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植源于两种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种力量相互扭合，造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在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代表性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既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表现和结果，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
关键词：社会实践；结构巨变；转型；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0－0109－07
作者简介：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 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北京100872)
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不可抑制地兴起。
古典时代旧式现代性和现时代新型现代性的不同，植源于这里提出的“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
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①。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我们把这种新视角相应地称之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其一，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探查和追踪这一历史进程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稳定性变化；其二，通过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把握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这类变动往往显隐不定却能引发较大的社会震荡。把这两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二维视野下的双侧分析”。这二维视野、双侧分析在研究中各有特点：前一维度以宏大的历史感，过滤掉了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偶然性的、局部性的和个人的故事，以此来展现贯穿现代性之中的大时段和总体性趋势，着意把握住其中最坚韧不替的“顽强逻辑”。后一维度则更具有近距离的观察力，尤其是聚焦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透视和分析，来解释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较为近期的事件和困扰，更倾向于对具体社会政策和对策的讨论。这种二维视野也体现了我们一贯的主张：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要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既要立足本上又要超越本土，我们从不赞成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的两个极端，即主张纯粹本国经验的国粹主义和主张一切照搬的全盘西化。
下面所述的八种代表性趋势，都包含着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
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
这种状况对整个社会活动过程的影响是多重性的。譬如，个人间(以及群体间，个人与群体间)的即时性沟通越来越成为常态，形成了一种“去中介化”过程，各种事件瞬间涌到，同时在一个抽象点上形成聚集和交错，传统上运用时序间隔与地缘空间对实践过程进行自然的调节和磨合往往因此失去了可能。经济活动的性质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需求，导致社会劳动体系和组织模式更快地与传统脱离开来，这又使得目前劳资关系的紧张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继续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大范围扩展，除了媒体、教育、文化和艺术领域，还对更多的服务业如健康、医疗、金融、交通、娱乐、广告等部门形成渗透，并涉及了家政、法律、就业、心理、情感、婚姻，以及个人信用、理财和投资等。特别是信息技术在社会消费领域取得的突破，规模化的信息消费越来越对市场和需求的升级形成推动，也加剧了社会生活、精神领域和价值系统的变动和不稳定。
从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人的社会事件，而这一过程往往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
现代性的现时阶段与古典阶段的显著区别之一，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出现的巨变。古典现代性是集体化和组织化的发展过程，是以大型集体和大型组织来锻造历史的时期。随着现代性的继续推进，社会生产体系、产业结构、劳动体制、资本运作也随之发生改造和转型，以往的集体和组织出现了大范围的解体和重组，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
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认为的，这种变化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于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与此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①。
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近10年来也一直在持续。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组织和单位制的转型集中了大量研究。然而，直到较近时期，对这—过程中的“去集体化”、“去组织化”趋势才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关注②。有关研究显示，由于单位制度的转型，其对社会劳动力的吸纳功能大大下降。例如国有单位的职工，在1978年改革之初占全部职工总数的78．4％，到2002年时，其职工占全部职工总数已下降到65．6％。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最多时曾占职工总数的27．0％，到2002年时仅占全部职工总数的10．1％③。在此过程中，单位(特别是企业)因效益滑坡或破产，其对职工的保障功能也逐渐丧失。因此，“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成为了我国多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以城市贫困问题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减员增效”政策的实施，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陷于困境。中国城市贫困人群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至门前，全国城市低保对象已经超过2000万人④。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处于无组织或弱组织状态，同时，由于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影响甚至排斥，大批失地农民丧失了生活依托，与其他原因而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一起汇成了一个边缘群体，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们都是“漂泊一族”，居无定所、身份低微，只能从事非技术性、低收入的工作，甚至以非法活动谋生。还有其他多种社会问题也与“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伴随着重工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的转型，原有的企业和组织发生解体，在老工业基地形成了大范围的废弃区，以及大量的失业人员引发贫困、疾病、犯罪等社会问题。
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推助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子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
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因多种因素(市场供求、产业结构、技术要求、政策倾向以及地理空间等等)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因而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由此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
更重要的现象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在高新技术，金融、智力和信息服务等行业，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数码和网络技术的高级白领人员，处在提供利润价值的高端，通常地位稳定、待遇优厚；在下游的产业部门，非技术性岗位从事简单熟练性工作的工人，则处在低效益、低利润的边缘部门，是可替代性高、工作经常变动的临时就业者。由此出现了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
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重型化的工业制造业向轻型化的信息服务业转型，现代性早期那种集中大规模人力进行集体作业的劳动景观已不复存在，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了一种基本趋向，这种体系性变化对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如果真如有的学者所比喻的那样，现代性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淘汰赛，那么应当注意到，那些最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往往是从事有形劳动的成员和群体。事实上，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出局不仅是必然的，甚至是永久的。
在我国，这一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于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这些行业对于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从业群体及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①。这些群体和人员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因为，这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的被动处境。所以，以往在我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蓝领工人和农民等阶层，现在却普遍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况，从根本上说，显然不是某种政治的、政策的和制度的安排所导致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方形劳动本身社会地位的变化对社会分化形成的一种传导效应，这种效应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够使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缓解，反之，则会使这类矛盾进一步恶化。从目前情况看，上述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社会流动、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其弱势地位在不断地被固化，从而进一步从主流社会中被分离出去。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自上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解除管制，在世界范围，以往以实业为主体的实体性经济迅速向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性经济演变，不断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据估计，20世纪末，国际金融交易仅有2％同生产、贸易等直接投资有关，其余部分均在自我循环，进行钱生钱的游戏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口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就是说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国际贸易上①。这表明，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了对世界性的资金流动的一种绝对主控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
