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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钢琴音乐研究偏重于技术分析和主观体验，亟需引入实证主义研究，以严格的数理分析进行因果推论，在观察体验中引入定量分析，实现经验论与实证论的有机结合同时，要注重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内在统一，进行跨学科研究，通过学科的交叉探寻新的研究方法，实现方法融合与创新。
关键词：钢琴研究：方法论：融合：创新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肇始于赵元任1914年创作的《和平进行曲》，百年来，学者围绕中国风格的钢琴创作、钢琴演奏、钢琴教育、钢琴发展史、钢琴音乐美学、钢琴文献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纵观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论述，大多数的研究偏重于实践层面，如钢琴创作技法、演奏技巧、教学方法、曲式结构、作曲家及其作品、演奏家及演奏风格，形而上的思辨研究凤毛麟角。虽然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独创性，一些成果立意不乏新意，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观照中国钢琴音乐，也就很难产生出大量独具探索性、系统性、内生性的研究成果，这对于中国钢琴学派的学科构建无疑是一个极大缺憾。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存在的研究方法缺陷，为中国钢琴创作、表演与教学研究丰提供新的发展视角.
一、经验论与实证论
钢琴作品属于人的精神产品，因此一直以来，钢琴音乐研究多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为主，钢琴作品的音乐学分析主要涉及音高、旋法、节拍、节奏、音阶、调式、曲式等本体分析，近年开始有人尝试社会一历史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的介入性研究，以求对作品的艺术风格有较为全面地把握，正如于润洋先生所说：“音乐学分析则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但由于“自变量”与“他变量”之间的疏离关系是固有的，研究者虽然竭力以“置身事外”的客观立场来研究钢琴作品及其实践者，但仍然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因素在制约着研究者，使他们不可能直达钢琴作曲家、演奏家和教学者的内心深处而与他们“合而为一”，将他们的内心感受和真实想法“复制”般地进行精确表述，因此，只能以尽可能接近客观、但永远无法超越客观的视角和立场，对钢琴作品及钢琴家进行“变形解读”或“客体化解读”，这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永远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可以说，对同一首钢琴作品或钢琴家的每一次解读，都是主观的，所不同者在于主观的份量多少而已，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属于经验论的范畴。
为避免个人意志和情感好恶介入到研究对象中，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采取不同的方法论，最显著的倾向莫过于提倡综合性研究，将音乐学的分析方法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美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融合，试图客观而全面地再现钢琴作品的生成背景与人文精神，还原历史事实、接近历史真相。例如，冯效刚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嬗变进行了音乐文化学的解析，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实现了音乐学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其他还有蒿佳杭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钢琴艺术之文化特征》、张燕南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钢琴音乐与钢琴教育发展》等，尝试从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的角度，对钢琴艺术进行多方位研究，揭示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下中国钢琴艺术的内在逻辑性。这样的方法论固然可以逼近客观事实，但是，音乐作品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结构关系，并以物质的、数理的方式加以呈现，如律制、力度、速度、和弦、曲式等，无不与数理逻辑有密切关系，因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也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中。
当代，部分学者尝试以数理逻辑的视角来诠释钢琴作品与钢琴家，通过实验和数据来揭示钢琴作品的内在特征，例如，秦川在《论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宫调游移和五度关系功能逻辑》一文中，通过对王建中《云南民歌五首》、《变奏曲>与《百鸟朝凤》、丁善德《第二新疆舞曲》与《简易练习曲》、储望华《翻身的日子》等中国钢琴作品的宫调、音阶特点的数理分析，揭示出在音高材料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音高排列顺序不同而呈现不同宫调的宫调游移现象，使隐藏在作品中多变的色彩性音响和非功能和声的五度关系功能逻辑成为音乐发展以及音高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大小调以调性为中心的中国风格钢琴音乐风格，这种围绕逻辑中心的多变音响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结合，成为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的象征。其他还有秦川《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与演奏的五度关系研究》、粱志强与谢志文《钢琴击弦过程的数学建模》、周为民《我国钢琴演奏心理学研究中基于试验方法的思考》等，以其扎实的数据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给人以诸多启发，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将音乐的诸要素予以量化，为侧重于形象思维和归纳推理的定性分析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和统计分析，提供事实依据，其抽象思维和演绎推理恰是定性分析所缺乏的。”然而目前，这种基于数理分析的定量研究少之又少，极不利于对我国浩瀚繁多的钢琴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未来亟需加强。