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土家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创作群体。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的创作各有特色，却又表现出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的共同特点：就民族情结而言，他们的优秀之作不但表现了土家族的风物风情和性格心理，而且在语言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就开放情怀而言，他们表达了土家人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变革欲求，对民族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冷峻的解剖和批判；他们继承了土家族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进行了艺术方面的多元创造。
关键词：重庆文学；土家族作家群；小说创作；民族情结；开放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3-0131-06
在重庆东南部武陵山地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聚居着土家族人口一百多万。重庆土家族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文学创作却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诗歌、小说、散文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此，笔者拟对重庆土家族作家群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考察。
如果不考虑历史上辖区变化的因素，而以今天重庆的管辖范围作为评说的根据，可以认为重庆土家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长诗《带个信儿上北京》登上文坛的秀山土家族作家孙因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并初获丰收，仅1957年1年，单是在四川文联主办的《草地》这个刊物上，他就发表了《做道场》、《老红军》、《狂想曲》、《歧路》4篇小说，其中3篇还发于卷首。但是当时重庆的土家族作家基本上只有孙因、冉庄2人，冉庄以诗歌创作为主。因为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孙因又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身陷囹圄，沉寂20年之久。因此，可以说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庆土家族文学中的小说都是比较薄弱的。
20世纪80年代初，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孙因重返文坛，从此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仅中长篇小说就有《血染大渡河》、《秦良玉》、《凤头大姐》、《奇特的姻缘》、《恶梦》等20余部。其中《秦良玉》获四川省“五个一”文化工程奖、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恶梦》获少年儿童出版社颁发的首届中长篇儿童文学奖。1999年5月，黔江开发区工委召开了孙因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并授予他“少数民族文艺英才”称号。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在老作家孙因焕发第二次青春的同时，重庆土家族文学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其中陈川、阿多、易光、吴家敏、饶昆明、苦金、姚明祥、舒应福、冉冉、李安娜等土家族作家或以小说创作为主，或间有小说创作问世。可以说，重庆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土家族小说创作群体。在重庆土家族小说创作群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川、阿多、易光、苦金等人。
陈川是重庆市土家族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现为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过中篇单行本《羊皮的风》和小说集《梦魇》、《村庄》等，曾经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四川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奖项。“陈川以纯粹的写实风格和对生活的热切关注步人文坛。当生活渐次从单纯走向复杂，陈川也渐次视野开阔，走向深刻”。《那里，在远方》、《汪二》、《汪二新传》、《塑造》等作品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对土家人变革之中的现实生活作了忠实的记录，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独猴》、《梦魇》、《羊皮的风》、《村庄》等篇目则以写实为基础，综合运用意识流、象征、黑色幽默、魔幻等现代叙事艺术，在艺术假定与生活现实之间求得平衡，对人的生命形态作了冷静的审视，揭示了“生命的扭曲和异化，生存的孤独和荒诞，人类的尴尬和局促”。
