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化深刻影响了欧洲观念的形成。作为一种社会共有观念，欧洲观念的生成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基督教成为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野蛮人，形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认同；二是基督徒在与异教徒的互动中分辨出与“他人”的差异，逐渐形成基督教欧洲的意识。可以说，欧洲观念在自我认同中升华，在冲突与对抗中强化。
关键词：中世纪；欧洲观念；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15-08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16.01.002
作者简介：姚勤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200020）
欧洲自古以来有着同一的文明起源，三面环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白肤色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罗巴人种，共同的母语印欧语系，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被公认为是欧洲文明史的开端。在罗马帝国时期，其官方语言是拉丁语，社会秩序是罗马法，被征服领土是罗马的行省，居民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不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亚平宁半岛以外的西班牙、高卢、不列殿、日尔曼尼亚、达尔马提亚、马其顿等都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可见“希腊一罗马文化赋予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以欧洲意义”。今天我们回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推进政治单元统合的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这一人类伟大创举有着深远的思想和文化渊源，发散性的欧洲多样性源于同一性的罗马帝国和被罗马帝国接受的基督教。罗马帝国用武力奠定了欧洲统一的政治疆域，但铸造欧洲观念的力量则来自于精神世界——基督教。
一、铸造欧洲观念的精神支柱——基督教
基督教原产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基督，英文是Christ，意“救世主”，来源古希伯莱语Mashiah（弥赛亚），原义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君王时，按犹太教的习惯，要举行涂油仪式，祭祀者将羊油涂在受封者的前额、头发和胡子上，以示上帝对君王的承认与派遣。由于古犹太国被巴比伦所灭，犹太人总想复辟，盛传上帝耶和华将派一位救世主来人间拯救犹太人，基督即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这就是救世思想的来源。难怪恩格斯调侃：“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
罗马帝国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但在信仰上是多样化的，是个多神论国家，人们崇拜战神、雷神、门神、家庭保护神、和平神，等等，以祭祀的方式维系对天物的尊崇。公元一世纪基督教由圣徒彼得传入罗马，他创立了第一个信教组织“信徒会”。但元老院禁止外来神，罗马上层和贵族并不认可外来思想，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初期遭到当局的迫害，传播者被囚禁，教会财产被没收，信徒们只能私下交流和传播。不过很快基督教就被底层社会的人们所接受，成为被压迫者的宗教。
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于，没有罗马人与野蛮人、自由人与奴隶、富人和穷人之分，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只要是人，不论贫贱富贵，出身、财富、社会地位有何差异，都是兄弟。人生来就有罪，必须相信上帝才能从罪孽中获得拯救，死后升入天堂。所以世上的人们永远生活在上帝的关怀之下，死后也不例外。“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和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基督教的平等说、原罪说极大地感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没想到，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戴罪立功”的罪人；活在世上，必须从善弃恶，不论穷人还是富人。这是希腊一罗马文化所缺乏的道德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基督教弥补了希腊一罗马文化的缺陷，修炼内心世界的道德成为人类追求物质财富之外的精神企求，基督教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欧洲从古代文明向基督教文明演变。
基督教使信仰普世化，使不同的人群有共同的精神需求。这种人人都信的宗教不得不令罗马统治者刮目相看。由于基督教宣扬的是“普世共同体”，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统一性是一致的。一种能够教化“野蛮人”也能归顺罗马皇帝统治的宗教，自然成为统治者“把罗马的欧洲部分‘联合’起来的工具”。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正式宣布皈依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齐尼在米兰联合颁布圣旨，“赐予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选择祈祷仪式的自由，归还教会财产”。这就是“米兰敕令”，结束了基督教受迫害的历史，奴隶主和有产者纷纷入教，罗马帝国的多神论开始让位于单一神的上帝。公元496年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影响了所有日尔曼人“野蛮人”也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开始风靡欧洲。
早期基督教，是一种共同的信仰、一种共同的信念，一种共同的思想感情，没有教义、教规、戒律，也没有正式的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信徒们自发地布道和宣传基督教的思想，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感染民众。随着信奉者增多，专门从事布道的长老被称为传教士或πρεσβντεροι，他手下负责分配施舍和照顾贫民的助手被称为διακονοι，而监督传教和施舍的成为主教，被称为επιбκοποι，这是最早的基督教官吏。
