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疆中短篇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和叙事策略

时间:2023-05-23 08:00:32 手机站 来源:网友投稿

内容摘要:新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动物形象的大量借用,这一艺术手段既是对传统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也体现出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对现代性的探索与实践自觉。本文试以几篇新时期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的中短篇小说为文本,来分析动物形象在作品中所扮演的叙事角色及作者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小说 新疆 新时期

动物在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特点大量体现在民间文学里。如常年游牧的哈萨克人细致而深刻地观察了各种动物的习性,并在文学作品中借用这些动物形象。[1]通过动物来描写人依然是新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偏爱的艺术手法。仅仅留意下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标题,就会发现众多动物的身影。作家们既善于让动物开口说话,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善于让人变成“动物”,为动物代言和发声。虽然写的是动物,传达的却是作者对人以及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关切。

图尔孙·买合木提创作于2008年的《马勒衮荒滩的狼》,叙事结构紧凑,故事情节丰富,处处闪现着如电影镜头般的画面感和层次感。小说的第一段用诗一般的语言勾画了宏大又充满某种神秘力量的自然场景,暗示了“白色皮卡车”,即拥有现代工业文明的人类作为外来闯入者的不测命运。紧接着的第二段将镜头转向了“一对豺狼”,它们“站在远处的坡顶上,散发着冰冷目光的眼睛盯着那辆白色的皮卡”。一连串的排比句和重复使用的“恐怖”、“孤独”、“沉静”等词语渲染出强烈的现场感,使读者身临其境,从高处观望着地上发生的一切,态度冷静又冷漠。但是下一句一出,静态的客观描述被主观叙述轰然打破,无人再能置身度外:“萨……萨比尔大哥被狼吃……吃了,狼没有吃我……说不吃我。”这是幸存者小艾散见到来荒原里寻找他的父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本来狼也要吃我的……最后没吃。豺狼吃萨比尔的时候,他叫得很厉害……萨比尔大哥现在还在哭呢……他只剩下脑袋了,其他的地方都被狼吃了,萨比尔大哥的头还在哭喊。”[2]

荒原上有人,有狼,还有其他动物。一只黑鹰就亲眼目睹了萨比尔是如何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它刀子般的目光盯着马勒衮荒滩上的汽车以及在远处奔跑的一对豺狼。长期以来它就一直见证着在广阔的马勒衮荒滩上生长繁衍的所有生物。”它不仅见证了“太多美丽而甜蜜的生命”如何从母亲的“身体里十分艰难地挣扎而出”,更是见证了“很多带着猎枪,只想着如何射杀任何一种动物的人类”。它在无垠的荒原上看见同伴腐烂的身体,同伴的两只爪子被折断劫走,翅膀的羽毛已被拔去。“它根本不知道它同伴的利爪被金链子穿起来挂在了谁的脖子上,不知道同伴翅膀的羽毛被挂在谁家客厅的正面墙上了。”[3]直接要了萨比尔命的是那只被称作“黄旋风”的头狼,“这个家伙”十分狡猾,不仅不怕人,而且看到猎人来了就把动物吓跑,还把被打伤的猎物抢走。在人和狼共同追逐的猎物黄羊眼里“狼和人没有区别”。[4]人和狼之间的拉锯战,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黃旋风”趁人不备,弄断了车子的油管,放光了汽油,还偷走了他们藏在车里的食物和水。

虽然作品中的“马勒衮”很有可能是杜撰的地名,但荒滩却是广袤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地貌,作者以点带面,指出了人们在面对环境恶化、生态被破坏时的无知与麻木,以此呼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作品的最后一章与第一段首尾呼应,外来的入侵者“人”仓皇逃离,大自然重新归于寂静,归于它真正的守护者。

