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有些人被人寒碜还没有意识到,还在为无法有效转变成社会有用财富的“账面总资产”而沾沾自喜
目前海内外有一个共同的偏见,必须引起警惕:对中贸易摩擦是中外贸易收支失衡的必然产物,而中外贸易收支失衡格局不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的大幅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强调的经济“再平衡”就是中国对外收支的再平衡。为此,中国应该采取一切的必要手段来改善自己对外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伴随上述这样值得商榷的“基本认识”,内外学界、业界和政界甚至社会的一般人士又产生了下列一系列的“误解”。比如:
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国,出口的第二大国,继续贸易顺差,躺在外国人“支付”的财富上是再说不过去。这就是一种贸易顺差是“利”,贸易逆差是“损”的错误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殊不知欧美很多发达国家长期就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状态。那里的老百姓为自己能够选择更多的、海外市场才能低成本生产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感到自豪和愉悦,很多企业通过“外包”能够得到更多价廉物美的生产零件而感到获益匪浅。
另外,更有煽动力的说法(可能心底里自己都觉得别扭)是今天美国双赤字,国家借钱,民间也借钱——它们已经开始变穷,这场金融危机会让它们变得更穷;而中国在危机中已经将自己拥有的美元对外债权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位,所以,中国客观上是世界最富的,中国应该多花钱,多承担世界经济格局失衡调整的国际义务。中国真是很富,美国真是很穷吗?我想这种危险的“偏见”是对国际收支指标的解读上存在严重的误读所致。虽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大国,这只是货币化后在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数据。
殊不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它们每年在海外形成的净资产规模能够为它们今后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它们的投资扩张会不断给它们带来持续稳定的海外投资收益的增长,这些盈利格局是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远远赶不及,不得不为此望洋兴叹的。再加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产权和一流的创造知识产权的教育体系,而且,500强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美国籍”的,它们拥有的品牌效应随时都可以让它们创造出货币价值来。
同时,美国最大的受益来自于它的大市场所支撑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庞大的美元“铸币税”不仅给它带来“直接”的收益,而且也带来了能随时向下调整它对外债务货币价值的“间接”利益。即使不看这些,再回到最基本的3万多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让我们这个“被人讲成”富裕的国家感到提升国家实力的紧迫性,毕竟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只有三到五千美元,还没有像美国那样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可以在最佳的货币价值时代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提高全社会或个人生活质量的财富这样的能力,至少目前来看还十分微弱,我们的实力几乎全反映在货币化后的账面上了。
一个还在发展阶段要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和一个基本人人都达到(至少相对中国而言)高收入水平和拥有丰富的、暂时没有货币化的无形资产所组成的国家,来比较账面上“总财富”的多少,真觉得是一种富人傲慢十足的表现——“有意”在寒碜把家底都亮出来了这样诚实的穷人。可悲的是,我们自己有些人被人寒碜还没有意识到,还在为无法有效转变成社会有用财富的“账面总资产”而沾沾自喜。
所以,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中国今天“高储蓄高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它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的“高消费高创新”也是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自然形成的格局。至于中美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过度”的现象,从而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改善的空间,我认为这也是存在的,尤其这场危机后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两国目前由“内在的”经济基本结构所决定的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格局(我不认为这是问题,而是世界合理分工、取得双赢的必然结果),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贸易摩擦来硬性扭转,对中国而言,今天只有促进发展和效率改善的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其中“病态的”结构性贸易收支失衡的问题。美国也同样如此,下面我还会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又有一部分人认为,中美贸易逆差的总量占美国总逆差规模的32.8%,所以,中国只要把对美出口总量控制下来,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就会大为改观。殊不知中美双边贸易的萎缩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如果美国想摆脱损失,它可能就要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贸易伙伴,如果能找到,美国贸易逆差数量就不会减少,美国同样快乐,只不过这样规模的替代者很难找到,于是美国就要做两难的选择:要么拿起保护主义追求形式上的平衡,要么正视国际分工的格局,探索“后危机时代”能够给世界带来双赢的美国的“比较优势”。因为现在是民主党时代,更倾向于保护本国的“弱势群体”,所以,对外贸易摩擦势在必然,而且程度会不断升温。
还有不少人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结构,需要双方国家政府采取同方向的政策措施。比如,美国应该提高对中国进口的关税,或者对中国施加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的贸易战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中国则应主动让人民币增值,或者放弃贸易补贴政策,或者采取自律性地控制出口数量等,只有这样,才会改变中国市场对美国的依赖,才会带来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动力。
这里,我们先不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做更多地深入分析,只想根据以往日美、日韩贸易战的经验评论几点:那就是这样的方法美国在和主要贸易的伙伴的摩擦中都程度不同地运用过,但效果非常短暂,即使出现了某种长期效果,也是和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初衷有很大的背离。比如,日元增值非但没有改变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格局,反而让日本经济进入了深重的泡沫经济和崩盘带来的漫长的经济低谷时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这主要是人们常常混淆了“周期性”贸易收支变化和“结构性”贸易收支变化的本质上的“差异性”。结果没有花力气去改变“结构”,而主要用政策手段去和“周期性”的内在变化力量进行抗衡,最终效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