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拥有缉私舰艇最早始于清咸丰年间（1854年），后经数次战乱，不少明星舰艇命运多舛。
1950年6月17日，临近中午时分，广东珠江出海口外伶仃洋至虎门炮台一线，天空中传来一阵沉闷的飞机马达声。在数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护航下，几架B17解放者轰炸机转出云层来回逡巡，渐渐地可以分辨出机身上国民党空军的机徽。东南沿海刚刚解放不久，驻守的解放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所以野马战斗机肆无忌惮地俯冲侦查。
这些飞机想干什么呢？消息传到深圳与广州，华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和九龙关监察长、九龙海关起义的组织者黄昌燮笑了。就在前一天，以黄昌燮为主，精心策划的20艘原华南海关缉私舰队的留港舰艇返穗计划已经完成。飞机就是来轰炸拦截这些缉私舰艇的，只是返穗行动提前，飞机晚了一步。
深圳解放时，1949年的10月19日，原九龙关税务司英国人经蔚斐急忙给共产党联系人、九龙关监察长黄昌燮打电话，要解放军马上接管九龙关并宣布九龙关起义。起义后，九龙关除移交了大量不动关产外，还有港币462万元、银元5800元、轻重机枪153挺、其它枪枝1037枝、子弹37万发、汽车12辆。更有一件神秘大礼——原华南缉私舰队大小舰艇27艘。其中包括，Y型舰4艘、C型艇18艘、趸船3艘、交通艇2艘。在当时，这些属九龙海关管辖的舰艇比较先进，特别是Y型舰，排水量为256吨，最高航速14.5海里，配有武器、回声测深仪和航海雷达。
只是，这份大礼还停泊在港英当局控制下的香港，调动、使用受港英当局的监视。台湾的国民政府也在虎视眈眈，明有总税务司李度数封急电，暗有很多特工监视、策反和破坏。这次轰炸就是因有密报九龙关缉私舰艇秘密返穗的计划而行动的。
华南缉私舰队只是海关海上缉私舰艇的一部分，海关拥有海上缉私舰艇最早始于1854年的清咸丰年问。
初建
海关组建缉私舰队要从咸丰四年。即1854年说起。当时由英、美、法三国司税组成的江海关税务监督委员会正式对外办公，开中国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先河。同时为了查缉走私，稽征关税，在第一个洋关——江海关率先配备了一艘缉私巡艇。
同治七年（1868年），总税务司署设立专管海务等事务的船钞部门，负责建造及管理沿海沿江灯塔、灯船等事务。为此专门配备了用于沿江沿海助航设施的船艇，有时也监管海上缉私。
光绪元年（1875年），总税务司署在征税部门内增设海班，专责海关巡缉船只的驾驶与缉私，由此海关装备的船艇数量大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总税务司署名下在籍各类船艇近50艘，其中蒸汽推进巡缉舰6艘、内港小火轮34艘、木质帆船9艘。此时比较著名的有“开办号”、“专条号”、“厘金号”巡缉舰。民国期间的海关继承了外籍税务司制度，陆续添置各类缉私、海务专用船艇。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日本政府探纵下，华北、华南沿海走私汹涌。民国2C年（1931年）1月，总税务司署成立缉私科并筹建海关缉私舰队。民国23年（1934年）底，舰艇建造工程大体完成，“中华民国海关缉私舰队”正式成立，计有主力巡缉舰26艘，30米以下的巡缉艇数十艘，分为华南、华东、华北三个缉私舰队。
这一次，海关第一次装备了“星”级舰，有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福星、文星、联星、德星、海星。这些名字与当时的历史人物有关，德星是取自总税务司赫德，联星是取自安格联，文星取自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福星取自当时的国民政府关务署署长张福星。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海关缉私舰队共拥有各类巡缉舰艇100余艘。其中船身在30米以上的舰艇均配备固定武器，并装有若干只汽艇和马达舢板，以随时驶靠经过船只；船身在12至30米之间的巡缉艇均配备无线电设备及轻重机枪。当时海关缉私舰队的实力堪比同时期的民国海军舰队，有“民国第二海军”的称号。
战乱
海关缉私舰队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可谓命运多舛。抗战前，华北缉私舰队在日本海军的淫威下，被迫拆除主炮、解除了武装，只能在渤海湾沿岸转悠，稍有越界即遭日军炮轰，不得已撤回华东驻扎。