基督教教会的机制化是从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开始的。当时设立了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等5个教区，各地的教会负责本教区的宗教事务，五个教区和教区的主教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罗马教会也不是基督教最高权力机构。4世纪末，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基督教会形成了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西部和东部教会。公元5世纪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称自己是所有人的保护者，是所有教徒的“父亲”，在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教皇（Papa）的主教。利奥充分利用了罗马城是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历史遗产，突出罗马教区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他强制所有地区的主教尊重和顺从罗马主教会议作出的决定，树立罗马主教在基督教的权威。罗马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的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教会完美的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由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罗马教会在世俗政权分裂后维持基督教统一的努力，不仅包括基督教信仰的统一，对《圣经》解释的独断，对教义传播的规制，更重要的是构建了统一的基督教组织体系，建立了以罗马教区和教皇为首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基督教不再是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种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具有行政机构、议事制度（教会会议）、财政经费以及专门从事教会事务的神职人员，具备了一切社会组织所具备的制度和运行机制。
正是基督教严密的组织体系，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统一的世俗政权不复存在，但统一的基督教却依然维系着日耳曼各部落王国人民之间的精神联系，特别是教会维系了与中央政权失去联系的地方的秩序，充当了地方事务的管理者，欧洲西部并没有因中央政权的消失而陷入无政府状态。日后世俗政权和疆土不断在变动或更替，但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教区始终是人们生活的精神家园，教区拥有教堂、修道院、土地、牧场、学校，兴办各种实业，组织行会，向信徒征收十一税等，成为精神和世俗兼而有之的权力机构。基督教会的组织化、政治化和社会化为教会与世俗争夺权力埋下了隐患。公元9世纪初，法兰克的查理大帝接受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野蛮人”也借用基督教冠以正统，成为“罗马人伟大而和平的皇帝”，欧洲观念已不局限于罗马人“野蛮人”认为他们也是罗马人的合法继承者。因为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各地世俗政权始终想继承罗马帝国“大而统”的事业，恢复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进而统一整个欧洲。这种使命感，催生中世纪的欧洲世俗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这是中世纪欧洲观念的政治内涵。
二、与王权相争的教权统一性
在西欧，罗马教会与世俗权力之争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不仅影响了西欧中世纪历史的进程，而且直接引发西欧近代历史的产生。中世纪伊始，教会原本是宗教组织，只管精神世界、管人们的信仰，与世俗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社会性质的对立。但在西罗马帝国衰亡后，在东罗马顾及不了西欧日耳曼人对西罗马的肢解，日耳曼人还不太强盛，还需要教会发挥精神上的统一作用，而教会还能掌控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地方管理权，教会看到了世俗权力对扩张教会势力范围的作用，教会开始越出精神领域，向世俗社会进军，与世俗社会展开了一场此起彼伏的权力斗争。
1、双剑论
盖拉西（492年——496年为教皇）的“双剑论”最早为教权合法性摇旗呐喊作理论铺垫。他认为，原本人类只有一种社会，但由于人性的恶，基督将社会分解为两元社会：世俗社会和精神社会；原本属于基督的单一权力，被分解为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即君主权力和教主权力，一把剑给了君主，另一把剑给了教主。盖拉西说：“治理现世的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这是教会为自己的权力寻找理论依据，觊觎世俗权力的直白。
2、独占教皇称号
在公元六至七世纪，罗马教区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控制削弱之机，采取世俗的方式统治罗马城，并一直试图将管辖地盘扩大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格里高利一世任罗马主教时（590年——604年），对其他教区发号施令，罗马主教脱颖而出、地位上升，罗马主教成为各地主教之王，使用教皇的名号，享有整个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罗马教廷名副其实成为西欧基督教的中心，与拜占庭教会分庭抗礼。
3、教皇国
公元751年，罗马教皇与法兰克国王结盟，支持法兰克的丕平篡夺王位，丕平作为回报，在754年战胜伦巴第人，迫使伦巴第人将罗马城在内的意大利中部地区的连片领土送给教皇。从此教皇正式有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后来教皇国成为罗马教会与西欧封建主争夺权力的大本营。世俗与教会为各自的目的相互借重，王权需要教会收买人心，教会需要王权扩展领土。
4、克吕尼运动
到十一世纪，基督教已遍布欧洲，欧洲已无人不信教，无处不见教堂，教会实力的大增，出现了期望彻底摆脱世俗操纵的克吕尼运动。他们主张加强教会管理，利用自身的力量发展教会，而不是依赖世俗权力。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他率领罗马教会公开与神圣罗马帝国争夺权力。即教权和王权谁为大？一方是教会主教制的首领教皇，另一方是世俗封建主的首领皇帝；一方主张教权至上，另一方主张皇权至上，二者公开对峙。
5、权力之争的焦点
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之争主要表现于：第一，争夺对基督教徒地区的控制，双方都认为基督教徒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受体，都希望通过占有世俗领地以期控制基督教徒，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国家（世界）。第二，主教叙任权。罗马教皇认为教区的主教叙任权是教会的权力，掌握各地的主教叙任权，就可以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培植听从罗马教廷的主教；皇帝则想通过任命自己领土管辖范围内教区的主教来控制本地区的教会，将教区作为世俗统治的工具。第三，对意大利的控制权。罗马教廷身处意大利半岛，教皇要竭力掌握意大利半岛，巩固教会的大本营，而皇帝则希望夺回意大利半岛，以削弱罗马教会的实力。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年——1106年）开始的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年——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按照协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但皇帝有权出席选举，并在有争议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教皇授予新主教象征教权的指环和神杖，而代表领地和行政权的权杖则由皇帝授予。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了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
