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的“少壮派”，与祖辈有着同样的拼搏开拓精神，创业的路上，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
他悟性高、反应快，想象力丰富，创造力非凡，对信息极其敏感，他善于发现商机，往往能在别人未出手前就出手。他有公私分明、坦荡磊落、豪爽痛快、敢于冒险的个性。
再大的痛苦 也要有创业之心
荣智健虽是富豪子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并没有把他压倒，相反，却历练了他的心智。他没有绝望，忍受痛苦依然精神抖擞，坚定自己必胜的信心。
荣智健1942年1月18日出生于上海，上有两姊，下有两妹。荣智健回忆儿时生活时说：“我是独子，所以小时候宝贝一点儿。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怎么宠我。”
小时候，荣智健放学回家后，祖父经常教他读古书及教导他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事业有成。可以说，良好的家教铺垫了荣智健的成功之路。
1959年，荣智健以全优的成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同年考取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这时17岁的荣智健已很有主见，因为在荣智健很小的时候，在家中时常听到祖父和父亲闲聊他们的经商、办厂经历。然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运动，使得人们觉得做生意、当资本家是最坏的事情，荣智健对此也有一定的忌讳，所以毅然决定自己挑选到电机系学习。
荣智健进入大学后，是个非常活跃的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每天除了上课、读书，做实验外，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荣智健回忆说，当时他是职业棒球手，打外场游击的位置，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一天要练习六至八个小时。
那个时候，荣氏的企业已全部完成公私合营，虽然在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运动，社会经济大乱，但是荣家的家境仍是相当富裕的。对此，荣智健毫不掩饰自己，他在青少年时代过的是特权阶级的生活。他说，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的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但是，他条件好，可以请大伙儿吃饭，上市场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地位还是超然的。
荣智健在196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荣毅仁正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上海也保留了副市长的职位。按理说，凭荣智健的背景，他如果想去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或其他大城市工作，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城市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他想到基层去锻炼自己，让自己进一步成熟起来。
他父亲荣毅仁原本也一直希望儿子去基层锻炼，父子俩“不谋而合”。
1966年，荣智健独身一人来到了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干起了实习技术员的工作。当年，荣智健24岁。他住在水电站，从来不摆大学生高干子弟和富豪公子的架子，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结交了很多朋友。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荣智健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父亲荣毅仁成为了红卫兵的专政对象，全家人整天在惊恐中度过，远在长白山工作的荣智健也受到牵连，当时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省凉山自治州的龚嘴水电站工作。
荣智健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说：“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茗的地瓜。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第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是有人看管。”
“谁都不想再过那八年的日子，我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国人会有这种遭遇。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当时我在中国最困苦的地方之一，接触到下层的群众，令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认识得更广、更深入。以前家里条件好，父母又当我是宝贝，周围的人都只会捧你，现在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我明白过来，从前的那些都是虚的，面对真实的世界，自己几乎是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从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但人家把你一推，你就应声而倒。因此，经过那八年，我的性格变得更坚强，也更能明辨是非，这对于我后来的生活、现在做事都有好处。这样说，也许是有点阿Q精神作祟吧?”
荣智健在那荒山野岭，连地图上也找不着的地方，过了近八年艰苦生活。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是每当回味起长达八年的痛苦折磨时，荣智健没有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反而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使他摆脱了温室里的花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日子。他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了解得更多了，眼界也不那么狭窄了。从痛苦的磨炼中，他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收获，明白了一个人如果缺少了艰苦这一课，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在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里，虽然每天辛苦工作，收工时人总是疲惫不堪，但他没有绝望，始终精神抖擞，坚定必胜的信心。