朱玛拜·比拉勒是较早关注生态问题的哈萨克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是通过人和动物之间的变形关系,揭示出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的精神危机的写照。他最早被翻译成汉语出版的小说集《蓝雪》(2002年)清晰表达了这样两个观点:一是人对自然的掠夺必然招致自然的报复,二是人对生命的漠视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堕落。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生灵——马、牛、羊、驴、骆驼、狗、狼,野兔,獾、狐狸、大雁、小鸟、苍蝇……他对动物的观察细致入微,对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为了一个与骆驼有关的中篇小说,他曾在沙湾某个牧场待了两个冬天。”[5]在他的笔下,动物不是作为童话中的拟人化角色出现,也不是作为人类的宠物或敌人登场,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与人类世界平行对应。动物的处境实际上映照着人类自身的处境——他小说中动物的命运常常是悲惨和不幸的,在每况愈下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失去了往昔的乐园——由此点出人类在生存意义上的困境。“动物的命运活脱脱效仿了人类,达到了与人类尴尬处境的认同:我们在动物身上找到了自己。”[6]

在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生存》中,朱玛拜以一头黑色小骆驼的出生、成长为线索,毫不留情地刻画和批判了人的贪婪与冷漠。对世代游牧的哈萨克族来说,骆驼本来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层层深入,人和驼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被彻底改变了。人似乎成了残暴的“奴隶主”,而骆驼渐渐沦落为一种工具性的“奴隶”。在这样的背景下,故事的主人公,那只黑色的小骆驼出生了。甫一出生就遭遇了和母亲分离的命运,因为母驼的功能是让主人挤奶。“奶量稀少的时候,主人用巴掌噼噼啪啪击打乳房,奶就被催下来。”[7]很不幸,在成长的过程中,黑驼由于渴望母爱和自由的天性而受到主人格外严酷的折磨。自小头上就被套着铁笼,挨打是家常便饭,尾毛被剪、腿被烙铁烫、耳朵被割下一块、鼻子被打洞……“它原本是自由的——它的祖先原本属于大自然,可现在它成了家畜,寄人篱下,遭人凌辱。”[8]当它经过与其他雄驼的严酷较量而成长为威风凛凛的“驼王”后,也为反抗主人无节制的盘剥与压榨积蓄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当“山口来了一群前来修筑水库的人”,它所带领的驼群竟成了那些人的盘中餐。深陷痛苦和愤怒的黑驼,为了保护仅剩的几位同伴,与人类进行了殊死搏斗,并使那位给它带来过无数灾难的主人当场丧命。“它拒绝再与人类结成生存同盟,拒绝稳定的利益合作关系。当人类再次企图将骆驼拉进工具圈子时,黑驼所代表的自然与人类的隔阂与矛盾就全面爆发了。”[9]黑驼反抗的不仅是人类对其他生灵的奴役与掠夺,更是代表整个大自然发出怒吼,身体力行与人类展开了肉搏战。

朱玛拜的创作既扎根于哈萨克人的生存环境与文学传统,又以鲜明的现代性来思考生命与环境问题。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与动物形象充满鲜明的对比——面容僵硬模糊、心态扭曲、行动暴戾的人与内心活动丰富、个性十足、很善于表达喜怒哀乐的驼。“骆驼们天生易受惊吓,天生心软,天生好动感情。然而它们却又天生刚毅,富有耐力。”[10]通过对叙事角色的设定,将人类的地位“降格”为他者,这反映出作家的自然观。“朱玛拜并不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类在朱玛拜笔下是需要利用各种工具寻求生存的可怜虫。一旦自然从被动中反应过来,人类将自食恶果。”[11]

柯尔克孜族作家曼别特吐尔逊·玛特克的小说《狗熊妈妈》(原载于《民族文學》2008年1期)讲了一个颇有传奇性的故事,作品对猎人在洞穴里如何与冬眠的狗熊共求生存的细节描写,让读者为猎人的命运捏把汗的同时,几乎无法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小说的主人公托霍依是一位有名的猎手,他受人所托进山猎熊,因为巴依[12]病了很长时间,需要狗熊做药才能治他的病。正是隆冬季节,猎人冒着鹅毛大雪上路了。他潜入狗熊栖身的洞穴,却赶上山体塌方,落下的石头死死堵住了出口。猎人的气力有限,无法推开洞口的巨石,他只有寄希望于母熊,等它开春醒来时能把洞口打开。为了避免死于饥饿和寒冷,猎人杀死了一只小熊,剥下熊皮套在自己身上,和另一只小熊一起伏在母熊的怀中,每天靠吮吸熊乳活命。