阿多原名谢再明，曾以散文集《清明茶》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但他的成就更体现在小说创作方面。阿多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五月的乡村》、《太阳回家》。小说集《太阳回家》获首届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树》获第三届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阿多小说的地域色彩和文化氛围非常醒目，《日子》、《看不见木排的小河》、《拉拉渡》、《火铺》、《独活》等在土家人拙朴的生活表象中开掘着丰富的文化蕴涵；《五月的乡村》、《羊的故事》、《流失女人的村庄》等则以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形式传达了土家乡村在社会变革之中的躁动和重负。
易光这位酉阳土司的后裔原名冉易光，另有笔名伯牛。易光是一位学者型作家，早期创作小说和散文，后从事文学批评，出版有小说散文集《人迹》和文学评论集《固守与叛离》、《阳光的垄断》等，曾经多次获得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易光是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代言人，对重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在重庆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发现和扶植方面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虽然易光的文学成就更多地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其小说创作的成就也不可小觑。他先后在《四川文学》、《广西文学》、《贡嘎山》、《乌江》等文学刊物上发表《牲口》、《大桥》、《白水牯》、《英雄的大刀》、《麒麟》、《遁法》、《探子》、《盲丐》、《石鼓》、《孤烟》、《乌江的故事》等10余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用现代意识审视幽远的民族地域文化”，“从自身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素养出发，对民族地域文化进行全新的文学阐释”，“在文本建构、意象使用、语言表达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苦金原名粟光华，是近年在文坛引起相当关注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其作品多次在重庆和全国获奖，《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小说选刊》等报刊都发表过对他作品的评论。苦金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选集《苦金小说选》，代表作为短篇小说《哦，沉香木》、《明天在哪里》，中篇小说《兰香鲢》、《远寨》等。《哦，沉香木》表现了走向富裕的山民精神面貌令人心颤的保守；《明天在哪里》塑造了一个身处困顿而自强不息的山村少年形象；《兰香鲢》展示了三峡移民告别故土的艰难；《远寨》更是对民族灵魂的深沉反省，既歌颂了土家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土家儿女追求文明、追求幸福的执着，也以一种悲悯情怀正视本民族的拘囿和固陋。在艺术上，苦金善于用诗一般的语言营造小说氛围，作品空灵、深邃而充满意境。
从上文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重庆土家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各有特色、各具神采。但是同为毕兹卡的子孙，同样是在武陵山地、酉水河边摸爬滚打，他们的创作在个体的差异之中又必然会表现出一些群体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浓厚的民族情结：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的人生之根和文化之本都深植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他们的不少作品不但表现了土家族的风物风情、性格心理，而且在语言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
艾青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生于武陵，长于武陵，对武陵这片土地也爱得十
分深沉，因此当他们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熟悉的这片土地作为背景，提笔为文之时，武陵地区的山水风物也就自然而然地涌向他们的笔端。陈川笔下的罩子盖、灰溪沟、濯水镇，阿多笔下的苦竹寨、黑风坳、手爬岩、唐岩河、马家村，易光笔下的乌江、龚滩，苦金笔下的小南海、白云岭、麒麟谷、黔江城，吴家敏笔下的打闹寨，饶昆明笔下的麒麟盖、猫鼻梁、桂花寨、南溪镇……这些上演了无数悲欢离合故事的舞台，或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或是作家想象的产物，却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武陵山地土家生活的表征。走进这些故事，扑面而来的是武陵地区特有的山水风物：连绵起伏的八面山，汹涌澎湃的酉水河、阿蓬江，漫山遍野的苦竹、葛藤、巴茅、油桐、乌桕、银杏、天枞、青枫、马桑树，迎风吐穗的谷子和包谷，成群出没的野猪、獐子，用龙骨石铺就的弯弯拐拐的梯坎路，腰店子里的桐油灯，山腰上山脚下的吊脚楼，镶嵌在武陵腹地的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
