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圣经文学乃是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中国,圣经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成绩,其关键的一环就是研究者们能否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精神相兼容。由于圣经文学是整个基督教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圣经文学必须与基督教研究的总体态势保持基本一致。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据我个人的体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而基督教学者们的成绩主要是恢复研究,即把中断多年的研究工作重新拾起来。这一阶段的成果产生得较多较快,但是深度不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1990年12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他的讲话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而言,而是包括中国的所有宗教在内,但是因为基督教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较多,也就受益良多,发展也最突出。主要成绩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学学术著作。由于有了新的养分,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可喜势头。第三阶段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时期,由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核心标志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个人的体会是:科学发展观是当前中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方针,也完全适用于基督教研究,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行圣经文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内在的一种动力。不难预料,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基督教研究和圣经文学研究,一定会取得宏伟的成绩。
河南大学长期饮誉学界,《河南大学学报》具有远见卓识,其编辑通过梁工教授约请我谈谈圣经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兹发表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圣经文学研究有助于政局的安定与反邪教的斗争。
我们可爱的祖国是一个大国,在历史上曾经数度作为强国而骄傲,她的人民曾经无比自豪,比如汉代和唐代的中国就是如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中国较之过去的确是富裕一些了,也强大一些了。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把握好了这个时期,就会获得巨大的发展,跃人世界强国之林;失去了这次机遇,就将长期蹭蹬,陷入恶性循环。然而邪教不让人民过上渐趋丰裕的生活,总是企图作乱,危害国家安全,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十多年前就有个名噪一时的邪教作祟。直到今天,那个邪教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其行径其勾当邪门邪乎的,令人不快。1999年初夏我应厦门大学詹石窗先生之特别邀请,在武夷山出席了全国道教学术研究会议,当时代表们热烈讨论过如何与邪教进行斗争的问题。与邪教进行斗争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就有过邪教问题,往往搞得历代统治者头疼。所谓邪教,就是旁门左道,是一些不正当的宗教派别。《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然后示其正法常王,遂讽人陈以直言,无施邪教命。”从世界历史上看,西方各国也有邪教问题,其危害甚至跨越国界,危害数国。一般说来,邪教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这时人们原有的价值观需要调整,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邪教就会乘虚而入。清代学者俞蛟《梦厂杂著·临清寇略》:“时逆匪王伦,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阴布其党于东昌、兖州二郡。”近人陈夔龙(1857—1948)《梦蕉亭杂记》卷一:“会京师大早,谣言蜂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邪教之所以坏,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为其头目们谋私利,敛钱财。
对于邪教,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对邪教的斗争需要一种英勇的气概,不但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还要持之以恒地与之做斗争。惟有如此,才能够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又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想,庶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督教本身就是在同邪教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基督宗教具有普世性,因而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较好的兼容性,这一特点在梵二会议(VaticanII)之后日益突出。从狭义上说,圣经文学中有着丰富的反对邪教的文献资源,值得我们认真发掘。从广义上说,倡导正当的宗教,也就同时遏制了各种名目的邪教。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依托,邪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第二,当前研究圣经文学一定要为国家的大局服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过上发达国家人们所过的那种生活,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过得更好。于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行动起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了。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中国走过的路程,改革开放是30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西方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乃是一场具有明确的理论纲领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人口数量来说,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人民远远多于当时的欧洲。或许有人会说,文艺复兴影响了不止一国,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贡献。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也不止一国,比如越南等国由于受到中国的鼓舞,也在进行改革开放,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们称为“开放改新”。而且,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它在反复实践、反复探索和不断总结中逐步完善。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所做出的科学总结。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吸取了世界上各种先进思想的成果,既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充分继承,也包含着其他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均有所吸收和借鉴。
中西之间的文化交通从本质上说,是具有动因性的文明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世界几大宗教的历史发展来看,基督宗教的传播范围要广泛些,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顺理成章,基督宗教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通,而且其动因性的积极因素极为丰厚。保罗在《以弗所书》3:7—10中说过:“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在这段引文中,关键词“安排”的希腊文作koninonia,其字面意义即是“交
通”,亦即相交、相通、分享、一同有份之意。众所周知,在圣经文学中《保罗书信》是最重要内容的一部分。《保罗书信》的语言明白畅达,幽深峻洁,颇类屈原《离骚》和柳宗元散文的神韵,不仅仅文章写得好,可以作为散文名篇来阅读,而且其生命力滔滔汩汩不绝。究其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着大量中西文化交流的动因性成分。可以说,保罗、屈原、柳宗元诸贤,国别虽然不同,却都一体高雅、峻洁、清幽,皆吾良师也。
第三,当前的圣经文学研究还有益于我国公民确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成绩显著。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历史,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人们的道德修养往往容易出毛病,比如在美国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并存的描写。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诸多作品,譬如《嘉莉妹妹》、《珍妮姑娘》、《欲望三部曲》和《美国的悲剧》等,都对经济发展中的道德沦丧做过深刻的描绘。20世纪初期的美国文学史上出现过揭发黑幕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直译为掏粪耙运动),专门暴露社会的黑暗现象,而有关作家,譬如杰克·伦敦等人,则被称为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直译为手持掏粪耙者)。追溯这个词的来源,颇为有趣,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06年的一次讲话中创造的,指那些探测别人的不可告人之秘并将之揭发于媒体者。进一步的追溯则会发现,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就使用过它的动词形式,指一类人积累了许多现世财产,贪图种种感官享受,执迷于各种世俗利益而进不了天国,只能手持一支掏粪(muck)的耙耧(rake),仰天长叹。可见天天捞钱,也就是天天持耙掏粪便也。《天路历程》是基督教文学的一部佳作,而基督教文学则是圣经文学的衍生。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的那些在黑幕后边营生的家伙,显然违背了他们祖先的理想。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大都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远大的理想,是秉持基督教伦理观的人士,历史尊称之为清教徒之父(Puritan fathers)。
