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研究范式是传纪研究。传纪研究体现了现代性知识学的特质，其作者中心论来自主体论哲学，生平经历事实决定文本意义的观念来自实证主义认识论。这一切在20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的“新红学’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传纪研究的学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用因果论和决定论处理作者生平事实与写作、文本意义的关系，因而忽视了写作的创造性和意义的超个人内涵。关键词：传纪研究；现代性；主体论；实证主义
大多数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相信，文学文本的生产者——作者——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者。作者作为意义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决定着意义的类属性和呈现方式；而传纪则以经验事实的客观形态提供了关于“作者”这一主体的内涵，因此传纪的研究被认为是文本意义诠释的依据和入口。在文学研究领域，充斥着大量的以署名作者的生活经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比如各类文学史大都以作者的署名来标识文本的类型或意义形态。这构成了现代性知识学语境下文学研究的一项权重比例最大的课题：传纪研究。
一、传纪研究之“传纪”
传纪研究起源于关于作者的意义创造主体地位的信仰。在版权制度形成之前的古典社会中，作者署名早已成为文学文本之存在的一个功能性的标识。比如严羽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就表明了古代人关于署名对风格的专属权力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诗学》则用荷马或希腊悲剧家的名字标识摹仿行为的各类形态。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文学文本与作者的生命经验之间并无决定论的关系，他们更多地还是在特称名词的功能上使用作者的名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究作者的见识，如对“感物”的强调；王夫之甚至声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在他们眼中，文本意义是对宇宙生命之气的表现，作者的经历是获得这一意义的条件，而不是这意义本身，因此传纪在中国古代文论家手中并非文本意义的决定者，因为作者只是一个从自然中提取出意义来的人的名字而已，这种作者观与传纪研究关于作者系意义创造者的观念还很不相同。
以作者独特的生命历程为决定性元素解释文本意义，此乃传纪研究的基本学理品性，而这一学理品性的成型需要关于个人主体性的论证。因此我们看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纪研究是在现代性工程设计者们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现代性倡导个性解放意味着文学性书写挣脱了神学一元论意义的束缚，个人生命经验因此取代神学的超验性价值规定成为文学文本阐释的依据。前现代性时代神学意识形态对全部意义进行了一元论和决定论的预设，于是个人及其生命经验不可能充任意义的源始，它只能是预定的普遍性意义的表述工具。在从笛卡尔到康德的现代性工程设计者手中，个人的主体性才开始取代神学的普遍性意义预设。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理性为人类塑造了一个作为一切意义来源的最具“自明性”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说：“我们将现代主体定义为：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已为普遍性的代表。”个人的主体性是启蒙的开端，也是全部现代性工程的开端。在文学场，个人主体性不仅激发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同时也开创了一种作为主体性个人的作者对意义生产的终极支配权，并迫使上帝把文学文本意义的决定权移交给了作者。文学批评家们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的这一变化，他们随之将学术观照的聚焦点从文本与存在的关系转移到了文本与作者的关系。
最早系统地撰写作者传纪并以之为文本意义解读依据的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这位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坚定奉行“镜子说”；在他看来，文学是“现存的客观事物和实际进行的活动的一种公正的再现”。他甚至否认虚构和想象在文学活动中的功能。所以，在他的《诗人传》以及诸多的莎士比亚评论中，作者生活状态和社会事件成为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来源。约翰逊博士有意识地为诗人作传，这实际上开创了作者崇拜及传纪研究的文学批评思潮。
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以一种更为激进的姿态把作者崇拜推到了极致。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它把文学文本的意义全部归于作者那超凡脱俗的“心灵”。浪漫主义者们坚信诗是诗人心灵的表现，他们将“激情”和“想象”视为诗人独有的禀赋，正是这独有的禀赋使得诗人的作品有了诗性的品质。济兹甚至认为，诗人天生具有一种“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city）。这能力使他专注于自己的心理世界，从而展现人类心灵的隐秘内涵。雪莱写道：“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表现了连自己也不解是甚么之文字；是唱着战歌而又不感到何所激发之号角；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待到唯美主义者出世，这种对诗人无限崇拜的“天才诗学”更是显现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傲气质，诗人在“文学场”中的主体性也逐渐演变为一种审美伦理，生成为救世的教主。
对后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康德美学在作者主体论问题上与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是相通的。康德的“判断力”是人的一种先验性，判断力的活动即审美游戏，因此审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表现。“美的艺术必然地要作为天才的艺术来考察”，“美的艺术只有作为天才的作品才有可能”。康德美学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一道借助于主体论哲学制作了一幅诗人君临大地的图景，它把作者推到无所不能的地位上，形成了传纪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作者崇拜。
近代自然科学的胜利使得19世纪知识界对实证主义方法趋之若鹜，作为知识生产场域的文学研究也开始接受实证主义的统治。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与浪漫主义天才诗学的作者崇拜结合，形成了一种以作者生活经历为客观事实进行文本意义阐释的文学研究新范式。该范式将现代性工程中的主体论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融为一体，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传纪研究：以设定作者的意义创造主体地位为前提，细致地考据作者的身世，在经验事实（作者的生平）与文本意义之间建立具有诠释功能的因果关系。
圣伯夫的文学批评实践意味着传纪研究的完全成型。圣伯夫的作者研究是要建立一种以“性格类型”为内涵的“精神家谱”。斯达尔夫人和泰纳也曾经致力于用实证主义认识论来为作者的精神提供因果论的解释，他们把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精神”当做作者心灵内涵的来源。但是圣伯夫不相信历史哲学关于宏大的历史主题的解释，包括所谓民族精神的解释，尽管他同样认可作者的主体性地位，也认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圣伯夫宁可用具体的事件来解释作者主观精神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他的兴趣大多明摆着是在生平方面，圣伯夫建立理论时十分注意根据遗传、体质、环境、早年教育或重要经历来系统地进行传纪研究。”圣伯夫细致地考据作者生命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大至家庭成分、文化教养，小至日常起居、交友等等，由这些传纪事件推理出文学文本意义的具有决定论功能的来源。所以韦勒克说：“他首先根本不是文艺批评家，兴趣多半放在传记、作家心理及社会史方面。他一向混淆生活与艺术、人品与文品。”圣伯夫或许像中国古代文人一样相信“文如其人”，相信评判作品只能以作者的人品为依据。圣伯夫所开创的传纪研究体现了那个时代欧洲人文学术界构建实证主义人文知识生产体制的知识学诉求。就像孔德设想的“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一样，圣伯夫希望有确定性的客观事实为意义的阐释提供证据。圣伯夫的文学批评在欧洲的巨大影响使得传纪研究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界势力最大成果最为斐然的一种批评学派，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体制化意味的文学研究范式。20世纪初期，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用传纪研究的方法对19世纪欧洲文学进行完整系统的反思，创造了传纪研究的又一个典范。同圣伯夫一样，勃兰兑斯在讨论19世纪大师们作品的内容时，首先是详尽地描述作者的身世，尤其是其中的重要事件，然后依据这些生平事件对应性地阐述文本意义。勃兰兑斯让“评传”成为了最普遍的文学研究样态。19世纪后期以来，大量的作家评传流行于文学研究领域，比如安德烈·莫洛亚的《屠格涅夫的艺术》、《普鲁斯特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