别林斯基说过：“风俗习惯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一个没有面孔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土家人世世代代在武陵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风俗风情。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从小耳濡目染，土家族独特的风俗风情已经在他们的脑海里烙下了不灭的印痕，在创作时自然会对此有大量的表现。饿了啃个包谷粑，渴了喝碗包谷酒，挖生土砍苦竹一背太阳一背雨地办阳春的繁忙，围着火铺，守着焖着野猪肉和野板栗的鼎罐，喝着老荫茶，抽着叶子烟，听老人摆龙门阵的闲暇，燃着篝火在包谷地旁窝棚里守夜的浪漫，“背起娃娃谈恋爱”的奇异，扯谎歌的谐谑，“围山撵仗，见者有份”的公平，“倾其所有，忍痛待客”的豪爽，都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全村男女老少在土神庙里跳着摆手舞唱着《创世古歌》祭祀祖先与神灵的虔诚，青壮年男子在包谷地里一边薅草一边打闹的火热，更是以奇特的民族风情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摆古、撵仗，也因其亘古未变而独具民族风情，前者如阿多的《日子》：
屋里的人闷。一方火铺，正中的火堂里架一品铁三脚，三脚圈里放一抱青桐柴，火燃得很旺，青色的烟雾懒懒地在墨黑色的天楼板下打转儿。火堂的四周围了一圈儿人，每个人的头上都缠一圈白色的，或被柴烟和汗水染成青色的千层帕，他们跟祖上一样，从来不坐凳子，总是面对着火，蹲在火堂边的石坎上，一双粗糙的手，支撑着下巴，肘拐子支在膝盖上，背，默默地弓着。一圈人中，有一个年岁高的烟瘾发了，蹲在他旁边的婆娘就悄悄递过去一根三尺来长的竹烟杆，烟锅里装好了叶子烟，吸烟的人腾出一只撑下巴的手，把烟锅伸进火堂的热灰里，慢慢转动，待接上了火就闭上眼睛，悠闲地吸。空闲着的人，便专心听那从烟杆肚里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口水的响声，一圈子人的神情，就跟听八仙师傅吹唢呐一般入迷。于是，满屋的人似乎都过足了烟瘾，都闭上眼，等吸烟人说龙门阵。
后者如饶昆明的《猎卡》：
只要那牛角号一响，全寨青壮年都要提着猎枪，唤上猎狗，集中到寨口那根千年银杏树下，祭梅山神，念团山咒，听围猎组织者安排分工，或安铁夹壕网，或守卡子，或带猎狗赶山，决无二话可说。打下猎物，当场按人头分成砣砣，一人一砣，很少发生争执。
果戈理有句名言：“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家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重庆土家族作家对此也有所表现。《流失女人的村庄》(阿多)中，石家寨的烧酒、包谷、腊肉全给来游玩的山外人吃了，却没有收取一分钱。在石家寨人的规矩里，收别人吃饭睡觉的钱就跟偷人家的东西、嫖人家的婆娘一样可耻，其淳朴厚道让人感叹。《独活》(阿多)中巴爷与野猪旷日持久的对峙和搏斗，显示了土家人的执著。《神树》(姚明祥)中篾匠一生守护那棵水杉树，并非因为树下埋藏着金银财宝，而是因为树下长眠着烈士的忠骨，《拉拉渡》(阿多)中曾经叱咤风云的阿公只因贺胡子“把渡口摆好”的一句话，就心甘情愿地在唐岩河摆渡几十年，又可见土家人的仗义、守信。《远斋》(苦金)中奶奶坚持祖宗的规矩不可忘、土神潭的神水不可犯，固然表现了土家人保守的一面，春子对黔江城的向往却又体现了其进取的一面。
斯大林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反映民族的面貌，也是构成民族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家族有语言而无文字，通用汉文，因此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是用汉语写作的，但他们又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汉语，而是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迹，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特色。用土家族日常生活中习见常闻的事物来表情达意，是重庆土家族作家小说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写环境，夕阳是“像一团燃得将尽的木炭搁在遥远的山尖上”，短短的街道是“直肠子一样一根楠竹就能捅到底”，酷热的山寨是“好似焐上盖的汤鼎罐”。写老人，是古老的松木疙瘩一样的身材，风干的丝瓜一样的脸，翻过的冬田一样的皱纹，石缝似的嘴，乌稍蛇一样僵糙的手，船板一样古旧枯瘦的脚板；写后生，是壮实如牯牛，精壮似岩豹，胸脯结实如土墙，汗毛黑黝黝如同七月间的巴茅草；写妇人，是白嫩细腻、丰满灵巧如细白鲢，忠贞驯良似断尾巴花二狗；写少女，是身材美丽如绿油油嫩闪闪的包谷禾子，黑发飘逸似磨盘溪口的瀑布。写土家汉子的赤诚，是“有一团像燃着的青桐炭一样烫人的心，夜深人静时还噼噼啪啪炸响”；写山里人旺盛的生命力，是如同巴岩姜一样在岩石上不屈生长。写农人的迅猛，是“用撵山羊的速度直扑”，“如一头发雄的黄牯”：写渔民的娴熟，是“好比一只老道的叼鱼郎”。写人物的受惊，是“双眼鼓得比山鹰的眼还要圆”、“嘴儿张开成个洋芋放不下来”。写伤口的疼痛，是“仿佛撒了盐巴或是海椒面”。写异性间的相互吸引，男子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像打量一只母獐子”，女子是想闻闻那“带盐味的汗香”，听听“像吹火筒吹气似的呼噜噜气息”。甚至写男欢女爱，也是如牛羊一样“纠缠抵触，追逐嬉戏，嗷嗷欢叫”。此外，土家山歌的采撷、俚语方言的运用，也增加了语言的民族和地域色彩。