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去的时候，荣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他的父母遭到批斗，住宅被红卫兵搜查，瓷器、古玩等被砸毁，家具、家产被没收，父亲母亲还当了一年之久的看门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吩咐过纺织部的人要注意保护荣毅仁等人。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红卫兵很快就占据了荣毅仁的家。荣智健的妹妹智婉趁外出拿报纸机会，向纺织部打了求救电话，纺织部闻讯后，派出几十人组成红卫兵赶到荣家，要求把荣毅仁交给他们纺织部的红卫兵批斗，这样纺织部成功地保护了荣毅仁一家。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事，荣毅仁还是受到了全国工商联的批斗，被勒令参加劳动。年过半百的荣氏夫妇从未干过这种重活，没办法，夫妻俩只好听从安排，荣毅仁在此期间患了肝炎并引起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造成左眼失明。
荣智健父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斗，但是荣氏夫妇相互鼓励，携手共渡难关。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召集了一次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称赞荣毅仁一向爱国。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怀下，荣毅仁参加了一般活动，并曾随团出国访问。
荣毅仁处境转好了，在这种形势下，荣智健于1972年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工作。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力，全力开始整顿。
政治气候渐渐趋于宽松，荣家得到政府的一些关怀。在这种情形下，经历磨炼的荣智健逐渐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念头。他认识到，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没有好的客观环境也难成气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决定抓住国内政治上的松动之机，先走一步，闯荡香港寻求发展。
1978年6月，荣智健将妻子儿女留在了北京
父母的家里，自己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探亲”的签证，独闯香江，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运筹帷幄，决不放过任何机会
真正有学问的人要有一定的胸襟，这种胸襟是包容万物的度量，能容纳别人长处的人，才懂得将别人的优点配合起来，发挥作用。荣智健懂得借助别人的长处，揉合为己用。他善于抓住容易擦肩而过的机会，更能未雨绸缪，预见未来，凭借自己的智慧个性和聪明才干，在香港掘得了第一桶金。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营活动相对自由，成了一些企业家，资本家投资冒险的理想场所，也是他们的乐园。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商业才子，荣智健决定来到香港，就是要借助香港的自由贸易、经营方式和经济政策，实现他的从商抱负。
荣智健刚到香港不久，堂弟荣智谦便建议，“健兄，你在内地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是不是考虑先到国外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荣智健毫不犹豫地答道：“谦弟，你看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原先学的东西多已荒废，英文又蹩脚，还去读什么书?兴许还能做点生意。”
荣智谦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很多人希望进大学镀金，拿张文凭以提高身价。而荣智健认为，文凭与学问高低不能混为一谈。有的人念了很多年的书，挣得一张文凭，却高分低能，虽满腹经纶，却做不出什么事情。相反，有些人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却无师自通，勤学苦读，自学成才。在美国和加拿大，八九成的创业人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那些拥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顶多只是打工罢了。
他的另一个堂弟荣智鑫很赞同荣智健的观点，他说：“既然健兄有意从商，那咱兄弟几个一起干好了。依我看，健弟和四叔一样，有经商的天赋。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一诸葛亮，何况咱们是雄心勃勃的青年，只要我们兄弟几个联手来干，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就这样，荣智健加入了堂兄们的行列。
说做就做，为了筹足办厂的资本，三兄弟商议，大家人股合伙。荣智健启用了父亲1949年前在香港留下的九龙纱厂、南洋纱厂等三十多年没有动用过的股息和分红。
当时的情况非常好，在1973年至1978年间，香港的电子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年递增率为23％，而整个香港的制造业总值的递增率为16％。根据香港政府1978年对香港工业生产的调查，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增值的12％，应该说，电子工业在香港是一个颇具发展势头的新兴行业。而荣智健和荣智鑫二人都是学电子专业，荣智鑫还在美国电子厂任过工程师的职位，懂技术，了解市场。因此，他们一致同意开办电子厂。三兄弟各筹集三分之一股份，于1978年正式在新界大埔合伙开办了一家电子厂——爱卡(ELCAP)电子厂。最初产品包括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后来转向以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储器为主。
当时购买原料的成本很高，为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在荣智健的提议下，厂里再投资兴建了一条生产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以减少过于对外国进口电子元件的依赖。
香港的电子产品主要是出口，根据统计，1980年香港电子产品的出口总额为89亿港元，占香港出口总额的13％。1980年美国购买了香港电子产品出口总额的42％，达3．7亿港元；其次是西德11％和英国8％。荣智健兄弟开办的爱卡厂的效益在1980年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的产品大量远销美国，由于信誉高，产品质量好，1980年在美国拿回的订单比1979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广阔。
