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在于，可以从熟悉的千篇一律之中发现可贵的陌生。确实，作为可能蕴含着异域风情的文学样式，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想象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精妙，抑或带着些傲慢的同情目光，“由衷地赞叹”这些不熟悉的格调带来的不期然的惊喜。欣赏它们质朴的样式，清新的风格，以及不流俗、不做作的自然之美。就像人们所说的，这些作品里的人，都在五彩缤纷的自然之中活动，而不是在酒店、高楼以及品牌汽车之中流连。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对天地草木的虔诚与敬畏，这是整体文学中难得一见的风景。当然，这种惬意的欣赏，也多少包含着中心地带对边缘蛮荒之地的恩赐与打赏。有时候对于整体文学而言，这些质朴的形式或许只是聊胜于无的点缀，重视与否，往往取决于中心地带的文化照顾与身份政治式的权力分配。
对于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从事写作的最大动机在于，弘扬本民族行将消逝的文化。比如布朗族作家陶玉明就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焦虑，担心布朗族历史悠久的文化后继无人；同样的忧虑在畲族作家山哈那里也有生动的体现。因而他们竭力彰显出山寨边地的异域奇观，便是以挽歌的情调书写自身的文化表达。在他们笔下，可以看出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消逝的痕迹，而写作这种文化抵抗的实践活动，则责无旁贷地构成了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确实不可否认，在最广泛的文学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成分，更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体的中华文化来说，55个少数民族各自的文学艺术，是具有特征性标志的精神产品和结晶，也构成了所有民族文化符号中最稳固，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感产物。但问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中真正的母语写作者并不为我们所熟知，因而我们不得不总是在汉语写作的意义上谈论民族文学，这种思考框架似乎也暗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纵观习惯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多倾向于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内讲述民族故事，那些带着使命感的厚重之中满是朴拙的叙事技法与醇厚的日常生活显影。然而，诸如此类城市化潮流冲击下人性的嬗变，乡土与民间信仰的本土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外来冲击下所面临的瓦解的风险，都是整体的文学视域内早已习惯的主题。
这里便涉及到民族性的问题。总体来看，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因而如何显示其“民族性”便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往往，作家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民族性之间并不能轻易划上等号，而且也很难有作家能够在真正本土化的语境中书写，换言之，绝对的“民族性”并不存在。这也是如今广泛讨论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日趋淡化的原因所在。在这个背景中，作家的民族身份有时候只是一种符号化的标记。比如朝鲜族作家金仁顺在写作《春香》之前，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其作品的民族性风格，而是与大多数汉语作者一道分享着同样的欧美现代小说的传统与技法。但恰如她所言的，其民族身份给她的创作带来了双重优势，即一方面作为朝鲜族中的汉语写作者，相对于母语朝鲜语而言，她属于少数派；另一方面，作为汉语写作中的朝鲜族人，在整体的汉语写作中又是少数派，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容易使她在汉语写作中成长为明星级的人物。因而当她极具策略性地写出民族标志性的作品《春香》时，就不免被人另眼相看了。这部小说对“春香”这位朝鲜民族的标志性人物进行了重新表述，因而小说之于金仁顺，更像一部过于遥远的民族传奇。或者可以说，对于更喜欢约翰·厄普代克、雷蒙德·卡佛，以及理查德·耶茨的她来说，这更像是一部为了“骏马奖”而“私人定制”的作品，因而这次过于特殊的“回乡之路”便多少有些面目可疑了。其间的问题恐怕在于，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春香”，金仁顺其实很难以小说的方式去捕获更为鲜明的民族标记附着物了，这或许正是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面对民族性表述时的困境与焦虑所在。
无论如何，“民族性”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但围绕民族性，也一直都有“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的争论与徘徊。确实，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全重压迫下，既要积极地寻求开放，又要顽强地保全自我，这是何等艰巨的文化任务？因而是回归民族，突显特殊性，还是走出民族，追求普遍性？这几乎构成了民族文学的永恒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想象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他们不得不总是选择本民族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来实现民族的自我认同。比如，藏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往往体现在“哈达”、“经幡”、“酥油茶”等文化符号的表象描绘上，而事实上，这里面相当多的作品并没有深涉民族命运、社会心理结构等内在的精神世界。
一直以来，在有关西藏的文学书写中，奇观和异域风情是比较流行的做法，而神秘与符号化的拼贴也早已泛滥成灾。即便是像小说功力深厚，深谙现代技巧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也只有《放生羊》、《界》等少数篇什拥有让人安静下来的神性力量，体现出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品格；而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书写藏族的日常生活，虽叙述了许多符号化的民族物件，充满了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但也只是张扬了一种顽强的乡村本位主义，显现出一般意义上善良、淳朴的传统伦理精神。另外如最近炙手可热的回族作家马金莲，作为“西海固文学圈”中80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也只是在民族性的外表之下，显现出更多令人熟悉的元素，比如经典文学序列中乡土的苦难和女性的隐忍，而其民族风格也止于日常生活的描摹，难以触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这其实都让人看到了汉语写作中地域性与民族性呈现的悖论所在，进而也说明了守候母语作为文明保全的行动依据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语言障碍的客观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一直隐而不彰，生态意义上的各民族多语种写作并没有完全显现。其原因在于，并没有人能够完整地把握所有民族的语言，因此相当多的文学，有的甚至是被本民族视为经典的作品，都并不为其他民族所熟知。比如用蒙古语写作的大诗人阿尔泰，他的照片就被挂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即使在蒙古国，他也是广受尊敬的人物；而亚生江·沙地克用维吾尔文创作的六卷本小说《诸王传》，则在新疆各民族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另外，中国目前也有不少使用朝鲜语写作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在韩国开始受到欢迎，与韩国各方面交流也非常多，这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建构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好在最近几年，这样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重视，民族文学研究也积极探索汉语写作之外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
近来，全国各地的多民族学者都在积极讨论中国多语种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问题。其实在此之前，几个大的少数民族语种，维吾尔、柯尔克孜、朝鲜、蒙古、壮、苗、彝、藏语等，都在切实有效地开展各自文学发展报告的详细整理工作，且皆取得较为重要的成效。尽管接下来的挑战在于，我们可能难以在多语种写作的背景中准确把握族别文学和国别文学的边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只有语言才能塑造不同的文化精神。面对全球化的大潮，也唯有语言和文字是文化多样化的坚强堡垒。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最大限度地保留在语言和文字之中，因而少数民族作家唯有通过母语写作，才能解开文化密码，最大限度地彰显文学的民族性品格。而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在比较文化的视域内讨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问题，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