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湖北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域，其独特迷人的原生态地域风貌，以及神秘的民族文化与风情民俗，构成了其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成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在世纪转型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下，审视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能够拥有展望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化视野。本文仅选择在世纪转型期间，鄂西南土家族文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的获奖佳作予以考察，意“以一斑窥全豹”，探讨鄂西南土家族文学的现代多元文化变异与传播，试图从中探寻土家族文学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应有地位与发展趋向。
一、退役军犬与最后一只白虎的文化呼应
李传锋是从鄂西南走出去的我国土家族著名作家，他因独特的动物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他以鄂西南土家族独特社会文化为题材的短篇动物小说《退役军犬》、长篇动物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于二十世纪80—90年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最早架起了鄂西南独特民族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融的桥梁。动物小说成为李传锋传播鄂西南土家族文化的最佳形态。也可以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书写着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本章以他的短篇小说《退役军犬》和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为个案研究，希望作家一直致力维护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在现代社会得以承继鲜活的生命力。
李传锋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篇小说《退役军犬》，作家从动物视角，通过退役军犬黑豺的眼睛来观察人世的悲剧，抨击因20世纪下半期的“文革动乱”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以动物的善良与爱心，来反讽人性堕落而自食恶果。从作家早期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退役军犬》中，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文化悲情的书写。作家从动物视角，通过退役军犬黑豺的眼睛来观察人世的悲剧，抨击因20世纪下半期的“文革动乱”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以动物的善良与爱心，来反讽人性堕落而自食恶果。在小说结尾，退役军犬黑豺为救主人身负重伤，作家笔调中潜藏着对动乱社会的悲思。该小说不仅具有独特的叙事视角，更兼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而广受读者青睐。土家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传播，在该小说中通过作家不动声色的冷静叙事得以充分展示。
李传锋于20世纪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文化悲哀贯穿其小说始终：诗情画意的自然山林哪里去了？小公虎神往的家园为何不复存在？小公虎被人类无数次围追堵截，无处可逃。它在被人类枪杀前的最后一声长啸，如惊雷，如霹雳，震撼长空，向人类发出的绝望的哀鸣，愤怒的控诉。李传锋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在湘、鄂、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土家族，白虎便是我这个民族的图腾。这个民族是极为珍爱虎的。在白虎身上涌动着一个民族的热血，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希冀。”不难看出，作家已经将自己与白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注民族的不幸命运与希望，这大概就是作家创作动物小说的原动力。
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充满着对人类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呼唤，以及对人类文明严重流失的痛心与拷问。在《最后一只白虎》中，作家列举了人类荼毒大自然生灵的种种丑恶现象；贪婪的山民，凶残的偷猎者，愚昧的市民，落后的猛兽馆……他痛心地看到了人类民族文化精神的严重缺乏。因此，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交织着对现代文化的批判精神，试图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视野，探究人与自然精神共融的沟通渠道，意欲建立一种人与自然进行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他在动物小说中，尝试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叙事视角入笔，探索二者精神共融的可行性。
同时，在李传锋的笔下，形形色色的动物因人类的介入导致精神变异，而这种变异又直接改变着动物世界的生存方式。这种动物生存方式的改变是由善向恶的逐渐转化，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反过来，它又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而自酿苦酒，自食恶果，到头来只弄得个两败俱伤。在《最后一只白虎》中，小公虎在动物世界的生存方式因人类的恶性介入而改变。原本白虎与外界动物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这与人类世界一样。但该小说中除了作家刻意塑造正面形象小公虎外，其余三只虎在被人类捕获以后，都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变得慵懒无比。动物世界的退化，也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堕落。至此可见，作家的文化反思是深刻而又意味深长的。