另一方面，艺术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联姻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内在的数理逻辑无法完全触动人的情感这块天然的壁垒，思想情感和心理感受是无法完全量化的。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存在，人们对于音乐作品的体验是主观的这一事实始终无法改变，使得音乐研究始终无法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性学科，“一方面，音乐中的情感因素可以脱离一切理性法则的约束，但与这种纯粹的自由状态相伴随的却是内在动力的缺乏和方向的迷失；另一方面，对绝对抽象主体的迷恋，导致对一切外在事物和现实因素的拒斥，其结果是在否定音乐情感价值的同时使人性的‘自我’意识在音乐中彻底丧失，内在的主体性异化为外在的客观性，音乐在多为‘自主’、‘自律’的旗帜下，几乎变为少数人手中无关乎他人听觉感受的智力游戏”，这是音乐研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音乐作品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艺术化表现，人的情感变化有着必然的客观物质基础，科学与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在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中都需要发散式思维，而在实施过程中则需要严谨的逻辑发展与呈示。因此，在进行中国钢琴音乐研究时，笔者提倡经验论与实证论的有机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服务于共同的研究目的——将钢琴作品的本真特征还原在听众面前，由听众进行评判和接受。在具体的作品分析当中，要大胆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尝试以严格的数理分析进行因果推论，在观察体验中引入定量分析，研究中国钢琴音乐视域下的人（作曲家、演奏家、评论家等）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天然关系，深入揭示中国钢琴音乐的物理属性与人文属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在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研究中，尤其要参照中国传统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同时要加强实证主义的历史分析和功能分析，消弭经验与实证之间的边际差异。
二、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
中国的钢琴音乐研究因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些治学传统，偏重于整体性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于宏观的视角，追求宏大叙事，但往往忽视中观层面、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对个案研究的热情，研究广度有余而研究深度不足。许多研究者对整体性、宏观性的主题乐此不疲，甚至动辄以“中国的”、“世界的”来命题研究。笔者尝试以“中国钢琴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在178篇相关论文中有97篇为宏观性论述，有54篇为介绍性、新闻类和评论文章，只有27篇属于个案研究（其中钢琴作品教学研究7篇）。学术研究犹如建造桥梁，个案研究犹如一根根的桩基，共同支撑着宽敞的桥面，供上面的车辆行驶和路人行走。只有将中国钢琴学科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个个地解决，才能够获得对中国钢琴音乐的整体性认知，才有可能构筑起中国钢琴学派的学科体系。
个案研究不等于“碎片化”研究，因为整体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森林是由一棵棵树木组成的，科学研究就是在一次次的个体实验和观察中而发现新的元素，这种元素很可能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具有共性的、整体的作用力。客观的说，每一个个体中必然包含了特性和共性两个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一个个的钢琴作品分析，揭示其共性特征，找到整体性的发展规律，这是由具体到宏观的必然路径，否则必然空洞无物，进而陷入虚无飘渺的漩涡中。例如，吴明微在硕士学位论文《戏曲音乐元素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运用》中，通过对具体的钢琴作品分析，探析了戏曲音调在中国钢琴练习曲、独奏曲和伴奏中的运用，揭示出作曲家吸收昆曲、京剧、豫剧、川剧、越剧、花鼓戏等戏曲唱腔的具体手法，进而探讨戏曲曲体结构、板式节奏等要素在钢琴作品中的运用特点，认为戏曲艺术与钢琴艺术的结合，为戏曲音乐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推进了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发展。个案研究如同医学“切片”透析，也犹如生物学之解剖小麻雀，可以以小见大，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之上，成为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其他相关案例有王珺《中国钢琴协奏曲<山林>研究》、窦青《元素移植与语境重建——论赵晓生钢琴练习曲中的“中国钢琴语境”》、向乾坤《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散板音乐》、宁勤亮《中国民歌主题钢琴变奏曲研究》等，其研究深度足以证明个案研究的价值所在。
个案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调查数据的筛选，具体在中国钢琴音乐研究领域中，首先要按照作品的观众接受度、人物的社会认可度、表演风格的独特程度、课堂教学的利用价值与可操作性等要素，来确定研究对象，保证研究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次，还要关注艺术风格的个性化程度，因为钢琴作品的艺术个性决定了它的存在价值，凡是在钢琴音乐发展史上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钢琴作品，其技法运用和文化内涵必定是独特而新颖，具备引领作用，这类钢琴作品我们尤其要关注。此外，在开展研究时，还要对最能体现作品特点的技术元素进行深描式的解析，技术分析要达到足够的深度，避免泛泛而谈。
当然，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不应当仅限于个案研究，因为它还只是个别的现象描述或研究线索的提供，或是揭示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还不能确定彼此的因果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发展。我们的目的最终是要达到整体性的客观认知，探寻普遍性的原则或属性，因此，中国钢琴音乐研究还需要加强整体性研究，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研究体系，达到“宏观——中观——微观”的动态平衡。如图所示：
