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提出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在大洋彼岸冷眼指出：中国可以培养出很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创新者却寥寥无几，因为中国人“无力创新”！美国国会经论证也得出结论：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钱老振聋发聩的提问，让我们开始反思教育理念，也让我们这些媒体人感受到了必须有所作为的使命感。在本刊学术顾问刘奎林教授的指导下，在编辑部同仁的大力配合下，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创新教育学》，将从2013年起，刊登在本刊显著位置上。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创造史，也是一部创新史。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创造都是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是总结人类教育创新理念、内容、方法及教学活动规律的思维科学。学习、掌握创新思维规律，指导教学实践，这对于当前创新人才的培养，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能力强、创新人才辈出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位卑未敢忘忧国。”成才之路杂志社从创刊起，成才人就以“呕心沥血，育人报国”作为座右铭。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成才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毅然扛起了“注重品德培养，加强素质教育”的办刊大旗，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副主席楚庄和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可和扶持。而今，成才人再次吹响教育创新的号角，号召所有媒体人、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我们一道，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中华民族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献出我们的青春和汗水！
——本刊编辑部
创新教育：
第二章 创新教育的概念
在我国，党和政府是十分重视科学教育的研究和实施的。1999年6月1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努力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学方法进行彻底的改革，真正做到教育为中华民族振兴服务。”
第一节 教育创新内涵
一、教育创新的含义
教育创新，是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这个概念刚一提出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在对教育创新的理解上，往往是意见纷纭、甚至存在模糊和片面的认识。
对教育创新本质的理解，也直接影响到对教育创新的实施。但由于教育创新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完整准确地下定义十分困难。早在1984年，国内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先生就在张光鉴先生著的《科学教育与相似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需要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的科学思维了。科学来源于实践，科学也来源于思维。不是吗？科学本身就是动手与动脑的产物，科学的发展也存在于一系列的假设中，提出一个问题，证实一个问题，再解决一个问题，正是由于思想认识在不断发展，从而也促进了科学的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判断与分析和内心思想的理性与智慧的凝结。人在自然界中，一方面以高度集中的精神，专注于外部世界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又以理智的思索在内心世界进行分析、综合。”
“创造发明，不仅是人的外在辛勤劳动，而且也是人的内在的科学思维，科学就是在这样的内外和谐和主客观的统一中产生并发展的。”
“思维科学不仅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内，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包括哲学、经济、教育、美术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对思维科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当我们着手进行儿童少年大脑潜能的开发研究的时候，怎么能没有思维科学的支持呢？因此，科学教育的实施必然需要前沿科学，特别是哲学、脑科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研究作支撑。
高士其先生的意见对我们理解教育创新很有启发。
其一，教育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祖国培养人才。其二，培养的人才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创新。其三，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有道德、有知识，更重要的是会科学思维，或叫创造性思维。其四，教育创新的含义中着重强调的是强化人的智慧。
那么，到底什么是教育创新呢？教育创新就是依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大胆实施教育改革，彻底扬弃旧的教育体制、教学方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重点突出素质教育、多元智能教育，以利于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创新型高级人才。简言之，教育创新可理解为素质教育、多元智能教育、英才教育。
二、教育创新的实质
1999年6月1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先客观地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强调了教育在事关国力兴衰大计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其次，在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教育战线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坦诚地披露了我国教育相对滞后的严峻现实；再者，还十分鲜明地昭示了教育要面向21世纪，要改革、要发展、要振兴的思想，并对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奠基工程的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把“科教兴国”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方针的提法，不但强调了科学与教育的紧密联系，而且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可以预言，随着《决定》的贯彻执行，我国教育事业将发生巨大的变革，科学教育实施也必将成为我国面向21世纪发展教育事业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从而揭开中国教育发展的新篇章，这便是教育创新的本质所在。
张光鉴先生在他著作的《科学教育与相似论》中指出：
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606年～1905年的1 300年间，盛行的是科举制度。在这种机制的桎梏下，熟读圣贤之书，走仕途之路，成了学子们的终极追求。这种脱离生产、脱离社会的教育，使一些读书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极大地压抑和摧残了华夏儿女从不匮乏的创造精神。1840年，西方列强的大炮击中了中国教育的致命弱点，“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演变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学为体”仍然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延续，“西学为用”实际成了灌输自然科学知识的代名词。20世纪50年代，我国教育受到了前苏联专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大学，甚至是中等学校就设立了许许多多的专业，使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成了教育的主要内容。时过而境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原来那种专以知识和技能传授为主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明显地暴露出了致命的缺陷与无奈。因此，更加深刻地认识教育的本质，从单纯地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转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上来，就成了如今的教育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建构和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系统的科学教育理论的问题。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近一百年来，对系统教育理论的构建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教育心理学了。应该说，这些年来，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门派林立，各执己见，常常让人们莫衷一是。以詹姆士（M.James）、卡特尔（R.B.Cattell）等为首的机能主义，以桑代克（E.L.Thorndike）为首的联结主义，以巴甫洛夫（Pavlov）、华生（J.D.Watson）、斯金纳（R.F.Skinner）为首的行为主义，以托尔曼（E.C.Tolman）、皮亚杰（J.Piaget）直至加涅（R.M.Gagne）、布鲁纳（J.S.Bruner）为主的认知心理学派，韦纳的动机归因理论层出不穷，实在让后学者，特别是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有一种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感觉。
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影响到我们教育改革中缺乏系统的指导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落后就要受人欺侮，就会被动挨打，近代旧中国的屈辱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今，我们的国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已经取得了独立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和技术发展浪潮的涌起，是又一次谋求发展的大好契机，抓住了就会发展，抓不住就会落后。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性的科学技术发展高潮和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不仅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是“咄咄逼人”。当今世界已跨入了星际航行的新纪元，对物质的研究已进入到微观层次的新阶段。所以，当今世界有远见的政治家、学者以及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教育理论与脑科学研究的结合，可以预期，这一结合必将对教育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中，一切文明都是智慧的结晶，都是大脑的产物！人脑是几百万年进化的成果，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系统，是最高级的器官，也是最具开发潜能的智能宝库。
诺贝尔奖得主埃勒斯（J.C.Eccles）曾经预言：“世界上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将研究脑。”国际脑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Brain Research Organization，IBRO）已经把21世纪定名为“脑的世纪”。
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高瞻远瞩，在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下，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交汇融合的形势下，经过深思熟虑，不但在宏观上提出了“科教兴国”这一跨越式发展的构想，而且在微观研究上也作了一系列极富远见的指示和决策。
1992年我国将“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项目列入国家科委组织的“攀登计划”，就是党和国家重视微观领域内基础科学研究的例证。
教育部十分重视将脑科学研究成果用于素质教育的实施中，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专门研讨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于1999年l月5日至8日以杨雄里院士为大会主席的北京香山第三次关于“脑高级功能与智力潜能开发”的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我国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科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的学术带头人50多位专家与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会议集中讨论了脑功能与智力活动、学习与记忆的大脑机制、大脑的语言功能、脑的个体生理发育原理、教育如何更好地顺应大脑的发展规律等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这次重要会议不但为我国的“科学教育”充实了最新、最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也为深入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方针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