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全面转型的最关键时刻。借社会学家的话讲，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速，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转型的起点、机遇、环境、发展态势不同，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平衡性，导致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和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新疆；社会问题
一、社会转型中的新疆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时期。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
从历史地理原因看，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
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少数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
从地理位置上看，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西南、西北边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阶段都远离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上的边缘性，增加了其与外界联系的困难性。这无疑给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带来根本性的困难。
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地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东部、中部、西部阶梯的最低一阶。
二、转型中新疆面临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地区性社会转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之间，中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从绝对值上还是相对值上，都有继续扩大趋势。
这说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东部与中西部本身的转型势不同，造成了最终势位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并存的局面并将促使了弱势地区更加弱势化的恶性循环并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新疆的农村贫困问题
贫困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有，而且发达国家也有。西部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是我国实现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
新疆是西部最大的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2％，南疆总人口的84％。贫困人口具有区域分布和少数民族成份高度集中的特点。因此，新疆在西部反贫困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反贫困的成败与否，关系着西部的发展乃至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10年初，新疆现有35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县（市）总数的40.2％；其中国家重点县32个，自治区重点县3个，有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3868个村，占行政村总数近40％。按照新疆确定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元），现有农村贫困人口25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24％。
新疆贫困人口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居住在交通不便、春旱缺水、风沙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四地州（即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州、阿克苏地区）为重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干旱荒漠贫困区和北疆天山、阿尔泰山为重点的高寒农牧贫困区两大片。
2004年末，30多个贫困县农村剩余贫困人口57.9万人中北疆地区1.9万人，占3.28％，南疆地区56.0万人，占96.72％，而和田、喀什、克州三地州剩余贫困人口就达54.8万人，占南疆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的97.86％。其中，南疆的和田地区28.1万人，占南疆地区51.28％，主要分布集中在墨玉县、和田县、洛浦县和于田四县。
喀什地区25.2万人，占45.99％，主要集中分布在叶城县、疏勒县、莎车县、英吉县、疏附5县。克州1.5万人，占2.73％，主要分布在阿克陶和阿图什两县（市）。而北疆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一些贫困乡、村内。新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极强的区域集中性特点。
从贫困人口的构成来看，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30多个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1.06％，北疆地区重点县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3.83％，南疆地区重点县中少数民族占96.85％，其中，和田地区占98.62％、喀什占95.33％、克州占94.50％。当然这也和当地的民族构成有关，南疆乡村人口中少数民族比重本身就高达99％以上。据贫困统计资料显示，新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高达96％，且贫困发生率达22％，贫困强度大，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极强的民族性特征。
（二）新疆城镇贫困问题
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被看作是农村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微不足道，大概为400万，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城市居民的调空并对其生活资源实行统一分配，当时的城市是“低工资，高就业”，因此，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过得好，除了传统“三无”对象以外，城市里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城市失业下岗问题日渐突出，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收入微薄，有些还不能按时发放，再加上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用等的大幅度上升，以及明显拉大的城市贫富差距，城市形成了一个“新贫困”阶层即城市弱势群体。
2007年新疆就业人员数744万人，居于全国26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10.8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3.8％，而实际失业人数还高于此数。大量下岗职工仅靠救济生活，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新产生的城市贫困群体。据新疆民政厅2006年10月公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全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245344户、617920人中，其中在“中心”下岗的职工就有20935人、离岗人员有19759人、失业人员有119166人、三无人员有38970人、其他人员有396609人。
新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居住在交通不便、春旱缺水、风沙盐碱严重、自然条件严酷、少数民族居住地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为重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干旱荒漠贫困地区和北疆天山、阿尔泰山为重点的高寒农牧贫困区两大片。从全疆范围来看，南疆四地州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多，在区域分布上高度集中，脱贫的难度大（2005年喀什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49227户、140210人，2006年喀什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5572人，和田地区2005年城镇贫困人口为2681户、56727人，2006年和田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2209人，克州2005年城镇贫困人口为9698户、23862人，2006年阿图什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2053人，2005年阿克苏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25627户、67899人），这种连片集中分布的贫困区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这种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分布不能用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天赋来解释，相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而言，自然条件对这种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贫困区域的变化轨迹看：贫困的变动频率将趋缓变慢，新疆贫困区域将进一步集中化、顽固化和持久化。