从《退役军犬》到《最后一只白虎》，作家在其小说中的文化传播，经历了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呼应，最后二者逐步自然交融的轨迹，从而成为鄂西南土家族文学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很好范例。
二、从撒忧的龙船河到五月飞蛾的文化变异
2005年12月，我国土家族著名女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与鄂西南土家族作家邓斌、向国平的文学评论专著《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同获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不仅展示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强劲势头，也确立了其在中国民族文学史的现代化地位。对照这两篇获奖作品，可以发现其由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向21世纪的现代文化传播的转型。这正好构成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巡视。
在叶梅创作数百万字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中，塑造出无数鲜活感人的鄂西南土家族艺术形象，不仅为中国土家族文学的艺术画廊增添了独特光彩，而且受到世界的赞誉。叶梅的中篇小说《花树花树》，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在海内外发行，并入选联合国编译的《世界小说选》。译著中称赞叶梅说：“她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述，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对女性及妇女解放进行深入探究。” 可以说主流文化精神建构着叶梅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她用文学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化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的无穷魅力。
民族文化传播始终是叶梅小说创作的母题。而在她数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对鄂西南土家族在社会变革中文化演变的关注。本章以叶梅中篇小说的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与《五月飞蛾》为个案研究，其体现了作家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的寻觅与张扬，试图探寻她在土家族文学创作中文化传播的变异轨迹。
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1994），着意描写了覃老大等土家人“走豌豆角”、征服野性龙船河的生存背景与生存方式，赞颂土家人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及奋斗精神，充分展示了土家族撒尔嗬文化底蕴的现代生命力。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叙述了土家人覃老大以及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汉人，一个土家人）的爱恨情仇，这部小说的叙事穿越了二十余年的时空距离，展示了叶梅对土家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思考。我国西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其写土司部落的生存方式，土司部落间的恩怨情仇，构成了《尘埃落定》既写实又魔幻且荒诞的特殊现代品味。与《尘埃落定》相比，叶梅选择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写意手法，营造小说多元文化氛围，这种现代品格或许能为更多受众所关注，这大概也是作家进行小说文本创作的初衷。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叶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已经注入了现代传播意识。
叶梅的中篇小说《五月飞蛾》（2002），展现了一幅21世纪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变迁图。小说情节看似平淡，但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地向前发展。现代化大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场景交替换片，折射出21世纪初中国西部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五月飞蛾》是叶梅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在全国也引起较大关注。它成为叶梅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21世纪初的叶梅已经把创作目光转向到城市“寻金”的西部农民，开始了从鄂西南民族地域向城市现代社会的文化转移。
叶梅在《五月飞蛾》中，对城市化潮流中打工潮的兴起，以及相伴而来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尝试着进行了解答。火与飞蛾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城市是一堆看似美丽的火光，在暗夜里它温暖因此具有很强的诱惑力。飞蛾，为了温暖或者向往光明的本性义无反顾地投怀送抱，其结果是死于非命。
作品一开始就出现关于“火”的寓言，女主人公是土家族姑娘二妹。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理想中的爱情是“你是一片火，我要扑向你的怀里”，“我期待前面的生活像一团火，我抱着勇气和幻想投入进去，哪怕是把自己烧为灰烬。”二妹把自己就置放在浪漫与激情之中，她要勇敢地奋不顾身地扑向“火”。在现代社会愈来愈明显的价值暗示中，人们唯一要追逐的就是：金钱，而道德、责任已退居到最底层面。所以，二妹的目标更明确：去城里！城市是金钱的象征，去了城市就意味着拥有了金钱，于是，顺理成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的逻辑未免过于简单，她所面临着的是仍无法穿透的城乡二元对立并由此所指认的价值体系。