荣智健独具慧眼，他把他所得的利润再一次投入生产，追加资本达爱卡总资本的三分之一。他个人的资本投入占整个爱卡资本的三分之二，换句话说，爱卡电子厂的主要股权集中在荣智健手里。这样，荣智健自然升为爱卡的总经理，真正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荣智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认为，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是香港所需的计算机元件和数据处理设备的主要供应者，其他电子元件和最终产品则主要从日本进口。而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也会逐渐成为美国的电子产品的供应者。随着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逐渐形成了依赖出口的外向经济。如果香港制造商继续依靠从这些国家进口电子元件，那么香港电子产品的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荣智健预见了这一潜在的竞争威胁，为了战胜这一系列的挑战，荣智健认为，关键还是要从技术上下工夫。
鉴于将来的挑战，荣智健首先对爱卡生产的产品种类作了重大的结构调整，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缩减了一些无线电收音机和其他一些低技术的不具竞争实力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电脑的普及率在逐步上升，尤其是微型电脑。荣智健看到了电脑产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当机立断，对爱卡厂生产的各类电子元器件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提出了以生产电脑配件为主的生产方向，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储器被列为厂里的主要生产品种。当时爱卡生产的电脑配件主要还是依赖于美国、日本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从生产集成电路板，拓展到电脑记忆系统，包括磁芯和平面等配件，以供各种大型、小型、微型电脑的生产使用。
就市场而言，香港电脑用户每年平均约增25％，银行、行政各部门的电脑使用更为普及，纺织业、农业等行业所需电脑也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中国随着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对电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电脑运用日益广泛，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这些因素都有力地推动了爱卡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利润的迅速增长。荣智健经营的爱卡厂生意蒸蒸日上，荣智健本人也进入了他经营电子生产的黄金季节，他为自己能够选择电子行业而自豪。
20世纪80年代后，香港电子工业发展更加迅速，对集成电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设立了经济特区。荣智健敏锐地意识到，与内地合作是促进爱卡发展的新思路。
由于荣智健对内地的市场非常了解，他开始把视线转向了与内地经贸往来的巨大市场上。他首先向内地出口一些电子器件和元件，特别是一些电子日用品，如电子钟、电子表、收音机等产品。在内地，这些电子产品成为畅销产品，广大的消费者从前从未见过该类价廉物美的电子日用品。因此，销售十分旺盛。另一方面，我国把电子工业作为了优先发展的一个领域，内地电子厂商积极寻求与香港电子厂商的业务合作。同家也积极倡导两地电子业的交流与发展，希望利用香港现有的技术基础，和它与同际上广泛的技术和贸易联系，引进外贸和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电子生产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正是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荣智健加强了与内地电子厂家的业务合作。
荣智健认为，内地在向香港电子工业提供元件、零件和原料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当时，国内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电子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粗具规模。荣智健在投资上、技术上与上海等地的电子厂家建立了业务合作，由单
纯的出口销售电子产品而发展成长期投资、共同开发的道路。这种合作方式，减少了产品成本，同时减轻了对外国零件、原料的依赖。
事情都是两面的，虽然香港的电脑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是，电脑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地价和工资上涨及通货膨胀导致了电子产品成本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也在下降，产品的销售日益困难。
尽管荣智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也看到了香港电子市场发展前景的潜在危机。然而，爱卡的成功，被国外不少同行看好，他们为了拥有对爱卡的控制权争相收购。荣智健认为机会来了，1982年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美国的Fitclc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电子工厂。在这次出售中他个人得到720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与港元的汇率折算，荣智健获得了5600多万港元。这一收益是他当年100万港元投资的52倍之多，获利远远超过了股票收益，在香港，荣智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掘得了第一桶金。
荣智健经营爱卡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他不断追求的理念驱使他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敢作敢为，以小博大
荣智健从香港来到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又决定放弃美国，重新杀回香港，大展身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浪潮。作为一个平常而又有着非凡成就与不寻常经历的人，荣智健的身上集中了他的个人魅力、豪爽慷慨、敢作敢为、机智谋略的个性。
1982年，荣智健大胆与美国厂商合资经营，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
荣智健说：“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19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这家公司10年间获得43亿港元，荣智健乘机出售自己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收回3．7亿港元的雄厚资金，淘到了第二桶金，从而为其进一步发达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荣智健来到美国整日奔波，获取信息。几经努力，荣智健从美国IBM公司中挖走了原本在那儿工作的几位高级工程师，并提出一个条件与他们合作，在美国开办一家软件设计公司。结果，两位工程师欣然接受，最终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该公司简称为CADI。新公司成立便有了明确的分工。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由两位电脑软件专家负责。荣智建本人具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从事产品的市场营销工作。在资金运作方面，最初投资约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投资120万美元。
