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于《许三观卖血记》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与生存哲学吸收借鉴了诸多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并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二者达成余华式的汇通。本文分述了作品主题层面的基督教情怀（苦难、喜乐、平等），并由此推演剖析作家余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情怀。余华在许三观身上赋予了类似耶稣基督的牺牲精神和救赎方式——担当和直面苦难，以爱和饶恕坚韧喜乐地生存，向读者昭示出在人世之厄中的突围之路。
关键词：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基督教；人道主义；喜乐；平等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5）06010902
《许三观卖血记》中，表面上客观沉静的叙述者余华实则在深沉的“苦难书写”中表达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流露着自身独特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而在文本细读中，笔者不断发现《许三观卖血记》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与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通过进一步研究余华相关的随笔、访谈录及演讲等资料后，可以确认余华对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吸收借鉴，例如对余华影响颇深的几位西方作家、《圣经》及《马太受难曲》。 从许三观对待苦难的方式，他人生历程中体现的“爱”“担当”等人生观念，以及贯穿整个作品的重视“人”个体思想和生命的观念中，都可以发现很多与基督教思想的相似之处，这是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作家余华基督教情怀的展现。同时，余华依然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上，运用写实手法和民间叙事技巧，发扬中国文学传统的含蓄、内敛的审美风格，表达出作家眼中的中国人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变革的特殊感受。因此可以说，他独特的创新和转化实现了一种中国传统与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价值更“接地气”的融合。本文试从作品主题层面的基督教情怀（苦难、喜乐、平等）入手，推演剖析许三观人生历程的书写者——作家余华的基督教情怀。
一、“苦难”主题
“苦难”，无疑是《许三观卖血记》的一个重要主题，这部作品也是继《活着》之后，余华在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形成的苦难观的集中展现。作品以许三观的连续卖血为线索，来结构其一生经历的各种苦难及其与苦难的抗争。在富于创造性的叙述方式背后，余华藉着他笔下的人物对于苦难的态度再一次获得了创作上的升华。
处于中国城市社会中最底层的小人物许三观，生存愿望和生活方式都属极简，仅仅是为了确保自家人的生活本身而已，也即是余华所讲的“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不论是与社会大环境构成的冲突，还是与邻人产生的道德伦理冲突之于他都很罕见。对外老实和顺甚至对高过自己的势力本能地“低眉顺眼”，对内是一派大家长的姿态，可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安分守己者。然而，在许三观这个人物身上，余华对生命之苦的渲染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许三观命运中苦难被艺术化的手法安排得过于密集，理想、抱负、地位……所有这些人类常有的欲望都在不断涌来的苦难中被剔除得一干二净，人与命运之间的碰撞只剩下生与死最直接的对视。
余华始终不遗余力地描述着生存的艰辛，但是他笔下的许三观拥有一种他个人的化解苦难的方式——以韧性和乐观承受并最终超越和消解了一切的苦难。可以说，许三观的最动人之处就是开始了与苦难的主动抗争。许三观直面苦难，忍受苦难，更消解苦难，于是，读者也能在其低微琐屑的生活境遇和接连不断的悲惨遭遇里看到些许明亮、温暖、动人的幸福颜色，虽不浓烈，但却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基督教信仰中，耶稣早已向门徒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因为不愿因为代赎负罪而与神有哪怕是短暂的隔绝，他的心中也曾充满恐惧——“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而虽然不乏恐惧战兢，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却这样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1]坦然受难的耶稣是基督教对苦难态度的最好诠释者，没有逃避和除去苦难，而是承担并直面苦难。