6、教权获胜
1176年发生了教权与皇权相争的莱尼亚诺战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战败，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年——1216年为教皇）在位时达到了极盛。英诺森三世公开鼓吹“创造宇宙的上帝，正象在天堂上设置两大光明，使大者治昼，小者治夜，所以统一教会之中设置两大尊荣，使大者治灵魂，小者治躯壳。这两者尊荣不是别的，就是教皇之权和人主之势力。正象月的光来自日，所以其质、量、位、力都逊于日，所以人主势力的尊严灿烂都来自于教皇的权威”。英诺森三世公开干预德皇人选，挟德皇插手世俗国家事务，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迫使英国国王称臣，法国与他结盟，更以教皇名义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那个时代，任何不符合神学正统的思想学说，都被斥责为“异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
7、王权加强、教权衰退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到十四世纪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税收、统一司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同时，西欧各国的近代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民族和民族国家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呈现，人们由效忠教皇转向效忠本民族的国王。西欧各国国王便以收归宗教宗主权为由来加强王权，最典型的是法国。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年——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腓力四世时期（1285年——1314年），因财政拮据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腓力四世用武力挫败教会的反抗，并直接干预教皇的选举。新教皇克莱芒五世在法国的压力下，将教廷迁到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年——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腓力四世在与罗马教会的争斗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教权受到沉重打击，从此罗马教会开始走下坡路，各国教会逐渐臣服各自的君权。
三、基督教化的中世纪
基督教从公元初传入罗马帝国，到11世纪，欧洲已基督教化了。基督教可以说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精神领域驾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怀疑基督教是否可信，没有人怀疑教会，没有人怀疑神职人员。基督教的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
1、基督教教义理论化
原始基督教，宣传平等思想，同情穷人，惩治恶人，反映的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想法。但它也主张驯服和忍受，听天由命，上帝“叫有权柄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高升”，似乎给人以“翻身”的期望。基督教思想源于《圣经》以及对《圣经》的解释，其中基督教教义对宗教思想起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作用。基督教教义的集大成者是奥古斯丁（公元353年——430年），北非塔加斯特人。他花了13年时间写了《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用本体论论证上帝的存在，以“君权神授”说明皇帝统治权力的合理性，将自发的、分散的、零星的教义组合成完整、体系化的基督教思想，演变成宗教神学，他也是经院哲学的奠基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年——1274年），那不勒斯人。他系统梳理总结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用毕生精力撰写了《神学大全》，被喻为基督教百科全书，用抽象的推理方式论证基督教教义，得出的结论是“教权高于一切”。无论是中世纪早期的奥古斯丁还是后期的阿奎那，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工作，用基督教思想强化了欧洲观念，强化了欧洲的同一性，赋予欧洲观念更明确的主题：信仰基督教。无论欧洲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君主的臣民、那个教区的信徒，都是欧洲人。欧洲人即基督教信徒，由此欧洲不同民族形成了同一身份，以区别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信仰佛教的鞑靼人。
2、社会等级化
中世纪文明，是一个等级制社会，而基督教使社会等级合法化。在宗教领域，有四个大等级：教皇、主教、僧侣、教徒；对应的世俗社会也有四个等级：国王、贵族、商人、农业劳动者或手工业者。一个是精神社会的等级，一个是世俗社会的等级，不仅相互对应，而且相互为权力、财产、人而争斗。但不管是哪类人，都信仰上帝，都把上帝当做权力的来源。两种等级制度，一个维持了世俗社会，一个维持了精神社会。这种精神和世俗等级体系维系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秩序。
3、文化宗教化
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精神统治地位后，对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基督教促进了“蛮族”和古典思想和文化的结合，中世纪宗教文化由此形成。蛮族指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的欧洲各民族，包括东欧各民族，古典思想和文化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遗产。“蛮族”一方面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皈依基督教，将民族文化打上基督教的烙印，溶入了欧洲宗教大家庭，汇集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璀璨斑斓的欧洲文化。今天欧洲文化的基因是：基督教的宗教情感，希腊一罗马文化的精华，各民族的传统与特质。这里面包含了欧洲观念的共性与个性。