荣智健的加州CADI公司开发的产品主要有：设计中方案的拟定、机构的优化、几何的分析、强度的校核、图纸的绘制、技术文件的管理、产品的模拟与试验等一系列机械制造中的设计应用软件。
尽管美国是电脑的故乡，但是CAD技术的开发研制起步却比较晚，当时CAD技术大多还是依附于大型计算机公司，而专门从事于电脑辅助设计的公司却是从荣智健的这家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开始的。正因为如此荣智健占据了先机，在电脑CAD技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荣智健的足迹。
荣智健的公司发展非常顺利，仅一年的时间，它的发展前景已引起了美国一家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aphics公司的关注，并表示有兴趣投资荣智健的自动设计公司。经过双方不断地协商，最终，荣智健同意Mentor Gaphics公司收购自动设计公司28％的股份。
1984年两家公司合并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票刚一上市，就一路飚升，比刚一上市时翻了40倍。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时荣智健突然决定把他名下的加州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的股份卖掉，套回现金，准备在香港的其他行业进行新投资。这次，他的个人所得4800万美元，折合港元3．74亿元，这是他掘得的第三桶金。同时，加上出售爱卡时所得的5000多万港元，荣智健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4亿港元。
荣智健回到香港后，将自己经营的所有公司卖掉，于1987年2月，就任中信企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大手笔运作。
荣智健是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在香港的几年中，对香港的公司已经基本上心中有数，早就看好国泰航空公司，认为这是一家极有潜质、效益很高的企业。因此，刚刚上任，他就排除各方面的阻力，力主收购国泰股份。
最后，在国务院8亿港元的支持下，香港中信以13亿元购入国泰航空12．5％的股份。
早在香港中信收购国泰前，也就是1985年，由包玉刚领衔成立的港龙航空公司，是香港历史上首家华资航空公司。港龙的出现，对国泰是一大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中信收购国泰股份，有人认为对刚刚起步的港龙航空十分不利。荣智健说，港龙当时的业务停滞不前，遇到很多困难，与他们加入国泰无关。他的计划是，先收购国泰，等实力增强了，再收购港龙。后来，香港中信果然购入港龙38．3％的股份，后又增加到46．14％，并借助国泰部分人才前去协助管理，使港龙也得以复苏发展。
英国大东电报局控股的香港电讯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一个大型公司，它拥有香港本地和国际电话的专利权。
随着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的临近，英国大东电报局从长计议，决定出让香港电讯公司部分股权。英国大东电报局经过一番比较选择，找到荣智健，请求中信香港集团出面收购香港电讯公司部分股权。这个消息对于中信香港集团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收购香港电讯公司20％的股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注入100亿港元。
100亿港元在1989年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北京有顾虑：一是认为不太成熟；二是考虑到融资数目太大。然而，荣智健不轻言放弃，他看准的事情一定要争取成功。荣智健提出：“只要北京总部同意我们收购，这就足矣。至于资金，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在荣智健的积极筹划下，1990年2月14日，中信香港集团超额完成了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份的融资安排，其中包括54亿港元的银行贷款；2．24亿万美元的零息债券；发行了10亿港元的五年期香港电讯认股权证；再加上自身内部的20亿资金，总共融资101．5亿港元。在参加融资的十几家银行中，没有一家是中资的。
1993年好消息传来，香港电讯股票猛涨，从收购时的每股4．7元涨到每股10．2元。中信香港集团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权的巨大成功，震动了香港，被传媒誉为“蛇吞象”；英国著名杂志《世界金融》将此次收购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荣智健顺利收购了香港电讯公司20％的股份后，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又一举收购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泰富发展有限公司。
1996年，中信泰富总市值近1000亿港元，名列香港最大上市公司第10位，荣智健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并任董事会主席。荣智健收购泰富后，适时地把握住了良机，一举成功地收购了恒昌实业。
当时，荣智健的财力不能吞并恒昌实业，于是他会同李嘉诚、郭鹤年等众富豪商议成立收购恒昌的旗舰CREM公司。该公司的9名股东分别是：中信泰富36％、李嘉诚19％、郑裕彤18％、百富勤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7％、荣智健个人6％、何厚销兄弟4％、洗为坚1％、冯景植遗孀冯梁宝琛1％。
对于他个人持有的6％(大约值4．5亿港元)恒昌股份，荣智健坦率表示：“我这人一向公私分明，当初收购国泰、港龙及香港电讯股份时，我个人一股也没有。如今，我已协助香港中信把资产从2．5亿万元增加到250亿港元，整整增加到原来的是100倍，你总不能要我不投资?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但是，我有一条界线：应该是国家的钱，一定属于国家，我一分钱也不会去赚；我赚的，肯定是我应该得的部分。”公私分明，坦荡磊落，豪爽痛快，是荣智健典型的个性特征。
在取得了辉煌成就后，荣智健说，搞市场经济不能乱来，中信香港集团从收购国泰、港龙航空股份，到参股香港东区第二条海底隧道，从收购香港电讯、泰富到中信泰富全面收购恒昌企业，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分析研究、充分准备、看准时机之后才下手的。
正是在这种稳健经营的方针指导下，中信香港集团从1987年不到3亿港元的资金，迅速发展到1993年拥有200亿港元，1994年猛增至500亿港元的资产。对此，香港舆论评价说：“近几年中信在香港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而这些辉煌业绩的取得，与荣智健敢作敢为的个性是分不开的，他用自己的心血铸就了巨大的财富。
2001年11月15日《福布斯》公布了全球富翁排行榜，中国内地只有荣智健一人上榜，成为世界瞩目的大企业家，他为荣氏家族的传奇书写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