号巡洋舰护送北伐军搭乘的“新铭”、“新昌”、“泰顺”、“爱仁”号轮船，先是抵达烟台、龙口等地登陆，后又前往辽东花园口等处登陆，并驶往毗邻北京的秦皇岛海面进行武力示威，协助当地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给清王朝以极大震动。
在内外压力下，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在诏书上签名的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11人，其中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由副大臣谭学衡代签。至此，清朝海军随着清廷的垮台结束了自己的生涯，民国海军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