（三）新疆就业形势不能乐观
所谓就业，一般地说，就是把人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生产的过程。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是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从事为谋取报酬或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这里的活动不包括不计酬的家务服务或义务服务，以及不被认为是“生产性”有报酬的活动，如犯罪、赌博或卖淫等。
就业是相对于失业而言，所谓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一现象。
失业不仅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过高的失业率必然伴随较高的犯罪，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目前我区的就业困难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年龄人口居高不下，虽然目前而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地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
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加剧了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再次，知识失业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自1980年代末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以上的表可以看出，新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多数选择在中心城市的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就业，真正到县以下基层单位，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县市就业的数量少、学历相对较低。
基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各类经济组织数量较少，就业岗位有限，且收入水平与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缺乏足够的就业吸引力，即使就业也不很稳定，人才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一些来自南疆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不回南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疆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少。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及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更难。
目前，尽管大多数基层用人单位能够从党的民族政策和妇女政策出发，积极吸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但就业形势不能乐观。有一些单位为维护本单位、本部门狭窄的利益，以语言和民族等为借口不愿吸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依然存在。
（四）社会保障与政府作为
治理失业，从中长期看，重在职业教育和教育公平；从短近期看，重在社会保障，构建一道防护网，避免失业者的流离失所。这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实现最低程度的公平。所以，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进入政府视野的重要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文革中将社会保障了解为单位保障的做法，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维持不下去了。问题是这种过多从经济角度考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不仅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城市户籍人口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而且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这样的改革成果，与我国经济领域的迅速市场化很不相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的凸现，我区各级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新疆社会政治稳定，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劳动就业、医疗、养老、扶贫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社会政策由于针对于眼前，呈现出不平衡性、缺乏补偿性和配套性等特点。
对于不平衡性而言，尽管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也不太完善，而城乡之间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至尽，除了对城镇居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外，农牧民几乎得不到任何社会政策的保护，那么补偿性和配套性无法谈起。
从社会公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制定一定的社会保障政策保护农牧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城乡分治、一区两策”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五）新疆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正在公开化
从新疆经济发展规模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承载容量角度分析，新疆人口数量的压力并不逊于内地省区。新疆人口的数量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密集度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沙漠会议就提出了环境对人口的临界指标：干旱不宜超过7人/平方公里，半干旱地区不宜超过20人/平方公里。而新疆的人口密度现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2人，已接近临界指标。更何况虽然有16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荒漠化的土地，人类根本无法居住。
绿洲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8.89％。人类生产活动只能在有限的绿洲中进行。人口密度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南疆绿洲面积85875平方公里，绿洲人口密度达101人/平方公里，北疆绿洲面积61477平方公里，绿洲人口密度高达154/平方公里。人口稠密的部分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多达249人，相当于湖南、湖北等人口稠密省份的水平。
过密的人口使污染排放物大大增加，加重了脆弱绿洲的生态负荷，进一步削弱了生态能力。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压力。由于对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增长率举高不下。
“九五”以来，每年净增人口在30万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人口大县。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从1990～2000年10年间，新疆人口总增长率为26.98％，比全国人口增长率高15.32％；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4％，高出全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1.27％。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0％，而新疆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3。据数据统计部门进行了预测，新疆的人口将在今后的15年内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平均每年将增加34万人。
另外，由于新疆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产区，随着国家对新疆能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必然会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来疆定居，其中高层次的管理技术人才的流入将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大批劳动力人口的流入，则加大了新疆的就业压力，过快的人口增长与绿洲承载容量的矛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三、社会问题与新疆社会政治稳定
