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脱钩”特征，表现为美国经济稳定增长，而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中美双边贸易联系不断弱化，双边直接投资非对称性特征明显。通过分析发现，市场因素和美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因素共同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化发展。最后，就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对我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关系 脱钩 经济增长 贸易 直接投资引 言
“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期间，基于资源优势和经济战略互补，中美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不断加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紧密的互补性经济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2010年起美国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稳定，复苏势头明显，2010—2012年，美国GDP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然而，与以往中美经济的紧密挂钩情况不同，近三年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像以往那样带动中国的出口与经济增长。201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为12.9%，比2010年下降了3.6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美出口持续弱化，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近年来持续下滑，从2001—2006年的21%下滑到近三年的17%左右，2013年前三季度，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减少至2 118.8亿美元，同比下降15.8%。
可见，近年来中美经济的“脱钩”特征比较显著，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是否 “脱钩”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2007年8月，高盛亚洲研究团队最早提出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放缓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可能性不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已经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新兴经济体不依赖发达国家经济也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与2007年的“脱钩”现象所不同的是，危机之后的中美经济“脱钩”是以美国主动疏离中国经济为起点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去中国化”重构的背景之下，美国通过培育内生经济增长能力以及重构国际贸易体系主动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那么，中美投资贸易关系“脱钩”的具体特征是什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美经济“脱钩”程度的加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由此所产生的负面冲击？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特征
1. 中美双方经济增长趋势不一致
从中国“入世”以后到国际金融危机这段时间，中美双方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同时，经济增长的紧密性和一致性特征明显，从图1可见，在中国“入世”以后的近10年内，双方经济增长方向高度一致。由于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网络中的高端地位，所以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更多的表现为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方毅、王雄威、桂鹏：《中美经济“脱钩”还是“挂钩”？》 [J]，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8期，第21-28页。}，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挂钩”关系的不可持续性。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稳定提升，GDP虽然具有较大的季节性波动，但年均增长在2%以上。但是，与美国经济稳定改善趋势相反，中国经济增长率近三年以来显著回落，2012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与危机以前双方经济增长的紧密性和一致性相比，2010年以来美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开始逐渐降低。
图1 中国与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徐以升，单景辉.中美经济脱钩[R].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经济金融，2013（58），2013-06-24.
2. 中美进出口贸易联系弱化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同时，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首先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见表1）。2001—2006年期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统计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前的阶段，美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便会相应增长6.5个百分点。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出口增长与美国GDP增长逐渐脱钩，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和出口依存度持续降低，到2012这两项指标已经下滑到了“入世”以来的最低点。就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方面来看，也与出口的情况相似。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中美双方贸易“脱钩”的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贸易联系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表1 中美进出口贸易比重与贸易依存度（2001—2012）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单位为%。
3. 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不对称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促使美国对外投资格局发生了显著调整，总体表现为美国资本从亚太地区等新兴经济体逐步回撤，同时对本国和相邻的加拿大、墨西哥的投资快速增加。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放缓最为明显，我国成为美国制造业“回巢”的重点流出区域。201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4%，比2010年放缓0.8个百分点。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增速下降10.3%，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12.7%，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21.5%，下降幅度居主要投资东道国之首。虽然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比2011年有所增长，但从整体趋势来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的比重在波动中不断下降{冯明：《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趋势、结构与障碍》[J]，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5期，第106-120页。 }，到2012年，该比重为2.8%（见图2）。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额为40.5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20倍，同时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比重不断提高，由2007年的0.7%提高到2012年的4.6%，增加了近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美双方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项卫星、王达：《论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J]，载《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第10-16页。}。图2 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比重（2001—201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绘制。
