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遗产对欧洲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作者从历史文化出发，对欧洲理念的起源、特征、欧洲意识、欧洲文化认同作了全面的剖析。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欧洲价值体系，从而理解至今仍影响着欧洲人的文化范式和价值理念。
关键词：欧洲起源 欧洲理念 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23-29
一、欧洲起源和特征
欧洲一词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此词源自希腊，腓尼基人时期，原本与“黑暗”并没有关联。按照闪米特人的“gereb”(rb)意为“进入”，狭义指“落下”，人称太阳落下的地区为“西方日落之洲”或“西方”。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闪米特人这样称呼这个地区。希腊人则用“野蛮人地区”(Land der Barbaren)一词称其北面的不定形地区；但这个概念始终不明确，并且很少使用。
荷马时代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是腓尼基人祖先阿戈诺的女儿，是卡德摩斯的妹妹。一头美丽的公牛俘虏了这位美丽的公主。一个普遍的解释源自公元前150年生活在西西里岛息拉柯斯地区的诗人莫朔斯(Moschos)。在欧罗巴少女同这头公牛对话时，她问它是谁，要带她去何方，这个头上有角的美丽生物答道：“请放心，少女，无须害怕海浪。我就是宙斯本人，我能变成我想的任何形象。我对你如此思慕。克里特岛从现在开始将接待你和我。我们在那儿举办婚礼。你会生下我的儿子，他们将闻名天下，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吞食自己孩子的克洛诺斯神的儿子履行了承诺：克里特岛出现了，宙斯变回了他原来的样子，解开欧罗巴的衣带。时序三女神为他们准备好床铺。女孩成为了他的新娘，为他生下三个儿子拉达曼托斯、米诺斯和萨耳珀冬。
这个欧罗巴神话是否与现在的欧洲大陆有关还是个疑问。不管怎样，从公元前7世纪起到现在，欧洲艺术都还在描述这个传说中的诱骗。在委罗内(Veronese)，提香(Tizian)和廷多雷多(Tintoretto)的巨著中都能看到这一女子的艺术形象。
欧洲，这个曾经被保尔·瓦雷里(Paul Valely)称为“亚洲半岛”的地区，包括岛屿和内海，面积有一千零五十万平方公里，是第四大洲，有近七亿人，是当时世界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从大范围说，作为第二小的洲，欧洲的人口规模处于顶尖状态。而对地理学家来说，十分困难问题就是边界问题。欧洲从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欧洲与亚洲没有一条自然分界线，而仅仅通过政治区域的相加也是不够的。
从古至今欧洲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即形态与内涵的变化，这意味着欧洲在其历史发展进程各阶段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欧洲既不是自成一体，又非统一，因此给予欧洲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欧洲没有给予自己客观准确的定义。想到欧洲，人们在脑海中会浮现出不同的画面、定势及冲突。因此，欧洲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和特定人口的概念，它也涉及历史文化意识。在这方面有些人感受到了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HagenSchulze)提出了一个自身不断变化的存在与理念的集体构想。想象中的共同欧洲，这将涉及包括思想、观念、习性和文化诸层面的欧洲整体性；理解欧洲，意味着理解它的特征，这包括他我文化感知和自我评价这二个层面。
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欧洲文化的起源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曾有一次谴责亚洲的“顺从性”和“专制政体”，谈到欧洲人时，则赞美其“勇敢”、“美德”和“热爱自由”。这些评价出希腊历史学家泰西阿斯(Ktesias von Knidos)，他从公元前405年开始在宫廷担任波斯国王薛西二世的御医，国王还指派给他外交任务。根据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说法，只有在众多的共和国和有节制的王国，自由才能得到发扬。亚洲半岛西部得到了不同的评论和阐释。希罗多德(Herodot，公元前485－元前425)第一次提出“欧罗巴Europa”这一地理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一概念却不像近代和当代具有身份奠定特性。把亚洲看作是“暴政”、欧洲看作是“自由和民主保护地”想法虽然出自希罗多德，但他对之加以区别，认为亚洲和欧洲是两个政治统治方式各不相同的地区。
今天意义上的“希腊人”已不是当时的希腊人。在学术意义上，古代史里中的“欧洲”与“未来的欧洲”有所区别，而且今天不能在政治上用来确定欧盟认同。当时有上千个不同的城邦，因此对希腊城邦及法规进行理想化被受劝阻。在当时，雅典民主只针对城邦公民而言。希腊人的“欧洲意识”——即便那时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如此广泛——似乎显得精英化，并且只局限于古希腊和其地中海沿岸殖民地。
