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现代性 古史辨 顾颉刚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东周、秦、汉古书所载古史是由神话、传说演变而来，推翻了2000多年来人们所崇信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从而引发了一场以顾颉刚为代表、以疑古辨伪为学术旨趣的古史辨运动。学界在评论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或“古史辨”时，主要侧重于论述中国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胡适的“实验主义”以及日本的近代史学思想对顾颉刚的影响，基本没能从整体上将顾颉刚与前代疑古学者在疑辨古史时所体现出来的史学理论及方法之差异做出概括性的说明。因而，目前学界关于“古史辨”的评述，不仅低估了顾颉刚的史学理论及方法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创造性价值及其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意义，而且还极易造成一种假象，以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传统疑古辨伪中固有思想与方法的一个简单翻版。
本文旨在表明：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进化史观是进化观念在历史认知上的体现，而进化观念又是在线性不可逆的现代时间意识中形成的时间观，它有别于传统社会所盛行的循环、倒退的时间观，本质上是现代性意识的体现。科学理性的认知观是认知主体的现代性意识在认知方式上的体现，它主要表现为科学、理性等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取代宗教神学、政治权威等传统因素成为知识获取的主要凭借。这种现代性的认知观，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知识获取的主要手段。如卡林内斯库所理解的现代性正是这样一种认知观和方法论：“现代性既是一种心智结构，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知识是通过假设和验证取得的，求知的过程理想地说应摆脱任何外在权威与体制(包括科学共同体本身)的专断，同时也应摆脱个人信仰与偏见的固执。”。所以，贯穿于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进化史观、历史演进法、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假设与求证的方法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顾颉刚的现代性史学观念、思维与方法说明：“古史辨”的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显然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崔述、今文学家康有为为代表的传统疑古辨伪之学。顾颉刚在运用其现代性史学观念与方法时，也表现出不当之处，对此，当有清醒认识。
一、进化史观：顾颉刚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
作为现代性核心观念的进化史观是顾颉刚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近代以前，国人总是倾向于把理想社会遥寄于蒙昧之初的上古时代，以为尧、舜、禹是圣贤帝王的典型代表，尧、舜、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体现的是一种历史退化的观念。而退化的历史观念是伪书、伪史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梁启超所言：“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伪书的传播必然导致伪古史知识的流传。伴随着西方进化论学说在19、20世纪之交传入国内，进化史观开始成为国内史家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观念基础。在进化史观的影响下，因退化的历史观而形成的伪古史知识开始遭到普遍怀疑。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思潮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兴起的。对此，顾颉刚曾有过回忆：“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而他之所以会怀疑古史，“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为了推翻因受退化历史观的支配而层累地编撰、造成的非信史，顾颉刚以进化史观为依据，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4项必须打破的传统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与顾颉刚以进化史观作为依据怀疑中国旧古史系统进而引发“古史辨”不同，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崔述、晚清今文家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思潮主要是在尊经卫道观念的影响下兴起的。如钱穆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在晚近今文家而大盛。’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汉学，是作为宋、明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主旨在于以求实务实的东汉古文经学的文籍考释传统对抗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结果却走向了整理、考据儒家经籍与其他文献的道路，并以汉儒之说作为标准，凡与之不合者则视之为伪。崔述亦是在尊经观念的支配下从事疑古辨伪工作的。钱穆在1935年为《崔东壁遗书》作序时曾指出：“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此崔书之要旨也。”不过，崔述尊经的根本目的在于卫道，即卫护其理想中的“圣人之道”。顾颉刚曾指出：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彭明辉也认为：崔述从事疑古辨伪及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而是要推翻‘传记’，回到‘六经’，以保存理想中的‘圣人之道’。”康有为从事疑古辨伪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但此二书对于康氏而言，并非为了考证古史，而是为其维新变法寻求历史依据。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试图表明东汉以来为统治者尊奉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皆王莽改制时由刘歆伪造而成，其目的在于恢复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不过，康有为并不因此相信今文经书所载即为上古信史，而是将其视作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很明显，康有为写作二书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古人之口阐发自己的改制主张，为其推行的社会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康有为此举被顾颉刚批评为实乃“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
虽然，康有为也将西方进化论学说掺入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承认历史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但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进化观仍然带有循环论的影子，在彻底性上不及顾颉刚的进化史观，而且他过分热切的现实变法用意，使得进化的观念恰好成为他以己意打扮历史的工具，顾颉刚则是从学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