叶梅在小说创作中打破了那种偏执的城市情绪和故土情绪，她非常客观地描述了一种生存状态，对于城乡之间的那种没有硝烟的斗争，显示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冷静。她说，“我的民族经验比较多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命态度，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至此，叶梅已经完成了土家族文学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传播的转型。
三、从远去的诗魂走向现代巴人河的文化张扬
邓斌是土生土长于鄂西南恩施自治州的土家族知名作家。本章选择他的两部代表作品《远去的诗魂》与《巴人河》作为个案研究，作品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追寻，可从中探寻其土家族文学创作的文化传播演变轨迹。
2005年12月，鄂西南土家族作家邓斌、向国平的文艺评论专著《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荣获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在探寻土家族文学历史进程与文化演变的研究中，开创了中国土家族文学中古典“家族诗派”研究的先声。应该说，这种研究对探寻中国土家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演变，具有独特与深远的意义。
邓斌在《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中，充分展示了土家族文学多元文化与传播的历史画卷。在该书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不断交融，这是鄂西南土家族文学发展历程的显著特征。从明末清初鄂西南容美土司的“田氏诗派”创作，就可以发现当时的文人、作家的现代文明情结。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初，鄂西南容美土司的“田氏诗派”崛起。田九龄首开诗风，其后涌现了田宗文等一批著名诗人。后人评价为：“诗人辈出，诗集不断，吟诗赋文作为一种世家风尚代代相传，蔚然成一种少数民族文学奇观……田氏土司跨明清两朝，历百载荣衰，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在湖广颇负盛名，在土家族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属罕见。”（李传锋《序》）
“田氏诗派”从创作之始，就以自身土家文化与中华大文化交流与融合，始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正如邓斌在《远去的诗魂》所言，“从田九龄、田宗文的创作实践中可见，对于一个自身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来说，能够如此开放与成熟地汲取汉族文化为己所用，既体现了具有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汉民族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也充分说明了容美土家族文化先贤敏锐的洞察力与难能可贵的开拓意识。”从“田氏诗派”的创作历程看，他们开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先河。远古时期“阳春白雪”的汉族诗风与“下里巴人”的土家风情相互映衬；而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竹枝词”，经考证被认为是土家族与汉族文学交流的光辉结晶；还有土家“巴人踏啼之歌”，也曾引起汉族文人的极大兴趣。可以说，田氏诗歌是融土家族歌哭风情于一身的民族文化精华。（李传锋《序》）当年“田氏诗派”后期诗人田舜年，集田氏九位诗人之作近3000首，辑录成《田氏一家言》文学巨著，从中可以发现其诗歌创作中的汉文化影响，包括汉朝诗人尤其是唐宋诗文的影响。鄂西南恩施州容美土司“田氏诗派”，正是在汲取自身民族文化素养的同时，与汉文化交融产生的文学艺术结晶。其活跃开放多元文化的文学视野，成为鄂西南土家族文学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而邓斌在《远去的诗魂》中的论述，书写出他对土家族文学发展中多元文化交融与传播的肯定。
长篇文化散文巨著《巴人河》，是邓斌于2007年4月出版的一部创举与探索并存的散文力作。《巴人河》体现了邓斌现代大文化视野中的平民情怀，同时又交织着土家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多元传播。邓斌贯穿全书的所体现出的“平民”思想尤为明显，引人关注。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在《巴人河》中所展示的“平民”视野，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思想及其文化影响。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延续到唐代魏征的“民亦载舟，亦可覆舟”的民生意识，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至今仍然是治国镇国的法宝。这种“平民”意识在长篇民族文化散文《巴人河》中的体现，正是邓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解读与传承。
走进《巴人河》，扑面而来的是作者精心绘制的古今无数“平民英雄”的感人形象。在众多鲜活的“平民英雄”中，读到了远古巴国巴人在清江流域的艰难生存及抗争，恢宏历史画卷的可歌可泣。在“铁血清江”一章中，历史人物向燮堂、温朝钟等一干巴人铁血男儿，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民族英魂曲；在“命运决战”一章中，作者饱含深情抒写了现代恩施州“三个平凡人的身影”。平民的伟大书写得感人至深。
《巴人河》以长篇文化散文定位，“文化”的踪迹洋溢在全文的字里行间。既有对清江流域巴人独特民族文化风情风俗的解读，更有对巴文化的历史追溯与现代反思。这一悠长深邃的民族文化反思，贯穿着作家邓斌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的核心，就是高度关注民生的平民情怀。当这种“平民”情怀从巴人民族的“小文化”视角，向中华民族“大文化”视角演化之时，《巴人河》也就走出了清江民族地域，成为对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与召唤。从《远去的诗魂》走向现代《巴人河》的文化张扬，成为邓斌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传播轨迹。民族文化是土家族文学创作的艺术灵魂，相信作家会继续追求，坚守民族文化多元传播的创作之路。
注释：
[1]李俊国，叶梅《诗性，在生命与文化的碰撞中缩放──叶梅访谈录》，《民族文学》2005年第四期，第36页。
戴宇立，女，苗族，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与民族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