同样的，卖血是许三观用以挣脱困境、承担并战胜苦难的唯一方式，而在这个具体可感的行为背后，就是许三观对家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由此而焕发的牺牲精神，正是这些许三观并不自知的情怀构成了一种可敬的人性，从而助益他完成着对苦难的最终超越，这种超越里，有着理解万事之后的超然。在极致的生存境遇里，他的形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他正视苦难的乐观态度也成为了整个民族甚至人类集体精神力的代表和象征，并承载了创作者笔下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即“去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二、“喜乐”氛围的晕染
在苦难观上，基督信仰所倡导的人对苦难的真正指向是重视对苦难的回应，而不是对起因的执迷。苦难的终极成因与人的自由意志有着很大关联。上帝出于爱赋予人类的自由是人的精神自由，这要以对上帝的信仰作保障，不是可以自由地犯罪，而是拥有顺从圣灵的能力，从而不犯罪的自由。然而，人类以为由于拥有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使得痛楚和苦难在人世倍增，人类自食恶果。
因此，这个被邪恶损毁的世界之所以仍就存在，是为着证明上帝的怜悯而非残酷。正如英国作家C.S路易斯所说：“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认识到痛苦作为“扩音器”的价值，知道痛楚可以催促自己亲近上帝——上帝启示这个世界并非真正乐园，信徒可以凭信心领受将来的新天地，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因信仰的对象喜乐。这不是鼓吹逆来顺受或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也没有暗示人要享受痛苦、自我虐待，而是强调人应瞄准最后的结果——上帝可以怎样有效使用人经历的痛苦。信靠上帝任何时候都在掌权，而不是凭私意解说苦难，并相信痛苦可以因值得信靠的对象而转化。不论在怎样的境地，都能心有盼望，忍耐坚持，达观平和，这种喜乐是超越艰难处境和理性局限的内在平安及力量。
在这部作品中，暴力、死亡、残酷等元素虽然依旧存在，但显然已不是文本所要表达的主题，相反，个体生命的善、爱与幸福追求，道德和正义等富有人文内涵的精神力在小说里开始成长并逐渐占据主体位置，以致通过余华时而幽默的笔触，读者始终感受着一种在余华此前作品中从未感到过的轻松和乐观。诚然，这种幽默可以被解说为是在强化和反衬背后更大的辛酸与残忍，但这样的幽默也可能有着余华关于基督教“喜乐”观念的个性表达。而读者也终于看到余华的第一次带喜剧意味的结局，这表明余华赋予许三观类似于基督的牺牲精神和救赎方式——爱，向世人昭示了一条走出生存危局之路，让读者在余华式黑暗、残酷的小说世界里开始看到些微光明、希望，以期通过许三观的受难与仁爱焕发人的精神动力。
三、关于“平等”的探寻
小说中，许三观一直追求的平等就是在他所属的小城里和邻人及熟人一样的平等。余华对许三观式的平等说：“当他生活极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然而生活没有给许三观朴素的平等意识所期待的那种“平等”。“做乌龟”是许三观经受不平等的集中体现，此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做乌龟”越来越发展为“做乌龟王”。在小说尾声处许三观说：“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2]这就意味着纵然许三观一生都在追求平等，历经磨难步入老年后也终于悟出人生本就不是平等的。这亦与基督信仰类似——自从人类始祖因犯罪而堕落，这个世界本就不再是处处“平等”完满的伊甸园，这是悖逆邪恶的世界，所以基督信仰中才反复告诫门徒“在这世界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也不满意这个世界，因此才有新的拯救计划使人能经历救恩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许三观不见得了解这样的概念，但他在自己的经历中形成了朴素的类似意识，而且他最终对此欣然接受。读者可以看到许三观对“做乌龟”的态度的转变，他从因自尊和平等受辱而介怀抱怨到逐渐地自觉担当、甚至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担当和付出，平不平等最后已经不再重要，自我的颜面已经不再重要，他在不自知的状态下以“爱”进行自我主体对家人的投射，在这一过程中不但给养了妻儿，也更丰满了自身的主体人格。
余华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作家应该关心真正的人，在写作中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余华着重强调的悲悯情怀，是他在创作中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立场[3]。同情之眼使余华能够捕捉到生命中的爱、善以及寻常人在患难与共的生活中所展现的温情。这种凡俗百姓的温情不够崇高热烈，然而恰是这种内里朴素本真的温情，在苦难对人的压迫下，作为最具人性的鲜活力量，慰籍着普通人的生存。
深沉的苦难书写和重生命思想来自于余华射向平民生活的同情目光，也体现了作家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许三观强力地告诉我们，即使在人世之厄中，因为牺牲精神、仁爱精神和担当苦难的胸怀，人也能够向善而坚韧地生存，也因此，这部作品能够被称作是表明对人类的诚爱和信任的人道主义佳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圣经[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2000.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