综上所述，与危机以前中美双方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一致性相比，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美经济关联程度开始逐步弱化，自2010年以来，中美经济“脱钩”特征愈加显著，表现为：美国经济在波动中稳定增长，而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中美双边贸易联系不断弱化，双边直接投资非对称性特征明显。经历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经济发展由“进口——消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国内制造——消费——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对于内生增长驱动能力的大力培育，首先需要资本回流本国，为此，美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重点是从中国等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收缩投资，以扩大在本国或周边地区的投资规模。随着内生经济力量稳定增长，美国制造业产品自给率大幅提高甚至向周边出口，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大幅放缓的IT电子产品和电器设备领域，对中国同类出口产品的替代能力大幅提升，这对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中美贸易联系持续弱化。可见，美国经济虽然稳定复苏，但总体上并未惠及中国经济。
中美经济“脱钩”的原因分析
1. 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缩小{米建伟、陈强：《美国制造业“回巢”的原因及其影响》[J]，载《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第4-8页。}
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上升，美国要素成本的绝对或相对下降，综合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成本来看，中美要素价格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制造业要素价格优势逐步丧失。
从土地价格来看，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地区外资投入量持续提升，可用工业用地空间越来越小，从而拉高了外商投资成本。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大幅高于美国。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土地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如在美国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当地政府甚至可以为大项目提供免费用地。
从能源成本来看，近10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价格累计上调10余次，累计涨幅约40%，且存在进一步上涨的预期。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的能源价格优势大幅提升，促使美国天然气价格在国际上获得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并进一步推动煤炭、电力等综合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美国正重新获得能源成本优势。当前，美国工业用电的平均价格约合人民币0.4元/千瓦时，而中国工业用电电价约为0.9—1.0元/千瓦时，美国还不足中国价格的1/2。美国能源成本的比较优势促使化工制造业等能源消费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目前，中美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差距较大，但这一差距却在不断缩小。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而美国经济近年来的低增长则造成工人失业和收入停滞不前，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缩小了劳动力成本差距。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05—2010年，我国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增长了约150%，而同期美国仅增长15%，两者之间的比值从41∶1缩小到19∶1。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中两国制造业平均薪酬比值已经从2001年的26倍下降到2012年的6倍。
据测算，中国制造相对于美国制造的综合成本优势将从2000年的25%下降到2015年的11%。可见，随着两国制造业成本差距的缩小，中美经济互补优势将逐步淡化，导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不断下降。
2. 美国跨国公司回流本国
从制造业综合成本比较来看，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土地和综合能源成本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而且劳动力成本也相对降低，因此，“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不断得到强化，加上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重振制造业优惠政策，美国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全球生产布局，一些跨国公司将原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项目转投本国。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调查数据，总部设在美国的、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中，有48%表示愿意“回巢”美国。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108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调查也显示，有14%的企业明确打算将部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正在考虑为回流采取措施。从行业部门来看，这些回流的跨国公司不仅涉及IT电子等高科技产业部门，也涉及化工、机械、电器、汽车等传统产业部门（见表2）。例如，苹果计算机公司尽管在中国已经拥有众多的生产组装工厂，还是决定把一条苹果电脑生产线移至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不断收缩在亚洲地区投资，同时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不断扩大乙烯和丙烯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的产能扩大可以为美国创造3.5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跨国公司投资布局调整和制造业回流表明：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因为美国资本回流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将更注重国内制造业振兴以及北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更多地被从北美地区进口所替代，同时美国与中国同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加剧。表2 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的代表性事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收集整理。
3. 美国产业与贸易政策因素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将重振制造业作为恢复美国实体经济和拉动就业的重要依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制造业投资。从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 、《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还通过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为推动跨国公司资本回流本国，美国政府正在谋求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取消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此外，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吸引外资投资的政策。例如，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出台了包括贷款、资助、债券和减免税收的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并可以按照各企业的特殊需要“量身定做”合适的优惠条件。从以上政策措施中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政策环境与金融危机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全面的改善，这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迅速增强。