整体研究的优点在于其全局性的学术视野，将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入到社会大背景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给予考察，从具象到抽象，做出形而上的思辨，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前瞻性指导。因此，在研究具体的钢琴作品或相关人和事之时，要将研究对象放在中国钢琴发展的时代背景中，不要拘泥于具体的技法特点，而是要思考钢琴作品各构成元素的历史演变和审美指向，探析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向，这是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研究过程。
三、新的视角：交叉学科与边际效应研究视角的不同，会对研究方法的取舍产生直接的作用，尤其是学科交叉所带来的学术边际效应，会极大地改变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从而得到新的体验，得出新的结论。在钢琴音乐研究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大量的西方钢琴作品和作曲家、演奏家，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习俗、思维的差别，我们不可能以局内人的视角而达到应有的研究深度，更无法与欧美音乐学者的西方思维方式互为镜像。我们生活在东方文化语境中，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就产生了以中国人的视角对西方钢琴音乐进行解读的种种努力，笔者将之称为中国语境下的西方钢琴音乐研究，如周为民《西方钢琴教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理论解析》、芝汀《萨蒂钢琴作品的语言风格及结构原则》、熊辉婧《论德彪西钢琴音乐的东方色彩》等，尽管使用的都是西方音乐术语和艺术思维，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仍旧脱离不了中国文化语境所带来的制约，必然带有对西方钢琴音乐的本土化解读，出现新的结论和新的研究思路。
与此同时，中国钢琴作品也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推广，一些研究者开始将这一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中，这其中也包括国外学者对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产生了Richard Curt Kraus的专著《钢琴和政治在中国：中国中产阶级在西方音乐中的抱负和挣扎》、王文《来自西方的中国风——外国作曲家创作的中国风钢琴曲选格》、麻莉《齐尔品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最初成果的影响》强等研究成果。这种对中国钢琴音乐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笔者将之称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国际化解读，其最大优势在于将中国钢琴音乐放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将中国钢琴音乐与西岗钢琴音乐进行横向文化比较，从新的视角和立场揭示中国钢琴音乐的内在特质，赋予钢琴作品以新的艺术魅力，推动人们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全新认知。
然而，个别研究者囿于自身研究水平和现实的利益需要，撰写的论著仍然延续着传统思路或方法，看似创新、实则少有新意，研究论断的简单化、同质化、平面化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终究无法探得中国钢琴音乐的本质特征。为避免这种主观意味浓厚的研究取向，我们不仅要改变固化的研究思维，激发研究者的探究精神，更要站在国际交流的角度、观众的角度、作曲家的角度、演奏者的角度、教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钢琴音乐，其中，观众的角度是永恒的主题，观众的接受与否是钢琴作品传播的唯一条件。为达此目的，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将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相结合，如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声学、音乐观众学、音乐经济学、音乐生态学、音乐科技学、音乐符号学、音乐治疗学等，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音乐学学科本身，特别是其一系列子学科本身，在性质上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忽视甚至放弃不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缘和交叉点上寻找学术的生长点，那么，在我看来，真正意义的‘创新’恐怕是很难实现的。”研究者要密切注意新兴的边缘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大胆利用它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抓住各种可能的学术边际效应，打开新的学术视野，探寻新的研究方法，从而促进中国钢琴音乐学科的跨越式发展。结语
以往的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以经验主义为主，主观体验和定性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实证主义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则可以有效弥补其局外观察的不足，以数理关系和定量分析的手法揭示钢琴作品的内在发展逻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个人主观引入的介入。但是，这种纯粹客观的实证研究却无法触及作品背后的情感变化和创作动因，因此，经验论与实证论的有机结合便成为当代钢琴音乐研究的必然选择，在具体的作品分析当中，以严格的数理统计进行因果推论，在观察体验中引入定量分析，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辩证统一。同时，要从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来观照研究对象，消弭经验与实证之间的边际差异。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还要注意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内在统一，由具体的作品分析支持整体的宏观研究，探索由特殊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的研究路径，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的金字塔式的研究体系。此外，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还要变换视角，在学科的交叉渗透中探寻新的研究方法，积极利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方法论的融合与创新，打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促进中国钢琴音乐学科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