“民族文学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文学概念，在有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既要有民族界限，又不能死守这条界限。有民族界限，就是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心理、思想、特质；不死守这条界限，就是在创作方法、表现方法、创作题材方面不囿于本民族，而是广纳博收，对一切优秀的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一切成功的创作经验都应该‘拿来’，为我所用”。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浓厚的民族情结说明他们是“有民族界限”的，但他们并没有“死守这条界限”，而是表现为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的统一。
就创作题材而言，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固然是
把本民族的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支点和重心，但却又没有拘囿于此，即便是表现本民族的生活，他们也不乏理性的批判精神，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情怀、理智的眼光来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民族性中的负面因素。
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挚爱养育了他们的土地，却又清醒地认识到这块土地的贫瘠落后，因此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土家人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变革欲求。在阿多笔下，毛狗娃为了寻找麻哥爷褡裢中的那种神秘东西，体验丰富生活的酸甜苦辣，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行(《日子》)；石匠帮帮立志打通寨子通往外界的险峻山道，因此将猜不透他心事的三房女人逐出家门，最后在完成心愿后与志同道合的坤婆娘结合(《火铺》)；村长马安幻想借助外力让穷山村顷刻之间脱胎换骨，得到全村人的热烈响应(《五月的乡村》)；因为贫穷，石家寨的女人都流向了“人多车多房子多，晚上灯多”的城市(《流失女人的村庄》)。在苦金笔下，山乡少年六千娃打算养殖花白鲢赚钱，继续自己和小伙伴们因贫困而被迫中断的学业(《明天在哪里》)；土家少女春子向往黔江城，向往山外的文明(《远寨》)。在饶昆明笔下，尽管庹老汉修复了山王庙，儿子却热衷于整修机耕道、发展旅游业(《死桂》)；老裁缝手艺精湛，却竞争不过观念新、信息灵的徒弟(《老裁缝和他的徒弟》)；白老逛喜欢外出折腾，吃了不少苦头，终于家业兴旺(《逛客凼》)。此外吴家敏笔下的阿勇靠打工娶上了媳妇，过上了幸福生活(《打闹寨的故事》)，陈川笔下在灰溪沟无人理睬的汪二出走到濯水镇后，也在“老漆树”的帮助下自食其力(《汪二新传》)。
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生动地描绘了急剧变革之中土家乡村的躁动，但他们也没有将这种变革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展示了变革之中的因袭与重负。其一，他们表现了民族性中的负面因子所造成的文明与进步步履的缓慢与沉重。山民信奉的是祖宗的规矩和神灵的威力，春子母女两代都因稍有怀疑即遭遇不幸(苦金《远寨》)。村长马安也想带领乡亲们致富，可是他并没有采取切实的行动，而是相信命运，深信不疑地把宝押在随口许诺的日本人身上，结果陷入尴尬的境地(阿多《五月的乡村》)。省扶贫办出资购买了种羊，在村里扶贫，可村人吃惯了救济，并不精心饲养，种羊或死亡或走失，后来只得花钱从外村雇羊来应付上面的脱贫检查(阿多《羊的故事》)。其二，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还揭示了民族性中负面因子的根深蒂固以及它所导致的物质贫困得以暂时摆脱后精神贫困的难以彻底根治。在苦金的《哦，沉香木》中，一位扛着将军哥哥的牌子走南闯北“创下辉煌一片江山”的村主任，心里盘算的不是村子进一步的发展，而是伐倒全村唯一的一棵有着几百年树龄的沉香木，给“辈分高，官位大”的兄长作一方全棺，待其百年后安葬在“左青龙右白虎避风藏气”的风水宝地，以保佑家族子子孙孙的兴旺发达。
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从本民族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但他们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保持着较为开阔的视野。比如陈川就难能可贵地实现了一种智性的超越，他的一些作品既可以说是基于本民族生活的，也可以说是基于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经验的。《梦魇》中一辈子都不起眼的老蔫宣称他打过枪，一下子成为寨子里议论的中心。寨人都不愿相信，因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三公都没有打过枪。在寨人的讥讽和三公的劝导下，老蔫终于相信自己从坐船的陌生人那里见识手枪并亲手打了一枪的经历只不过是一场荒唐的梦。《梦魇》的题旨无疑是丰富而深刻的，既可以说是对民族性中保守的针砭，也可以说是对人类难于沟通、理解的孤独命运的咀嚼。《羊皮的风》中马喇居民世代崇拜、守护“宝匣”，宝匣失窃后全城惊恐莫名，其实匣中只不过装了一块破羊皮；《村庄》中老鼠毁物伤人，村长不断就灭鼠问题请示上级，就是拿不出实际的行动，结果在等待指示中村毁人亡。这可以视为对民族性中迷信(包括权力迷信)的嘲讽，亦可视为对人类丧失自我意志的异化境况的反思。