淞沪抗战时，驻扎上海的华东缉私舰队的舰艇立即成了日军的目标，首先遭难的是靠泊在外滩码头的1000多吨的福星舰，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掳走。不久，逃往长江中游的“文星”“云星”被俘，“海星”被炸沉，其他小艇不计。十九世纪的古董“专条号”也被日军掳走，改名“专条丸”充作海洋测量船；“福星号”被更名为“白沙丸”，编入日本海军序列，后来在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被美军击沉。
在香港海域的华南海关缉私舰队也在战火中风雨飘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日军攻击，驻泊在九龙湾的华南缉私舰队所属18艘舰艇，有长庚、叔星、查星、飞星、和星、海平、海辉、海澄、专条、龙睛、关权、关雷、关衡、北斗等。
船员们经常看着硝烟腾空而起，流弹不时在海面上激起浪花。各船管驾齐聚旗舰“长庚号”的餐厅，鸦雀无声，有人死命地抽烟，堵着窗帘的船舱烟雾缭绕。总税务司署发来密令，所属舰船不得为敌利用，万不得已时，人员撤离上岸，船只自沉。12月25日，驻港英军向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电文中藏有立即自沉的暗语。入夜，各舰船员向圣安德鲁十字关旗敬礼，并缓缓降下关旗，交船长收存。除留一人下到船底打开海底阀或引燃炸药外，其余人员撤退到救生艇上，他们目睹了中国海关缉私舰队历史上悲凉的一幕。
重建
抗战胜利后，被日军掳走的“飞星号”归还中国海关，舰上装载着特殊的货物——北洋舰队“镇远”舰船锚和“靖远”舰锚链。
民国36年（1947年），海关重组缉私舰队，总税务司署特向美国海军洽购退役军舰用作海关缉私巡舰，重新命名德星、荣星、运星、鸿星、海泰、海龙、海宁、海荣、海澄、和星、祥星、华星、联星等。
次年，海关缉私舰队已拥有巡缉舰15艘、巡缉艇120艘。至民国38年（1949年）5月，海关巡缉舰数量增至17艘。其中灯塔运输舰“海星号”在1949年参与了国民政府秘密向台湾转运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
海关的缉私舰还充当过一次新旧海关秘密接触的媒介。
1949年3月初，天津已经解放。一天，津海关军代表江明接到一封从塘沽海关转来的密码电报，电报中说刚刚接到海关总税务司署海务巡工司水佩尔的一封密电，通知驻守胶海关（今青岛海关）的华北海关缉私舰队巡缉舰“海威号”于近期拖带津海关的“海明号”及一批航保器材前往塘沽港，正式移交给津海关，请塘沽港港务长同意“海威号”进港。
洋人把持的旧海关要向已由共产党接管的津海关运送缉私舰和物资？事感蹊跷。但3月17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回电，同意“海明号”由“海威号”舰护送回塘沽港，执行维护助航设施的任务，并对船只进港做出周密安排。
原来，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李度听说，天津被解放后，对旧海关实行“全盘接收，逐步改造”的政策。津海关不仅机构不变，包括他任命的津海关税务司卢寿汶、常务副司卞鼎孙、塘沽港务长傅莱秋都在原职继续工作。因此。当他看到海务巡工司水佩尔关于“海明号”进塘沽的报告时，认为这是一个与新政府接洽的好机会。他立即批复同意水佩尔的建议，并嘱咐通过特殊渠道联系原津海关税务司卢寿汶，让他务必转告新政府，这是海关税务司署方面的“良好意愿”。
李度还煞费苦心地让水佩尔和国民党长岛驻军方面接洽，免得缉私舰进出渤海湾时遭到炮击。
1949年4月7日，“海威号”在代理舰长王曾修的指挥下离开青岛港。当然，一同离港的还有“海明号”，“海明号”上除装运了不少北方海区急需的灯塔、航标维修器材，还有两名妇女和6个儿童，他们是津海关关员的家属。
经过三天航行，4月10日，到达大沽口海面，等待进港许可。中午时分，一艘小火轮送来塘沽港务局的军代表、塘沽分关一名副监察长及塘沾水上公安分局的警卫战士。根据军代表指示，“海威号”和“海明号”降下有国民党党徽标志的海关关旗，起锚进港，沿途还检查了灯标等助航设施。下午四点，停靠塘沽分关专用码头。
塘沽分关给“海威号”送来大量补给，这让王曾修以及船员们很感动。13日，王曾修接到了津海关军代表江明和津海关税务司朱剑白签署的启航命令。14日下午1点26分，“海威号”拔锚离开塘沽港的海关码头。
“海明号”到津海关后，不仅承担了海务灯塔维护的任务，还兼管缉私、交通、引水等多项任务，这也是当时物资匮乏时期的自然现象，直到1950年前后移交给港口交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