正在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继续膨胀。
这种趋势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弱化，因为，其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为凸显和普遍化，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已经走向了一种极端，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子有形转移的限制，因而也规避了社会机构的制度化管理，调节、约束和监控，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为失控，从而使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变为事实。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
在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看来，现代性是一个自我生长和成熟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也在老化”，风险社会的出现就从一个方面表现了现代性和工业化的这种“老化”②。如果将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概括地说，在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在后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重心则转移到了对于风险的分配。
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西方现代性的古典阶段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也是以实体性生产和制造业为主导的社会，在其古典阶段上，由于生产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资源的匮乏，是否能够公正地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上，社会提供生产剩余的能力与合理分配这部分剩余的能力，或者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怎样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样使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块蛋糕，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社会公正的问题。而在后古典阶段，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普遍富裕，更加注重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加关注对自我生命和财富的保护、防御意外后果、规避社会风险。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知识和行动越来越进入到未知领域，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风险领域之中。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后古典阶段最为集中的问题是社会风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安全问题。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③
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这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我国社会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对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以及制定对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们主要倾向于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视为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一种调节手段，作为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现状的一种应对方式。显然，这就大大局限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内涵和功能。
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将进一步探讨。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
现代性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进程，即神圣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神圣与世俗的置换替补”。随着神圣事物所具有的崇高魅力不断被破解，它们也失去了神圣的地位，出让了自己一向占据的圣坛。与此同时，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显示出了重大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一些世俗事物在不断填补失去旧神圣后出现的空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种价值替代和重建神圣趋势的发展，对人们的主观心理和日常行为都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以来，市场化经济体系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各个社会领域越来越具有核心地位。同时，在国家发挥对现代化的推动和主导作用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系统对社会的制度化管理和控制能力也大大增强。因此，相对于市场化经济和国家行政这两大系统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渗透趋强，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明显滞后，导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建塑功能严重萎缩。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这种失衡，使得对神圣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导致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在社会合作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人们的价值系统与生活情境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对于特定现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带有明显的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所以，当前的、局部的、直接的利益需要，以及对于支出、成本、代价和效益、利润、收益、回报的关注，常常压倒了对于伦理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以及未来愿景的兴趣。这种价值系统的倾斜突出地表现在：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压力下，如果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实用、道德与功利、未来可能与当下兑现的追求面对分裂和对峙，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在价值轨道上的运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关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这两者的整合与平衡涉及到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难题与危机”①。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
1．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一个突出现象是，劳动向游戏领域的转移日趋明显，劳动在许多方面被游戏化和娱乐化了，反之，游戏和娱乐却成为了劳动过程，带有了劳动的严肃意味。在有形劳动的传统价值不断受到贬斥的同时，娱乐性劳动反而成为了社会身份和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资源。这类错位现象增添了新的社会分化与隔离。
2．生活性状的变化。生活过程的流动变得愈加急促有力，可以持久停靠的港湾已越来越少，人们的生活策略出现了一种迹象：只要暂时，不求永久，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生活本身的结构性变化——在现实上，生活更像各个片段临时凑成的组合，它的每一笔得失平衡都要当下结算。
3．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在目标、期待和追求以及责任和义务方面也普遍短期化了，这对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形成了破坏性影响。即使是在家庭这样的个人首届群体中，命运相依、枯荣与共的力量也大大削弱了。普遍看来，社会关系的“弱结合”似乎比“强结合”更易得到维持。
4．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可以明显感受到，古典现代时期那种建构和型塑历史的伟大激情逐渐冷却了，不断从社会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领域中撤出。从消极的方面看，这似乎是一种衰败，从积极的方面看，它或许更加理性，孕育着复兴。因为这种转折可能促成对传统政治的改造，培育起对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都具有引导力的一种新型政治。
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的这些方面中，有一些是当代社会生活出现的最新动向，有一些尽管持续已久，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与古典时期完全不同的独有特征。然而，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形，这些力面显然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及其两个维度的代表性趋势。应当指出的是，自现代以来，社会实践越来越成为有意识的设计和规划过程，这种人为构建的努力深深融入了社会实践并铸成了其结构性特征，一种不同于古典现代性阶段的实践结构性特征。上述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而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
(责任编辑：许宏海 薛立勇)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注解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