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为江苏未来五年发展确立了“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纲领、总目标、总任务，而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既是“聚焦富民”之根基，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江苏能否卓有成效地促进城乡居民增加收入，关键在于能否瞄准短板、发现难点、抓住重点、精准发力。
一、江苏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短板
自2006年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第一发展导向”以来，江苏城乡居民增收取得了明显成效。十年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与京津沪浙四省市相比总体靠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另一方面，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城乡居民收入还是不够相称，一些地方老百姓收入还不高；比照京津沪和近邻浙江，江苏城乡居民收入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还有不少短板需要下大力气补上。
最大短板：江苏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偏低。从城镇居民收入来看，2015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四位，较上海、北京约少30%，较浙江少15%。其中，工资性收入分别少30%、31%和10%，对总差距的影响力分别为60.5%、64.4%和38.0%。上海、北京是直辖市，主城区覆盖范围大，历史上地区类别就远高于江苏，工资基数与水平是江苏所无法企及的。而浙江民营个私经济相对发达，以规模以下工业为例，2015年浙江有80.21万家，而江苏只有42.05万家，仅为浙江的一半多一点，浙江个私老板远多于江苏；浙江人口规模远小于江苏，就业状况相对优越些，居民就业层次和工资薪酬水平也就整体高于江苏。从农村居民收入来看，2015年江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平均为上海、北京的一半，与浙江和天津分别相差38.8%和27.3%，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分别均超过100%。
关键短板：与浙江相比江苏城乡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过大。江苏高收入人口比例低，低收入人口比例高，明显拉低了全省平均水平。以农村为例，浙江全省高收入农民过半，江苏仅占三成，比例较浙江低20.4个百分点。2015年，浙江嘉兴、宁波、舟山、杭州、绍兴、湖州农民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以上，六市农村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51.2%；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农民收入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以上，而五市农村人口仅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30.8%。江苏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温州、台州均属各自省份的平均收入水平地区，农村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1%、28.1%，江苏比浙江低5个百分点，平均收入水平与浙江相差26%。浙江金华和江苏盐城属于本省偏低收入地区，两市农民收入各低于本省4%和3%，农村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8%和10.2%，比例大致相当。浙江全省低收入农民仅占一成，而江苏超过三分之一，比例较浙江高24.8个百分点。浙江丽水、衢州农民收入平均低于全省24.2%，两市农村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10.5%；江苏宿迁、连云港、淮安、徐州农民收入平均低于全省18.3%，四市农村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35.3%。正是因为高收入人口比例低，低收入人口比例高，使得江苏农民收入平均水平整体下移，低于浙江。
短板之三：江苏城乡居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不及浙江。浙江城乡居民家庭较早走上了亲商重工之路，2015年全省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三产业收入比重分别为68%、44%，人均分别比江苏多1639元、1591元；第二产业收入比重分别为29%、26%，人均分别比江苏多1074元、583元。江苏地势平坦，耕地居多，农民家庭传统农耕理念相对较强，2015年农业收入比重为52%，高出浙江22个百分点，比浙江多1029元，但浙江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二、三产业总收入是江苏的1.6倍，比江苏多2158元。
短板之四：与浙江相比江苏农村养老和离退休金还不高，各類社会保障程度相对较低。江苏农民转移净收入多于浙江，但养老金收入明显少于浙江。2015年，江苏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51元，比浙江多585元，高出浙江28.3%，主要原因是江苏外出打工农民比例高，人均寄回或带回家里的收入1106元，比浙江多538元。而作为转移性收入主体的养老金，江苏却比浙江少很多，全省农民人均1432元，比浙江少858元，低37.5%。江苏各种社会保障水平如退休养老金、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低保标准等普遍低于浙江。2014—2015年三年间，江苏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人均每月比浙江少126元。江苏失地农民达到退休年龄享受的养老待遇，也明显不及浙江，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对失地农民实施农保转城保的养老政策，退休可享受每月最低1500多元的城镇养老保险金；江苏苏南地区虽也实施失地农民农保转城保政策，但享受金额明显低于浙江，苏州地区每月只有800多元，常州等地每月为700多元，而全省其他大部分地区退休失地农民只享受每月仅300元左右的养老补助金。此外，江苏农村基础养老金也普遍低于浙江。
二、当前江苏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难点
世界经济复苏的艰巨性、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今后一段时期江苏城乡居民增收的总体步伐。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出口大省，也是中小企业大省、人口就业大省。经济的平稳发展与企业经营的正常运转，才是保就业、促增收的蓄水池、稳压器。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依旧艰难，江苏经济发展正处在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阶段，回稳向好的基础还不够牢固，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这为今后一段时期稳定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增添了一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性收入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逐渐受限。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明显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多数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经营困难普遍增多的情况下，居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提高的速度和空间将明显受限。
城乡居民增收渠道还不够宽广。目前，江苏城乡居民增收渠道相对单一，增收途径仍较有限。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近八成靠工资性收入和养老、离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的刚性增长，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分别约为11.8%和9.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中，六成多靠工资性收入和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的刚性增长，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分别约为33.6%和3.2%。
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依然较为艰巨。近年来，江苏各地采取多项政策措施，加大了对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促增收的力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连续六年快于城镇居民，城镇低收入群体增收步伐有所加快，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和高低差距逐步有所缩小。但应该看到，江苏城乡居民之间和城镇居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比较明显，低收入群体增收主要依靠政策措施，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足，城乡分别约有六成左右人群的收入水平尚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三、当前江苏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发力点
为深入贯彻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打好“聚焦富民”主攻仗，党代会闭幕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繼出台了《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见》和《全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行动计划（2017—2020）》。当前，在凝心聚力狠抓落实的基础上，全省上下应认清国内外形势，瞄准发力点，在攻克短板上求突破、见成效。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工资是居民收入的主体，对带动居民整体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富民增收的主要发力点应瞄准工资增长，全方位提高各阶层工资水平，缩小与高水平省市的差距。主要途径包括：一是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壮大实体经济，提升就业层次，造就更多更好就业岗位。二是着力拓展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多高端就业岗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融资租赁等新型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产业。扶持发展小微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三是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方式和途径，重点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和低收入、弱势困难群体为主要对象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四是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职工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
大力推进创业富民，提高居民自主经营性收入。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返乡下乡人员创业，鼓励各类有专长的能人创业，政府部门应积极搭建平台，开辟各类群体的创业园和示范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落实创业财税优惠政策，努力为创业者优化创业环境，从而形成全社会自主创业的浓厚氛围。
加快苏北农村居民增收致富步伐。继续加快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积极壮大苏北经济薄弱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富民带动力；全面推进确权赋能，挖掘现代农业增收潜力；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拓宽增收新渠道；进一步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增强农业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快低收入地区居民增收步伐。
重点帮扶困难弱势群体增收脱困。逐步提升低保对象生活保障标准，积极推进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及早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强化社会救助托底功能。统筹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为基本，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衔接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发挥红十字会、慈善会、基金会等示范作用，促进人道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功能互补。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