就艺术手法而言，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是广纳博收，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吸取“一切成功的创作经验”。有学者在检视土家族文学百年发展历程时强调指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事实上，土家族文学的百年历程同样也昭示人们：现实主义是土家族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方向，是土家族文学在新世纪上新台阶，并且真正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出路。”关于现实主义对于土家族文学的重要性，重庆土家族小说有充分的认识，但他们又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艺术上的多元创造，成功尝试了意识流、象征、黑色幽默、魔幻等多种艺术手法。
意识流手法在陈川的《太阳下》等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太阳下》情节简单，通过一位在阳光下独身枯坐的老人漫无边际的意识流程，把现实、梦境和幻觉穿插起来，在意识的流动中串联起老人一生的丰富历程，阐释生命意味的复杂性：既有年轻时生擒麂子的虎虎生气，也有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衰老无力；既有青春岁月爱情的甜蜜，也有老年孤身独处的寂寞，甚至还有出壳的灵魂在生与死之间的对话。
苦金的《远寨》、陈川的《独猴》等作品象征主义色彩浓厚。《远寨》叙述的是一个愚昧与科学、落后与进步斗法的故事，通篇都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痛痒难耐的脓疱疮是民族痼疾的象征，能够医治脓疱疮的黔江城是文明与科学的象征，坚持用香烛酒水祭祀土神爷以乞求保佑的奶奶是族权与神权的象征，试图用土神潭里含有硫磺的水治病的春子是叛逆者的象征，春子生死未卜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独猴》中，独猴古力孤身无依，深感孤寂，渴求母爱，无疑也是人类命运、情感的象征。
阿多的《五月的乡村》、《羊的故事》上演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作品涉及的是乡村的愚昧保守和官场的弄虚作假等严肃的社会问题，却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作者把一些病态的现象加以集中、放大，使其显得更加滑稽可笑。在表面的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之下，隐含了作者的忧虑、痛楚甚至愤懑，很得黑色幽默的神髓。
陈川的《羊皮的风》、《村庄》等作品则是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象征等手法的综合运用。《羊皮的风》中马喇城宝匣失窃后的巨大恐慌，《村庄》中人鼠大战的惊心动魄，都是把现实投放到了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其情节虽然怪诞离奇，却又具有内在的理性，既是虚幻的，又是现实的，既是荒诞的，又是真实的，很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在神秘的宝匣与一张干缩的羊皮之间，请示报告的郑重其事、灭鼠动员的轰轰烈烈与实际上的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又免不了沉重的思索。这种由夸张变形而造成的谐谑和滑稽，把生活中那些庄严神圣的事物当作玩笑的对象，体现了黑色幽默的特点。人们对宝匣的无比崇拜，在鼠害面前没完没了地开会、打报告，当然也不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一种隐喻和象征。
关纪新先生曾经根据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将少数民族作家划分为“本源派生一文化自恋”、“植根本源一文化交融”、“游离本源一文化他附”3种类型，并且指出第二类的作家“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构筑了显著的创作优势”。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兼具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大体上应该属于关纪新先生所说的第二类作家。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的融合业已使他们的创作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他们在将来也必将创造出更多的厚重之作来证实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