关于“欧洲”的现代观点源于早期希腊罗马时代的理念。古希腊人发掘万物最基本的要素，由此推导出普遍适用的法则。在认知的方法上，这种理论被称为“theoria”，认为，认识应当通过理性获得，并应有理有据，可以控制。对规律的寻求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哲学与实际政治中。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很快被人认识。对匀称的追求和对和谐的渴望(convenientia pariium)构成了古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348)把美看作是万物和谐，由此奠定了欧洲古典主义的开端。雄辩术和诗学是形式原则的表达方式。此外，出现了以探寻原因、起源和目的为主的思维取向。伊壁鸠鲁(Epikur)认为，理论始终要回归“本原”(archai)。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公元六世纪)把不同的物质组合看作是宇宙的起源。在这方面，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认为，世界本原是气，对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来说，水是世界本原，赫拉克利特(Hemklit)则认为，世界本原是火，而德谟克里特(Demokrit)把原子看作是世界本原，对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来说，精神(nous)是世界本原，而柏拉图则把理念和形而上思想视为世界的本原。探寻最终归属(telos)的问题自然而然的与探究世界起源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人们对正确准则的肯定。早期基督教通过人的彼岸取向，关注人的最后归属问题，认为人的最终归属是极乐世界，这一思想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原则，它在循环世界观念中找到了其表达方式，诺阿方舟和终极归属构成了这种循环方式，它对希腊思想和欧洲思想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着持之以恒的思想，在文学、哲学和神学形成了一种旨在使世界起源和终极世界统一的经典文献。在罗马时期出现的这种回潮架起了希腊与欧洲的桥梁。罗马文学和之后的欧洲文学再现这一思想。文艺复兴关注人、人的躯体、性格和肖像美术，“发现个体”，从这一反思中得到发挥和发展。除了英雄史诗、戏剧、艺术散文、历史编篡学的文学形式外，民主这一思想也源于古希腊。同法治思想一样，如所龙(Solon，公元前
640-561)的法律作品，由古希腊人发展、古罗马人确定、并从中世纪开始流传修辞学的艺术构成了西方文化的起源。而古希腊法治文化源于东方法治文化。
雅典是希腊第一个拥有自由原则(eleutheria)和自治权(autonomia)的城邦，即公民和集体拥有的政治解放权。这一城邦的统治方式摆脱诸多小国家的狭隘性，使爱琴海的小岛和沿海地区发展为海洋国家。寡头政治、富裕的各部落统治方式转变为“民主”统治方式，它包括300个最富裕、且好战斗的家属，通过阿提卡海上霸权，使之成为统一。宪法和民主的威望减弱同战争的失败有着内在关系。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公元前460-400)记载，在阿姆菲城邦被雅典人占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海军司令(公元前43t-404)被驱逐出境后，城邦国家一直还好，就像其成功的外交政策一样。
三、罗马和文艺复兴：古代文化的传承者
在文化方面暂时缺乏雄心壮志，但凭借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权力结构和一个辐射部分欧洲大陆的现代化公路系统，古罗马人实现了对外扩张，成为古代文化遗产(古希腊文化)的推进者和传承者。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间的发展，以及由此使权力由东向西进行转移，并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的过程，而是一个间接和分段发展的过程。即使当古希腊城邦被古罗马帝国吞并时，它们仍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古希腊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促使了权力由地中海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富饶的西西里岛(意大利)，这个先后被古希腊人，迦太基人和古罗马人试图统治的岛屿，不但是他们相互争夺的目标，而且变成古罗马对外扩张的催化剂。在取得了与迦太基的战争后，古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疆域延伸至“我们的海”(地中海)沿岸，包括整个希腊东部的帝国。在取得长达118年的布匿战争胜利之后，古罗马人又赢得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无限统治。凯撒大帝在高卢、日耳曼和大不列颠地区的胜利，使这些后来被认为是“欧洲”的地区归入为罗马帝国势力范围。
罗马帝国的扩张使拉丁语人尽皆知，自由艺术得以传播开来，自由艺术，即人文科学，有“三艺”和“四艺”。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指的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罗马法源于希腊法，并逐渐成为罗马人特有的精神创新财富，使之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利扩大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文明化和脱俗化的前提条件。