第二，基督教滋养了基督徒的征服精神，典型的是十字军东征和殖民地开发。12—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开创了基督教征服异教徒的先河，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有贵族、有骑士、有农民、有手工业者，还有流浪者和无赖，参加了对东方世界的征服战争，他们不分民族、不分语言、不分国家，只要信仰同一个上帝，就站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欧洲观念是在反对外部异教文化中培育起来。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人发现他们与信仰伊斯兰教、甚至信仰东正教是不一样的人，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是信仰基督的欧洲人。黑格尔曾这样评价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作用，“在‘圣寝’旁边‘西方’向‘东方’告了永恒的长别，而对于它自己的原则——主观无限的‘自由’——获得了一种理解”。黑格尔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亚洲之间的差异凸显出来，欧洲各民族由此更深刻地认同于自己是欧洲人；二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表明，只有精神的东西是永恒的，欧洲人通过基督教对异教的征服获得了内在的精神统一。
第三，基督教掀起了宗教表象文化。基督教文化最明显特征之一是建筑风格的基督教化，这是欧洲同一性在感官上的重要体现。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教堂是巴齐利卡（Basilica）风格，砖墙木顶，主堂与侧厅有石柱相分割。11世纪起，教堂用白石建造，屋顶由木制的平顶改为石制的拱顶。12世纪又有新的发展，屋顶采用尖状肋拱，直入云霄，以示信徒与上帝对话的近距离；墙面采用高宽幅度的侧窗，装饰彩色玻璃；堂内大理石的石柱高耸，呈现出宗教的神秘高深。这种哥特式（Gothic）风格比较好地反映了人们对宗教的精神需求。在现代建筑出现以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哥特式的教堂耸立在地平线上，冲击着人们的视觉，象征着上帝的威严。
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观念始终存在复辟罗马帝国的奢望，在世俗社会或宗教领域，在政治版图事实上的“分”的现状中，骚动着“合”的欲望和冲动。而基督教在欧洲“合”的过程中具有精神领域的天然合法性，占领着社会生活精神领域的制高点。
1、试图建立基督教世界
在欧洲“统一”问题上，态度最明确、最坚决的是基督教。欧洲尽管自罗马帝国崩溃后，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到了近代甚至在信仰上也发生了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但上帝只有一个，信奉共同的上帝没有因为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在恪守基督教教义方面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
基督教为了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一是传教，使不信教的人信仰基督教，使异教徒改变信仰，变成基督教徒。二是强迫性，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不管有没有信徒，不管有没有教堂，先布道、收信徒、造教堂，再建立教会组织。更甚的是，当基督教觉得传教受到抵制时，“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把战争看成是上帝与撒旦的交战。三是开拓精神，为了传教，基督教不断开辟新的土地，不怕陌生、不怕艰难、不怕吃苦，了解新生事物，学习新的知识，创立新的办法，适应新的环境。四是敬业精神，基督徒为了修得来世，死后升入天堂，总是恪守教义，认认真真地做事，严谨，守规矩。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所有这些努力源自于基督教的信念，即《马可福音》所说的“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告诫人们上帝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盯着人们的言行，只有现世修行，来世才能升入天堂。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扩张性、征服性、渗透性、甚至“侵略性”可见一斑。
2、成为开放性的世界性宗教
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出走于地中海东岸，经小亚细亚传入欧洲，深根于西欧，发散至整个欧洲，进而迈向世界。基督教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地区、由区域到全球，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容纳机制。第一，基督教是开放性的宗教，它所信奉的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它的信徒不局限于某一类人群、某一个民族，所有的人都可以信奉，它的教义和宗旨声称是为全人类服务，因此基督教具有世界主义的特征。第二，基督教具有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中世纪的神学思想研究的范围不局限于宗教信仰，还涉及哲学、伦理、道德等不同民族共同面临的认识困惑，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心的问题。第三，基督教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受过系统神学教育的神职人员，教会遍及欧洲各地，新航路开辟后，基督教逐渐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神职人员向所有民族开放。第四，基督教有统一的宗教礼仪、教规、宗教节日，无论在哪儿，都按固定的方式、在同一的时间进行宗教活动，不受地域的限制。
3、孕育了欧洲近代文明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在全欧范围掀起了反中世纪、反罗马教廷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欧洲近代历史的文明，拉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大幕。什么是现代化？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观念思维科学化，这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基本的内涵，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而首要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欧洲之所以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历史门槛，走出中世纪的愚昧，是因为最先有意识地运用科学的观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第一，从学科和方法论上说，中世纪的哲学、自然科学等都是神学，神学包罗万象，人们局限于从神的角度思考一切。