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大多关注《边城》的乡土色彩和时代性,对其民族性着墨不多。其实,乡土色彩与民族性具有密切的联系。离开了民族性,乡土色彩就会面临淡化甚至难以成立的风险。因此本文着重探究《边城》语言所揭示出的民族性。
【关键词】地理环境;节日;歌唱;人性;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它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1]本文所探讨的民族性是指苗族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特定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
文学的民族性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这样的论断在《边城》作者沈从文身上无疑可以得到充分的论证。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凤凰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南端,人口近40万,其中苗族约占50%,土家族约占8%,汉族约占40%”。[2]
从数据可知,凤凰县是以苗族为人口主体。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非苗族的其他民族想不与苗族这个民族产生联系是十分困难的,这里的联系内容广泛,既包括工作联系、生活联系,也包括血缘及精神等方面的联系。沈从文来也不例外。他的身上就流淌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这一点因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自认有一部分苗族血统而得以确认。
同时,沈从文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也与苗族发生了诸多的联系。他在私塾学习时,是一个并不安分守己的学生,经常逃课。每次逃学后,他在城里到处瞎逛都能看到更多的新鲜东西:例如,“‘强壮苗人脚踹石碾手扶横木左右摇荡正在工作的染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轻声唱歌,一面引逗背后包单中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红铜勺舀取下豆腐坊……’,正如他自己后来在自传里所说,他在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的同时,也读那本色得俱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的大书”。[3] 知名沈学家凌宇也强调说,沈从文受苗族文化影响最大。
《边城》是沈从文与故乡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是他从感情和理智对故乡全面、自觉的认同,因而作品渗透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环境描写,反映地区地貌
《边城》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描写,揭示出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环境。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4]
“两岸多高山”、“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等文字透露了重要的民族地理分布信息,即湘西苗族大多生活在河流中上游的山区。在揭示宏观地理环境的同时,“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进一步说明苗族通常的居住地点,使人们知道苗族生存的微观地理环境。在让读者感知苗族生活和居住的地理环境后,《边城》进一步描写了苗族的具体居住方式。(下转第230页)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4]
“吊脚楼浸染着一种历史的沧桑与沉郁”。[5]吊脚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湘西苗族的悲壮历史。历史上,苗族不断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驱赶,家园不断遭到破坏,生活的空间范围逐渐缩小,于是山区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也是极有限的生存空间。吊脚楼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它是苗族人民对建筑材料和有限土地的合理使用,反映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
节日描写,揭示民族差异
一个民族的节日是该民族文化长期发展和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当一个民族的节日描写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它所传递出的民族信息无疑是鲜明的。《边城》自不例外。
端午日……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种种情形……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4]
这段文字把当地人过端午、划龙舟的情况张驰有致地一一叙述出来,让读者领略到了苗族人民的民族性情。特别是赛龙舟,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与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向世人昭示着苗族这一古老民族强悍而旺盛的生命活力。同时,《边城》的划龙舟也揭示出民族间的差异。
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烧了香烛……燃着鞭炮……很迅速的向下游长潭射去。[4]
“带了香烛鞭炮”、“烧了香烛”、“燃着鞭炮”等字眼透露出苗族划龙舟所特有的习俗——祭祀。“汉族在正式比赛前一般不举行祭江等仪式,而苗乡却盛行下水前举行祭龙舟的仪式,那是一幅十分壮观而有趣的风俗画。”[6]虽然《边城》没有进一步叙述祭祀的内容,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上述的支言片语中领会到苗族划龙舟的特色。《边城》正是因为赋予了端午节、划龙舟丰富的民族内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印迹。
歌声飞扬,彰显民族个性
人们常说湘西地区是“歌的海洋”。唱歌不仅是人们重要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成为湘西少数民族的重要标签,具有厚重的民族性。
无人过渡时……且轻轻的无所谓的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渡船,让老马兵坐在溪岸高崖上玩,或嘶着个老喉咙唱歌给她听。[4]
这段文字描述了爷爷、翠翠、老马兵在日常生活中唱歌的情节。他们有的是因为高兴而唱歌,有的是因为寂寞而放歌,有的是因为悲伤而一展歌喉,可见唱歌早已融入到了苗族人民的血液中,并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这样的内容,足以让读者领略到不同于汉族的别样少数民族风情,感知到湘西苗族的民族个性。但是《边城》并没就此止步,而是用了更多的叙述进一步展示了苗族唱歌的一个重要功用,那就是用唱歌订立终身大事,追求自己的人生伴侣。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老船夫就说:“……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4]
《边城》讲述用唱歌追求爱情的地方共有包括上述3处在内的8处,表现了在恋爱婚姻方面苗族没有汉族那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陋习,青年男女可以用以歌为媒的方式自由恋爱。这些内容在让读者领略少数民族风情的同时,使他们知晓了湘西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以“歌为媒”,崇尚自由恋爱的民族。“他们认为,‘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由,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的人决不是好人’。”[7]《边城》对“歌为媒”恋爱方式的揭示,展示出苗族的一个重要民族属性,使读者体会到强烈的民族之风。
人性展示,勾勒民族本性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去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有很多的途径和方法,但是透过该民族成员所展示出的人性美,无疑是认知该民族的一个好视角。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就是这样去做的。
妇人从身上摸出一把铜子,塞到翠翠手中……翠翠忽又忙匆匆的追上去,在山头上把钱还给那妇人……就很快的向自己渡船边跑去了。—但到船拢岸时,那人跳上了码头,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却笑眯眯的匆匆忙忙走了……祖父气吁吁的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里……。[4]
《边城》通过描绘老船公和翠翠独自拒绝收钱的情节,让读者感知到作为苗族个人代表的老船公和翠翠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美,接着又安排了老船公和翠翠共同拒绝收钱的场景,让读者领略到一个苗族家庭所展示出的内涵相同的人性美。这样的叙事安排就是让读者对人性美的感知,从个人上升到家庭,再从家庭上升到民族,进而对苗族的本性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苗族是一个淳朴平和、不求功利、与人为善的民族。
结语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审视,《边城》所传递出的关于苗族这个少数民族的信息无凝是非常丰富的。它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描写,使读者知晓苗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及其居住地点、居住方式。它对苗族过端午、划龙舟的叙述,让读者通过端午节领略到苗族人民的民族性情。它对唱歌这一民族特色的展示,以及对用唱歌订立终身大事、追求人生伴侣这一婚恋方式的讲述,使读者感知到湘西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以“歌为媒”,崇尚自由恋爱的民族。它对老船公和翠翠拒绝收过渡人钱的讲述,使读者对苗族的民族本性得出一个基本评价,即苗族是一个淳朴平和、不求功利、与人为善的民族。上述内容从几个方面向人们勾勒出苗族的民族形象,因而成为《边城》这部小说的民族性所在。
【参考文献】
[1] 尚正宏 《从民族性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实绩》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 王亚力、刘艳芳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9月.
[3] 罗云东、郭大章 《沈从文的文化怀乡》 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12月.
[4] 凌宇 《沈从文小说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5] 张玲玲、段友文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俗意蕴》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0月.
[6] 屈杰、刘少英、张慧春 《湘西苗族——赛龙舟与龙文化》 体育文化导刊.2002年2月.
[7] 白松强.《浅谈沈从文作品的民俗描写特色》.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年6月.
作者简介:
刘海涛(1975--),男,四川攀枝花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