社会问题不同于个人问题。个人问题只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困难和挫折，只涉及个人和个人直接生活的环境。而社会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局部环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和众多社会成员。
简而言之，社会问题就是因某些社会因素在运行过程中与整个社会系统发生脱节和失调，影响了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阻碍了社会进步，需要依靠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当前新疆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区域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滞后、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安全事件增多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转型背景、体制转轨背景和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
许多社会问题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包袱”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它们会一直纠缠着我们。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规范的混乱，整个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范”现象，从而诱发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其次，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的德体制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社会冲突的加剧。例如，少数人为改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产生了埋怨政府和不满情绪，如城乡二元格局所引起的农牧民区域化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和少数城市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弱势化等。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和资源相对丰富二者重叠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使陷入了“贫困→低收入→犯罪→破坏生态环境→投资引资不足→失业→人才流失→低生产率→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个社会问题可能导致另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失业可能导致贫困，贫困可能导致犯罪，犯罪可能导致埋怨政府和社会等恶性心里状态，恶性心里状态可能导致涉及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再加上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勾结达到极致，不断在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地或边疆地区制造爆炸、暗杀、纵火、投毒、打砸抢、骚乱事件，甚至还不断制造暴力恐怖案件和游行闹事事件。比如，在新疆发生多起动乱事件和上百起暴力恐怖案件。“有198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5·19”打砸自治区党委事件，1990年在南疆阿克陶县发生的“4·5”巴仁乡武装暴乱事件，1992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定时炸弹系列爆炸案，1993年在喀什、和田地区发生的“6·17”系列爆炸案，1994年在阿克苏地区发生的“7·18”系列爆炸案，1995年在和田市发生的“7·7”打砸地委、行署、公安处的骚乱事件，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杀事件（简称“7·5事件”）”。这些社会安全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我国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损伤了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新疆所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安全事件，虽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但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给社会安全事件提供庇护：
1．新疆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它们利用民族感情，披着宗教外衣，伺机借口“汉族迁来新疆太多”，“抢走了当地少数民族饭碗”，“而少数民族缺吃缺衣，十分贫穷，饥寒交迫”，进而煽动不满情绪制造事端，例如20世纪60年代“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就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利用并扩大我国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贫穷贫苦和暂时困难，大肆造谣并煽动不明真相的公民6万多人外逃原苏联中亚各国。
这个事件外因是主要的，但利用了“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成为主要内因之一，是一起重大的影响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严重政治事件。又如，1990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的政治骚乱，也是借口“少数民族老百姓贫穷吃不饱，穿不暖”而发动的动乱，约有几千穆斯林群众抱经文宣誓，扬言要用“宗教压倒马克思主义”、“要推翻共产党”、“要民族独立”。
2．境内外敌对势力盘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利
用“贫困和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弱势化”作掩护发展反动组织，策划动乱，大肆进行各种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破坏犯罪活动。例如和田地区皮山县科克铁热克乡是新疆尤其是和田地区社情敌情最为复杂的一个乡镇，1994年在该乡破获了全疆文革后的第一个民族分裂组织即“东突耳其斯坦共和国”，20世纪90年代至尽在全疆历次发生的爆炸案、打砸抢政治骚乱事件等，都有这个乡的人员参加，而且多是骨干分子。所以，从1997年至2002年五年被列为和田地区皮山县的集中整治的重点乡镇。
这里的乡镇不但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十分猖狂，从未间断过，而且成为“新疆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分子的庇护所”，整顿中发现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分裂组织并犯有各种刑事犯罪的破坏活动。
究其原因之一，仍然同这个乡镇是一个国定贫困乡有关系，这个乡镇总面积3410多平方公里，人均耕地仅1.5亩，有26个自然行政村，3.1759万人，2005年底贫困户19365户，83808人，全乡人均收入565元，而年均收入620元以下。
3．利用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夸
大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大肆攻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进行民族分裂和非法的宗教活动，进而破坏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影响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4.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特点及其制约因素，夸大脱贫致富的种种困难，诸如穷山僻壤难开发，自然资源复杂难脱贫，生存条件脆弱难生存，人穷志短则思变，基础设施差而无办法等等。
当然从新疆贫困地区致贫的外部环境来看，这些困难确实是综合制约因素，必然会对一各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居住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其人文环境产生综合负效应，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成为不安定因素。总之，敌对势力是综合利用“贫困”作文章来进行破坏活动的。
四、结语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文化差距不断扩大的地区，往往是民族矛盾突出、突发事件频繁、社会不稳定的地区。
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坚持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国长期稳定的迫切需要，更是关系实现国家富强和全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现实问题。
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国家必须采取各项措施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从而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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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筑光等．新疆民族关系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项目基金：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点启动资金资助项目。