在6世纪以书面形式编撰而成的《查士丁尼法典》颁布于公元533年，由此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法律有效区域，即便很少一部分人知道这部法典，但都从中获益。此法典主要适用于与今日欧洲地区概念不相符合的拜占庭地区，并由此影响当时的欧洲。
源自于古希腊文化的罗马法在欧洲各阶段都具有现实意义。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476年)，罗马法对当时日耳曼统治阶层制定的习惯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博洛尼亚法学院对《查士丁尼法典》文本再发现和研究，《罗马法》的影响在中世纪盛期达到了顶峰。在十九世纪，近代欧洲私法制定的过程中，《罗马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个人权利构成西方文化体系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在帝国的拉丁语区域西部地区形成的法律和国家法制观念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成为西欧的政治体系，传统观念，保证政府的稳定及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源自罗马法的天主教法(宗教法)也成为了基督教会的守则。
作为教会的载体，教士阶层是欧洲社会的重要阶层。在这一背景下，后古代文化和上升的基督教共同发展。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将柏拉图主义引入圣经的思想，并经意大利诗人、语文学专家、早期人文主义者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得到发展，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文化的根源又再次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希腊人又受人推崇，古代文献重新被发现，被全新注释，为中世纪时期后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比如，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在其名作《维纳斯的诞生》中，生动地再现了一位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画家——阿佩利斯(Appelles)的形象，尽管作品带有其个人色彩。
在后古代文化时期，“欧洲”这一概念再次出现，但没有重大意义。旺达尔人，哥特人和匈奴人骚扰、攻击和破坏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土和北部领土。期间发生“民族大迁徙”。此后，罗马文明与“野蛮人”的“文化”融合。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把数百年来经过迁徙、入侵和争夺的领土，即从罗马帝国西部被分割出来的地区，称为“欧洲”。这一概念由罗马教皇格里高里一世(Gregor der GroSe，540-604)奠定，它是指以基督教化、并将教皇视为精神领袖的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倘若人们在后古代文化时期和拜占庭时期去界定欧洲概念，仍不能证明其较大范围的认同性。
中世纪持续不变的模式不能称为“欧洲”。拜占庭的陷落、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1453年)唤起人们重新认同欧洲的共同归属感和责任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古典文学的重新发现，使拜占庭。东正教世界融入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鉴于这一原因，苏尔坦-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对拜占庭的征服激怒了拉丁语，西方的世界。法兰克皇帝的全权代表埃尼，西欧维欧(Enea Silvio Piccolomini)在法兰克福帝国大会讲话(1454)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虽然后来东西教会分裂，罗马教皇(Pius II)把君士坦丁堡的损失看作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可耻损失，并呼吁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夺回失地。他认为，“希腊人的彻底毁灭”是“拉丁人的耻辱”。由于“太多人沦为奴隶”，所以“天主教信仰也以一种可悲的方式被人抛弃”。在欧洲，在“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自己的家园”，人们遭受凌辱。随后埃尼·西欧维欧(Enea Silvio Piccolomini)从宗教的角度提出了“公平战争”这一概念。
四、“外部世界”的影响
