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代也正是现代派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都被彻底地重新定义了。一场根本性的知识革命定下了新的的标准，这些标准直到今日仍然适用。某种思想或见解只有满足这些标准，才能被看做是正确的。这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由来已久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世界观。人们数百年来呵护照料并小心翼翼逐步扩大的知识图景，顷刻间就变成了与真实世界毫无关联的幻觉。新的真理标准与研究方法携手凯旋，被广泛运用于寻找真理的事业中。当然，被取代的世界观并没有完全从地平线消失，而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继续存活在理智的保留区。这在基督教的各种告解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未来是属于新思想的。这一巨大变革过程在欧洲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中表现各异，自西向东蔓延，虽然这一趋势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有些差异直到现在还可以辨别，并有着继续扩散的趋势。人们可能会联想到法国国家和政治领域强硬的政权归还俗人主义(要求政教分离)，这是由天主教与启蒙运动或者说天主教与18世纪革命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產生的。尽管有这些差异的存在，启蒙运动仍是一场席卷全欧的运动，同时也是欧洲所特有的一场运动。
启蒙运动这场知识革命的力量源泉有三个。首先经过一系列宗教战争以及十七世纪的宗教迫害，人们对于流传已久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世界观已经失去了信任。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17年发起的宗教改革使得信徒们可以直接在上帝面前承担自己信仰的责任。这使人们开始从根本上质疑教会作为救赎中介机构的合理性。天主教号称，凡人始终无法逾越其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鸿沟。后来新教高级神职人员也坚持相信教会的这一理念，只是将原本唯一的天主教教会改成了许多个较小的国家或地区教会。但是这些教会都只有宣传教育机构，而不再有救赎机构，同时也无法避免其他的新的新教宗教团体的出现。正是由于个人承担救赎自己的责任这一新教原则为宗教关系所带来的新动力，越来越多的宗教教义与仪式必须以单纯的人类作品形式出现，而不再与上帝的意愿或仁慈有关。就这一点来看，宗教纪律和宗教迫害与使欧洲大陆生灵涂炭的宗教战争一样，都是的。在新教国家，从这种放弃暴力的精神中一方面產生了实用主义的包容政治，最终甚至惠及多年来始终被视为耻辱而受尽排斥的犹太人；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设想一种对所有具体宗教都适用的对神的信仰思想(自然神论)以及一种自然宗教思想。马修廷德尔(MatthewTindal，1657—1733)在他的文章《与造物一样古老的基督教或者自然宗教再版的福音书》(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Creation；or，the Gospel a Republication ofthe Religion of Nature，1730)中就提到了这个概念。
对传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世界观威胁更大的则是科学革命，它同时也从根本上地改变了关于现实的见解或思想是否是真理的检验标准。从此以后，无论是预言、古希腊罗马权威、或是基督教作家都不能作为真理的证据，因为这些东西从未提出对真理的猜测，相反却总是使人们对那些利用它们的人產生怀疑。此外，所有见解都必须满足在全宇宙都适用的自然法则、因果关系原则甚至概率学的种种规则。这样一来，大部分古希腊罗马文学以及所有曾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关超感官和超自然世界的知识都将失去原本的真理资格。启蒙运动既不讨论泛神论或泛灵论思想，也不针对天使、魔鬼或者女巫，因为它们只是工具，让人们陷入恐惧之中、让人们变得可以被利用，妨碍人们运用自己理性。更可怕的是：耶稣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牺牲以及耶稣灵肉复活这些基督教的根本真理也失去了其可信度。此时，某一思想或见解不光要符合前面提到的各种真理标准，还必须基于精确、详细描述的理想状态下的定量观察或可重复实验，才能被视作真理。可被理解和可被检验成了真理的保证。如果某种思想或见解采用了语文学家串联主语的方法、通过推导得出结论，那么它就离真理更近了。数学证明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慢慢成为了标准方法。对现实的分析由理性演绎法到感性归纳法的转变都是在证明的范畴之内，却并不曾质疑其在根本上是否真正可行。
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最后一个冲击来自于知识的积累与丰富。这些知识自从十五世纪欧洲突破洲际后便涌了进来，向欧洲人呈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多样的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新的世界知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答案则引导人们走向了新的学术领域。美洲没有大型动物这一事实，对于传统的造物观或世俗的博物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到底是统一的整体，还是分为不同的种族呢?耶稣是否也为了那些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人们而死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耶稣为世人牺牲了自己，好让他们建立关于信仰与救赎的认识呢?一种文化，从未听说过这个对西方国家影响如此深刻的救赎故事，又是如何发展到好比中国文化那样的高度的呢?一个又一个无法用传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回答的问题，要求一种新的对于世界的解释。
对于基督教忏悔制度的不再信任、十七世纪科学改革中新的真理规则的建立以及爆炸性增长的、与传统标准不再符合的世界知识，这三种历史性根基，终于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共同造就了启蒙文化运动。传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将面对新的理性分析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启蒙思想占领了指挥高度，传统的知识则被不断检验、重新定义。对旧思想的攻击自然是建立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著作之上的，如艾萨克牛顿(lsaacNewton，1643—1727)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约翰一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Understanding，1690)。但是真正让新思想凯旋而归却是一些其他的作品，它们涉及各个领域且形式各异：从游记到小说直至大众科学小册子。以法国为例，无论是方特奈尔(Fontenelle，1657—1757)的《神喻的历史》(Histoire des Oracles，1687)，孟德斯鸠(Montesquieus，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还是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ouletters anglaises，1734)，都从各个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对旧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此时，启蒙运动最特殊的力量在于他们并不是在学者层面进行知识系统的战斗，而是将战场放在了普通群众中，通过利用作家式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写给所有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