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碎了宗教禁锢，赋予人及人的思想以独立地位，培根便将哲学分为神、人和自然三部分，以摆脱自然与社会对神学的依附。人和自然看得见、摸得着，是客观存在，并且通过实证的方法可以论证他们的存在。那么神是否存在？如何论证？笛卡儿试图从数学、几何学的角度论证上帝的存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也试图用数学的方法解决上帝存在的问题。由于科学无法论证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上帝是否存在的命题对基督徒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信仰本身证明了上帝的存在，问题是如何说服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能接受上帝是存在的。于是伏尔泰将宗教与哲学区别开来，他认为宗教属于信仰问题，哲学属于认识问题。康德也认为神学应从哲学中分离出来。17—18世纪的思想家都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但都认为必须以思辩的方式认识上帝，相信上帝可以通过理性得到检验。由此引出方法论的变革，出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重感觉、重亲身经历；理性主义重理性思辩、重心智推理。但无论是哲学与神学的分家——本体论的争论，还是用经验的方式或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方法论的变革，都改变了“以神为本”、以神的眼光认识世界的中世纪思维，而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感觉和独立思维去认识世界，这就为人们认识世界打开了大门，尽管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归根结底，人们重新回到了以人为主的现实社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是思想解放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过程，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过程。
第二，从政治上说，中世纪是教权与王权的争夺，反中世纪就是反教权和反王权。由于中世纪教权在精神领域占优势，反中世纪主要是反教权，其次是反王权。但是，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是精神的东西，权力是物质的东西，落实到行动上，必须以物质的东西反对另一个物质的东西，在当时能与教权抗衡的只有王权，于是就表现为借助王权反对教权，于是王权得到了加强。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真正的历史作用是为资产阶级鸣锣开道，也就是说为现代民主政体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道。于是，王权代替了神权，主权最终取代了王权。现代民主政体需要落脚点，解决政治单元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治单元进行政治民主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落脚点，需要解决生产单元问题，即以家庭作坊，还是以工厂、托拉斯等单位为生产单元。前者的落脚点是民族，结果是民族自觉与民族独立，出现了民族自治体——民族国家。后者是工厂和企业，结果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民族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国家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导致区域经济组织的形成，包括国家的经济组织、经济政策、经济制度。
第三，从经济上说，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要求在政治上形成适合于生产方式的政治单元，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泛欧政治方式显然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要求，也就是说需要比教廷更小的政治单元管理经济活动。城市自治虽然适合于城市经济活动，但不适应比城市更大的经济活动范围，商品、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已经越出了城市的范围，因此必须形成比基督教世界小、但比城市大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之所以首先在西欧出现，与当时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活动范围是相关的，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不仅为民族国家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从西欧扩散开来。
结语
基督教创造了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不仅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因为它“黑暗”进而开启了近代欧洲文明的大门。《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作用作了概括。一是基督教为失败者提供庇护，为卑贱者提供机会，破除了人们高贵卑贱的观念；二是基督教组织宗教活动和仪式，规范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如洗礼、圣餐礼、告解礼（悔罪）、婚配礼、终敷礼（临终）等，形成了国家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则；三是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既奠定了《圣经》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又统一了人们对上帝信仰的认识；四是基督教是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的统治工具，神职人员和行政官吏都离不开基督教的组织体系，基督教不仅维系了精神领域的秩序，也维系了世俗社会的秩序。所有这一切赋予了欧洲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种共同的身份，这或许是基督教的欧洲观念的主要内涵。
基督教虽然是中世纪欧洲观念的精神来源，但基督教对欧洲观念的塑造无疑包含着对人性的束缚、对权力的贪婪的阴暗面，这是欧洲中世纪落后的表现。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现代化改造，特别是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刻骨铭心的敲打，欧洲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由地域、族际、文化、宗教、情感，递进为崇尚和遵守和平与人道价值观及行事规则。
（责任编辑：潇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