欧洲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强调自我，与他我文化保持距离，强调与其它大陆的对立。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欧洲也从外部世界获得许多发展的动力和促进其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这便构成了欧洲大陆为什么不能占有世界优势，企图用武力方式展现其实力、但未达到目的的原因所在。世界的起源不在欧洲，而是在众多古老的高度文明地区(苏梅尔人，海地特人，亚述人)和思想中心(亚历山大城，雅典，巴比伦)。即便“希腊奇迹”，也不是简单凭空而产生。从东方希腊接受了有价值的、创新性影响，如字母表、雄伟的建筑、叙事诗、立法、天文学和其他许多文明成就。这里还须提到的是地中海东部海岸国家、欧洲和东方一欧洲混合居民之间的互相交往。简而言之，“欧洲”历史始于希腊，这也是一种不允许的简单结论。对古希腊世界的研究也应包括东方文化。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从外部经济和文化地区，欧洲大陆获得如此众多的成就，以至人们似乎忘记被誉为“欧洲科技铁路”的伟大丝绸之路。它从中国到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经阿斯特拉罕，通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陆桥向基辅(乌克兰)，再通过克拉科夫(波兰)、布雷斯劳(波兰)、莱比锡和埃尔富特(德国)直到北海。通过这一贸易之路，不仅丝绸进入罗马帝国，而且茶叶、罗盘、面食、马镫、马颈圈、方向舵、水闸、火药、瓷器、纸和印刷品等也被运至西方。研究旅行者和贸易旅行者，如威尼斯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与远东帝王建立了联系。在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上，亚洲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相互认识，并沿着这条路线进行货物交换。
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欧洲内和欧洲同远东的经济交流不断增加、具有行业结构和市民执政特点城市的扩大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再发现，给欧洲大陆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在引进知识的基础上，印刷术技术得到发展。1450年美因茨(德国)金匠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ln Gudenberg，1400-1468)通过活字印刷术印刷了第一本圣经。著名印刷家，如安特卫普(比利时)的博兰廷(Christoph Plantin，1514－1589)、巴塞尔(瑞士)的阿么巴赫(Basilius Amerbach，1523－1591)以及奥格斯堡(德国)的拉特多尔特(Erhardt Ratdolt，1443-1528)都从外来知识的接受中获益。如果没有引进的原料和其加工知识，欧洲出版业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发展。
欧洲同样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深远影响：公元711年，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公元632年)谢世后，穆斯林(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当倭米亚王朝(Omaijaden)被阿拔斯王朝(Abbasiden)所取代并实行统治，倭米亚的一位王子流亡至西班牙，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阿拉伯的统治区，在政权巩固后，这一统治区便成了东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天文学、星占学、数学和医学经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影响欧洲大陆，并接受伊斯兰世界的财政制度，特别是印度的“阿拉伯数字”。通过阿拉伯人，欧洲人认识了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在13世纪后期，源于东方国家的纸币由蒙古人传人到其近东部的统治区域。霍亨史陶芬·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开明地面对伊斯兰教世界，他会说一口纯正的阿拉伯语，维护教会所厌恶的伊斯兰人的生活习惯，通过其“关于猎鹰艺术”论著，让欧洲人更加了解穆斯林人更为先进的放鹰行猎方法。
13世纪，在伊斯兰文化影响下，马术师阿尔布兰特(Albrant)在那不勒斯写了一本关于马的药典，在卡尔斯四世(KarlⅣ，1316-1378)的要求下，此书在布拉格被使用，并借助印刷技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得到传播，其手稿较大程度上展现了一位兽医论著的成功接受史。
如果没有阿拉伯文化影响，人们不能想象欧洲的中世纪。它们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经法国和英国传至德国，推动欧洲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地中海并不意味着东西文化的阻隔，而是一个活跃的空间，作为媒介，连接着伊斯兰文化通向欧洲之路。这不仅适用于中世纪，而且也适用于古代文化和对希腊地域有着积极影响的东方文化。 约翰·戈特弗里德·荷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在其《人类历史的哲学观点》(1791)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文化是所有民族的共同作品。文字和数字体系等伟大成就都不是出自欧洲，在这方面，欧洲实现文明化需要来自东方的外来宗教，吸收犹太文化的传统、东方的拯救思想和宗教神秘崇拜，如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也被视为一种融合宗教。欧洲领土面积是很难被精确界定的，更不用说它的文化和法律边界。欧洲依靠吸纳、交流和传播文化而得以存在。在那里，保守的“城堡”思想没有意义。
五、基督教的欧洲：和平与统一?