从贸易政策方面看，美国一方面积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并促进本国产品出口；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政策体系。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不断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先后对中国的钢铁、轮胎、风电设备、光伏组件等多个行业部门实施了贸易制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直接帮助美国公司与海外分销商牵线搭桥，并维护美国公司利益，在未来两年内为中小企业提供100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融资。从全球贸易制度体系来看，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正被更多的区域贸易体系所取代。美国目前致力于构建的TPP和美欧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都不包含中国。随着美国制造业复苏和TPP、TTIP制度框架的构建，美国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更多地从国内供应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则更多惠及TPP国家和TTIP国家，在TPP和TTIP进一步达成之后，考虑到中国加入TPP的巨大难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面临游离于一个包含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之外的贸易格局，而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一大半。这样一个横跨两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包含中国的新贸易体系一旦成立，必然会加剧中美脱钩{徐以升、单景辉：《中美经济脱钩》[R]，引自《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载《经济金融》2013年6月23日。}。
此外，美国消费“去杠杆化”调整也是加速中美经济“脱钩”的因素之一。在金融危机以前，旺盛的国内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危机以后，随着美国政府和居民收入的减少，相应地消费“去杠杆化”调整十分明显。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家庭收入中值从51 100美元下降至51 017美元，比2007年的衰退前峰值低了8.3%。在危机发生之前的2005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95%；而净储蓄率为-1.8%，到2013年上半年，美国联邦政府消费支出和总投资下降1.5%，美国民众的储蓄率上升为4.4%。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和居民消费收缩趋势还将持续进行。随着美国市场需求增速的减缓，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也将随之放缓，这也是导致中美贸易呈现出明显“脱钩”趋势的重要原因。
综上可见，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综合成本比较优势不断下降，同时美国的相对成本优势逐渐提高，这导致了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区域不断收缩。危机以后，美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振兴本国制造业，并通过国际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构建“孤立”中国的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主动弱化中美经济联系。在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双重驱使下，中美经济“脱钩”在所难免。
我国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同时，美国经济增长已经逐步丧失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双方贸易联系不断弱化、投资非对称性特征明显。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的加快与美国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美经济竞争交集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产业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中美经济脱钩的问题，及时采取政策措施，避免中美经济“脱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调整制造业与贸易发展战略，力争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
1. 重视中美经济“脱钩”的影响，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与制造业产能的提振，一方面美国国内需求将更多地由本地制造所满足，另一方面美国产品出口将不断扩大，“美国制造”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效应将逐步显现，为此，中美经济脱钩，尤其是双方贸易“脱钩”趋势将愈加明显。目前，美国是我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国，如果美国市场对我国的进口需求持续降低并逐步抢占我国在第三国的出口市场，势必给中国出口稳定增长造成较大的障碍。因此，我国应重视中美经济脱钩的负面影响，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一方面要加大对美国市场的深度挖掘，在稳定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细分美国需求市场，发掘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积极拓展对东南亚、拉美、中东、俄罗斯、非洲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此外，要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推进多边、双边贸易合作，消除出口障碍，化解中美经济“脱钩”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冲击。
2. 加快企业国际化步伐，以对外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为拉动本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到国外建厂开展装配生产，带动国内上游产品的出口，或者通过承包工程加大了钢铁制品、各类机械、塑料制品等各种建筑材料及日用消费品的国内采购量，带动出口增长。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境外投资带动贸易增长。因为随着国内各项要素成本不断升高，我国的跨国公司投资逐渐转移到其他国家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走出去”也是绕开针对中国产品贸易壁垒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中国要充分利用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政策机遇，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通过收购海外研发制造企业，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要加快本土企业 “走出去”步伐，以投资促进贸易增长。
3.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贸易制度
当前，美国TPP、TTIP等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的构建，将使美国经济复苏通过贸易渠道更多惠及框架内成员，这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中国也必须与国际接轨，从贸易制度环境着手，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当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审批通过，作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很多地区具备开放经济体制创新的基础条件，因此，要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并加大财政有效投入，加快整合现有载体资源，提升贸易服务管理水平，推动建立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开放型经济。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