春天来的时候,母熊醒了,它在两只小“熊”的帮助下打开了洞口,又将它们从悬崖送到山下的平地。它一点儿也没发现猎人的秘密,待他就像另一只熊崽一样。猎人逃走后听到母熊发出震荡山谷的吼叫,仿佛在嚎啕大哭。他远远地看着母熊为了寻找失踪的“熊崽”跑上跑下,“自己疯狂地捶打着自己,撕心裂肺地惨叫着”。回到村子后猎人当着众人的面发誓说:“我吃着狗熊妈妈的奶才存活下来。从今以后我不再将枪口对准任何野生动物,我向自己的子孙后代保证,并且教诲他们不再重蹈覆辙,保证他们也不会把枪口对准任何野生动物。”[13]

狗熊有情,而人也知道感恩,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具有传统文学的审美特征。作品中的猎人虽然以捕杀动物为生,但仍然怀有良知,如不忍心杀死小熊也不忍心伤害狗熊妈妈,甚至主动扔掉了猎枪甘心命丧熊口的那一瞬间,都显示出一种带有浪漫主义想象的人文情怀。狗熊的浓浓母爱和猎人的幡然醒悟,透露出主题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动物在新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它们有时是亲历者和见证者,有时是启示者和审判者,有时是先知和智者。比如小说《马勒衮荒滩的狼》中,萨比尔被狼吃掉这一情节就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在维吾尔族的族源传说中,狼是他们的祖先,是部落的图腾。自南北朝起汉文史书中就记载,维吾尔族的先民突厥人在军旗上以狼为标志。[14]当今天的人不尊重环境,不尊重其他生灵,残暴无情,贪得无厌,破坏了稳定和谐的自然秩序,狼就代表祖先甚至是神施行了审判。“造物主给每个生物都留有活路,人的活路最多。造物主赐予人类的比人类需要的多得多了。可有人还是不满足,贪得无厌,什么都想独吞,那就是这个下场了。”[15]

动物与人,或者说环境与人,这几乎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摆脱的世界性命题。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动物形象来影射人、关照人,这既意味着传统文化对新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作家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敏锐感知与大胆探索。

注 释

[1]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第431页。

[2]图尔孙·买合木提,《马勒衮荒滩的狼》,哈力甫·哈力克江 译,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维吾尔族卷 下(中国作家协会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93-394页。

[3]同上,401页。

[4]同上,412页。

[5]沈苇,《隐蔽的意义——朱玛拜·比拉勒简论》,马旦尼亚提·木哈太(编)智者忧郁——朱玛拜·比拉勒文学作品评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第45页。

[6]同上,第46页。

[7]朱玛拜·比拉勒,《生存》,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译,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哈萨克族卷(中国作家协会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第129页。

[8]同上,第133页。

[9]刘玲 艾成伟,《试析朱玛拜·比拉勒小说中的生态观》,文学教育,第18期,2016年9月,第17页。

[10]朱玛拜·比拉勒,第124页。

[11]刘玲 艾成伟,第17页。

[12]巴依“bay”,源自于突厥语,突厥语民族所共用,语意为“富裕的”,衍生出的意义为首领、头目、统治者、官吏、贵人、老爷、先生等,置于名后为一般尊称,相当于“先生”。一些封建主或宗教上层人士有时也被称为“巴依”或“巴依老爷”。

[13]曼别特吐尔逊·玛特克,《狗熊妈妈》,巴赫特·阿曼别克 译,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柯尔克孜族卷(中国作家协会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237-238页。

[14]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第18页。

[15]图尔孙·买合木提,第400页。

(作者介绍:石笑,法国阿尔图瓦大学汉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同时执教于法国蒙彼利埃保罗-瓦莱利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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