再看我们的祖国。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基本内容;在伦理层面,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我在留学英国期间曾经以较多时间和精力比较研究过中国伦理道德与基督教伦理道德,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基本吻合,唯一差别在于最后的皈依。基督教皈依于上帝,而中国的传统伦理学说则没有这种要求。不过,中国学说中又处处隐含着这样的要求,只是没有明确表述罢了。比如,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基督教伦理,其内容与《周礼》、《礼记》和《仪礼》在本质上是吻合的。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归毕竟与基督宗教的伦理观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
那么,应该怎样协调二者的差异呢?就中国社会目前的性质来说,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我们对宗教徒的基本状况有正确的认识。“广大宗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是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基础。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徒放弃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逐步克服某些消极因素,发扬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既然如此,我们对圣经文学的研究就应该更放开一些,因为圣经文学的指归固然是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文学艺术本身不该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品的倾向应该间接含蓄地体现出来。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我绝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具体说来,圣经文学的篇目中只要没有违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内容,就应该得到与世界各国优秀作品同等程度的重视和研究。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整个《圣经》中没有哪篇作品能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相反,《圣经》中那些具有文学性的篇章大都温文尔雅,委婉含蓄,远比人们一般的想象细致深刻得多。比如,不同民族问的男女通婚是文化交流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今日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此类现象也时有发生,并且受到我国政府法律的保护。然而不同的民族毕竟文化背景不同,其中还有宗教差异。如何处理亲情与文化背景的冲突?《路得记》进行了一些探索,对我们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路得记》侧重描写了异族通婚时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的心境,而且由心境升华出一种诗的意境。试看其中的3:1—8: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
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
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
他今夜在场上簸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
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
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
你所当作的事。”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
遵行。”路得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
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
堆旁边。路得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
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
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这是令人怦然心跳,极富诗意的一幕!当代人读了而不产生种种联想者,恐怕是没有的。数年前,我曾经在课堂上细致地讲授《路得记》,讲到这里,学生们以为接下去的一定是路得和波阿斯双眸对视,然后猛烈地拥抱、狂热地亲吻,然后就是做爱,“二人成为一体”。不少小说确实是这样处理的,许多浪漫派诗章也是这样写的,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如此,就连我初读《路得记》时也有同样的猜测。然而事实却是另一回事。波阿斯知道路得是自己亲属的遗孀,亲切地称她作女儿,因为他比路得大许多。他遵照希伯来“寡妇内嫁制”(又称为“弟续兄孀制”)之婚俗,通过相关礼仪,办理完毕有关手续后才和路得正式结了婚。在这里,拿俄米、路得、波阿斯的心境都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圣经文学的描写竟然如此美妙!
第四,当前的圣经文学研究,还必须结合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远景与中外文化大融合这一总体趋势,予以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
不可否认,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而基督教正是那些国家的国教。在这种情形下,认识基督教的未来发展是需要勇气的,但我相信,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人一定是有勇气的。佛教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也是世界上主要的
宗教之一。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之间,古印度境内有一个小国叫作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其王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以其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以超脱生死的涅槃为理想境界。大约在东汉明帝时,佛教传人中国(一说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人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此后至隋唐时期,达到在中国发展的鼎盛阶段,并进而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以及三阶教等中国佛教宗派。佛教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以至社会风俗习惯等都有较大影响。《全唐诗》卷五二二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首诗中不难想见当时佛教的盛势。然而,就在唐朝时期,也还是发生过会昌毁佛事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下令毁佛。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五年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毁佛事件屡有发生,所谓“三武一宗”为其中著名者。所谓“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因为这几位统治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武”字,故而统称“三武”。再加上后周世宗(柴荣)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封建统治者毁佛,原因颇多,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统治者的好尚与厌恶。然而,究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未能适应各个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不过,佛教在流传中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环境,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新学说。到了禅宗之后,佛教已彻底中国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将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代基督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本色化(indigeniza-tion),我相信这场运动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我还认为,待到基督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中国就一定真正地进步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距离中国真正进步的那一天并不遥远。在此万里春风之中,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圣经文学研究,真可谓喜洋洋者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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