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论述的范围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当代文学史、类文学史及专题史的撰写，兼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当前的文学评论。“连环比较”是指大陆← →台湾，台湾← →香港，香港← →大陆。比较内容有文学研究的背景、文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文学制度、文学论争、作家的结构，还有表现形态、文学史专著和论文中体现的文学史观等。
大陆← →台湾
1.两岸文学关系的解冻来自政治空气的缓和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以往之所以对台湾文学完全不认识，是因为这块神秘而陌生的文学领土属禁区。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大陆对台湾的了解不再处于封闭状态。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大陆开始研究台湾文学之日，正是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时。这场对台湾文化、台湾文坛乃至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波的思想撞击，也成了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和参照系。
在1977至1978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厘清了三十年来“庙堂”文学与“广场”文学两种不同路线的发展。虽然这是一场文学见解上没有交叉点的战争，但乡土文学论者要以“乡土文学”作武器冲击社会、改变西化文风的做法，这正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为“正确”的创作方法以及“工农兵文艺”有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些观点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大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台湾文学研究走向。在大陆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差不多都有“海外关系”，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台湾有亲友的封祖盛，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台湾文学，他那筚路蓝缕的代表作《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①，重点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共十二人，现代派作家三人，这种重视乡土派轻视现代派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早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局限。
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产生同样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中国国民党为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为与岛内“宪政改革”取同一步调，也为了在国际上改变其僵化的形象，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便于1991年4月30日正式宣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由此划上句号。这表现在两岸文学关系上，便是承认大陆“文联”“作协”的合法性，不再是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②中所说的“伪文联”“伪作协”，也不再以“通匪”“资匪”的罪名加害于陈映真一类阅读大陆文学作品或与大陆文人哪怕是间接接触的作家，从“法理”上确认两岸文学交往的合法化与正常化，放弃50年代确立的“文艺反攻”目标，不再大力宣传和提倡向中共作战的“战斗文艺”，这对于降低两岸作家的敌意，缓和两岸文学的紧张关系，促进两岸作家的往来及各项交流的向前发展，从而催生出一小批研究大陆文学论著，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两岸关系刚起步时获取对方的文学资料非常艰难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国内（大陆）找资料几乎不可能，因而求助于海外作家，由聶华苓等人提供帮助。台湾对大陆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是依靠旅美的台湾作家传递信息和资料。1979年4月中旬，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约请海外文化人共同策划“伤痕文学”特辑。后来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剧变，大陆文学热由兴起到衰落，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前进与曲折。相对于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步伐迟缓得多，成果也乏善可陈。总的说来，台湾对大陆文学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对本地的文学研究。
大陆的高校中文系，普遍设有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一旦台湾文学研究开展起来后，便有一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教师加入这个队伍。这些开设台湾文学选修课的教师，集中在闽粤和京沪等地，后来全面开花，连延边大学的学者也出版了厚厚的台湾文学史著作。③
延边大学学者研究台湾文学，是出自教学的需要，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开始却是一种个人的偶然行为，后来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转向自觉的选择。以“社会科学院”而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继堂，是最早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开疆辟土的前辈学者。他们研究台湾文学，并不像对岸同行认为是奉了谁的指令然后从事这项工作。恰好相反，他们进入台湾文学研究这个行列，完全是一种机遇，如刘登翰是在1980年，福建的福州海关感到历年来从境内外寄来的书刊积压很多，依照形势的变化，需要派人进行审查和清理，该发还收件人的不扣押，该宣布扣押的不归还，于是通过有关部门希望福建社会科学院派人审读这些印刷品。正是在审读中，刘登翰第一次看到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和港澳的武侠小说，并由此开始了台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④。至于原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古继堂，在“文革”中因“造反”被关押，后来对他的处理放宽，从限制其行动自由改为“罚”他去整理安全部门存在的大量的台湾报刊资料。在整理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文学，这为他后来编作品选和撰写台湾文学史奠定了基础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偶然”的选择，仍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大陆正在开展两岸交流，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和人才。
从事文学研究，如无资料做基础，便成无米之炊。大陆在刚起步时如前所述获取台湾文学资料非常艰难，台湾学者要搜集大陆的文学资料，同样受到多方限制。如不是在特殊部门工作，根本无法接触，像曾在中国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周玉山，其情况有点和北京的古继堂类似。他之所以能较早从事大陆文学研究，是因为其任职单位从特殊管道购进了大量的包括文学在内的大陆书刊，有一般大学中文系所没有的“禁书”。正是靠这些公家采购来的所谓供“匪情研究”的书刊，周玉山才出版有《大陆文艺新探》⑥《大陆文艺论衡》⑦等著作。
大陆每一省市几乎都设有“社会科学院”，台湾没有这种县市一级的“社会科学院”，相类似的倒是有“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一直走的是“民国”路线，离现实社会甚远，他们从不把台湾当前文学创作问题当作主要研究目标，再加上“文学”又没有从“文史哲”中独立出来，因而他们不仅在研究台湾当代文学而且在研究大陆文学方面，都没有在当代文学批评大厦的建构方面，起到丝毫的添砖加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