在1593年罗马出版的意大利人凯撒·里巴(Caesare Ripa)的《圣像学》一书中有关于欧洲特征的描述，奥格斯堡的版本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欧洲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认为：欧洲胜过世界任何地区，唯独这儿有着真正的宗教和上帝，艺术百花争放，智慧广泛传播；世界上最有权威、最重要的王侯，特别是皇帝和教皇都在欧洲。除了艺术和知识领域外，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也在这里落户。这种认同意识逐渐变成欧洲智慧、技术和艺术的对外输出，奠定欧洲基督教的扩张意识和传教意识。欧洲人这一要求与欧洲大陆的统一愿望相互结合，由此导致欧洲对外侵略扩张。
鉴于统一性和多样性互动特点，欧洲统一有三大著名的阶段：一是希腊一罗马天才时代“完成的欧洲统一”，随着古代世界的消失而结束；二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依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基督教思想实现的“欧洲统一”也随之终止；最后在实现欧洲统一的努力中，也因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所致欧洲内战和之后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灾难(1914-1918，1941，1945)而破裂。作为过渡政治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加快了欧洲的政治发展，给这个时代留下“意识形态时代”和“极端时代”的烙印，通过宣传方式起到催化作用，并试图使基督教西方摆脱被视为现代异教的无神论布尔什维克主义。
地貌特征、生活方式、语言及文化习性多样性阻碍了欧洲的政治统一。与此相反，作为无所不在的永恒力量，基督教的福音无一例外地超越所有非基督教传统的民间文化。基督教福音具有普世性。与东方一神秘宗教、罗马帝王的膜拜以及希腊，罗马世界相比，基督教这一“西欧的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新事物”自身证明是成功的，是维持罗马帝国统一、奠定认同的世界观。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区分上帝国和世俗国家，以此为教会摆脱世俗国家的问题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上帝国家和世俗国家的并存对欧洲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使其避免东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状态，即既存在神权政治，这种统治模式以上帝意志及法律证明权力，在“上帝国家”中建立政教的合一统治，又存在集权政治，即教会的世界的权力掌握在统治者一人手中。
罗马主教升为教皇，克罗维(Chlodwig，公元498年)的洗礼和卡尔(Karl der Groge，公元800年)的皇位加冕，构成了罗马，拉丁传统和罗马一日耳曼传统融合的几个阶段。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作为罗马帝国继承国新帝国的“精神中心”。对日，耳曼人来说，皈依基督教意味着进入了地中海的文明世界，被接纳进欧洲的起源地。基督教对欧洲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而它的发展表现出非常矛盾的方式。古典文化遗产的流传，西方文化精华保护与创立，与宗教分裂、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法庭是对立的。
基督教很难被视作欧洲经济增长及和平发展的原因。它既非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宗教(基督教主要思想是反资本主义)，亦非和平运动(“你们不应该臆测，我来到这里，是要把和平带到这个地球上。”马太福音，10，34)耶稣带着剑来到地球，传教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强暴行为。可怕的屠杀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基督教的历史，在基督教传教名义下，不间断地从欧洲开始的“圣战”变成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强盗行径，并在19到20世纪达到了顶峰。这些战争对被征服者实施强制传教，奴役被征服者，破坏其文化。在这些侵略行径合法化上，基督教起到了一种具有灾难性的危险作用。从中世纪对异教徒，对反基督教义的“异端邪说”人(如阿尔比教徒，异教徒，希伯来人，吉普赛人)的毫不留情的屠杀，到二战时期对欧洲犹太人工业化式的大屠杀，欧洲的基督教历史可以说是一片血腥史。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把基督教分裂为对立的两派，这给欧洲带来了宗教上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在第三个千年之际，基督教不再充当对立角色，这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无疑是一件幸事。有宗教冲突就不会有政治统一，不论是北爱尔兰边区的宗教冲突还是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政策，都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显示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